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乾隆遇見華盛頓
乾隆和華盛頓,兩個同在1799年去世的人身上的現代性實在相差太大。大而言之,這也就是兩個國家的現代性。如果我陡然這麼一說,你一定會犯嘀咕。乾隆與華盛頓,他們怎麼可能碰到一起呢?
這不是一個與穿越地域有關的問題。乾隆與華盛頓是同時代人,而且都是在1799年去世的,乾隆死在年頭,華盛頓死在年尾。
17世紀中期以後,正好是英國經歷了產業革命的全過程。與此同時,政治文明的進步同樣迅猛,西方各國人民通過立憲制和代議制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了法律的籠子裡。
與西方相比,東方的情景則恰成對比。清代的皇權專制尤勝於明代,以軍機處取代內閣,將一國政事全然包攬在皇室之內,皇家私權壓抑行政公權,無復於此。
對於社會精英,清代初期的政策是全面壓制。清廷就下令在全國的府學、縣學都樹立一塊臥碑,上面銘刻三大禁令:第一,生員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結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違犯三令者,殺無赦。
而這三條,恰好是現代人所要爭取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興文字獄,使得天下文人戰戰兢兢,無所適從。
1799年,就在世紀交替的前夜,88歲的乾隆在紫禁城養心殿安詳駕崩了。乾隆留給兒子嘉慶兩個重要的“遺產”:一是百年康乾盛世的巨大光環,二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大貪官、也是當時的全球首富和珅,他的財產竟相當於朝廷十多年的國庫收入。
在地球的另一端,喬治•華盛頓去世的時候,留下的是另外一份遺產。他領導了一場獨立戰爭,讓北美地區擺脫英國統治,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他本有機會做一個皇帝,至少是終身制的獨裁者。可是,他卻選擇當一個民主選舉出來的總統,並在兩屆任期結束後,自願放棄權力不再續任。
在1799年,乾隆的名聲、權力和財富都遠遠大於喬治•華盛頓。可是,隨著時間的推演,不同的遺產讓他們在歷史的天平上獲得了新的評價。
如果乾隆與華盛頓真的見面了,我估計他們也沒有什麼可以談的。如果談三權分立,他們會打起來;如果談文字獄,他們會打得更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