假如乾隆遇見華盛頓

乾隆和華盛頓，兩個同在1799年去世的人身上的現代性實在相差太大。大而言之，這也就是兩個國家的現代性。如果我陡然這麼一說，你一定會犯嘀咕。乾隆與華盛頓，他們怎麼可能碰到一起呢?

　　這不是一個與穿越地域有關的問題。乾隆與華盛頓是同時代人，而且都是在1799年去世的，乾隆死在年頭，華盛頓死在年尾。

17世紀中期以後，正好是英國經歷了產業革命的全過程。與此同時，政治文明的進步同樣迅猛，西方各國人民通過立憲制和代議制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了法律的籠子裡。

　　與西方相比，東方的情景則恰成對比。清代的皇權專制尤勝於明代，以軍機處取代內閣，將一國政事全然包攬在皇室之內，皇家私權壓抑行政公權，無復於此。

　　對於社會精英，清代初期的政策是全面壓制。清廷就下令在全國的府學、縣學都樹立一塊臥碑，上面銘刻三大禁令：第一，生員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結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違犯三令者，殺無赦。

　　而這三條，恰好是現代人所要爭取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興文字獄，使得天下文人戰戰兢兢，無所適從。

1799年，就在世紀交替的前夜，88歲的乾隆在紫禁城養心殿安詳駕崩了。乾隆留給兒子嘉慶兩個重要的“遺產”：一是百年康乾盛世的巨大光環，二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大貪官、也是當時的全球首富和珅，他的財產竟相當於朝廷十多年的國庫收入。

　　在地球的另一端，喬治•華盛頓去世的時候，留下的是另外一份遺產。他領導了一場獨立戰爭，讓北美地區擺脫英國統治，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他本有機會做一個皇帝，至少是終身制的獨裁者。可是，他卻選擇當一個民主選舉出來的總統，並在兩屆任期結束後，自願放棄權力不再續任。

　　在1799年，乾隆的名聲、權力和財富都遠遠大於喬治•華盛頓。可是，隨著時間的推演，不同的遺產讓他們在歷史的天平上獲得了新的評價。

　　如果乾隆與華盛頓真的見面了，我估計他們也沒有什麼可以談的。如果談三權分立，他們會打起來；如果談文字獄，他們會打得更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