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在轉型中找尋經濟持續增長新路子

“今年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這是今年中國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部署全年重點工作的開篇之語。當前，在內地深層次矛盾凸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國經濟既已行至一個伴隨陣痛的改革坡，也正面臨一個充滿希望的轉型坎。遲福林先生是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這位聚焦改革30多年的經濟學家常被業界稱為“遲改革”、“遲轉型”，但他卻說“改革不能遲，轉型也遲不得”。邁入“十三五”，中國經濟究竟如何“改”，又該怎樣實現“轉”？帶著這些問題，本刊記者在3月全國“兩會”期間對遲福林進行了獨家專訪。

今年6.5%-7%的GDP增長預期有望實現

記者：2015年中國在極為複雜嚴峻的內外環境下，最終取得了國內生產總值6.9%的增長，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又為全年經濟劃定了6.5%至7%的增長目標。面對目前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的情況下，您認為這個目標是否能夠順利實現？實現過程中面臨的挑戰有哪些？

遲福林：這次政府工作報告把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定在6.5%至7%的增長區間內，我認為是有條件實現的。首先，這個目標是政府在綜合各方面情況後制定的，說明我們肯定有實現它的現實基礎。其次，6.5%至7%的增長，這和以往的數字相比發生了一些變化，這就給中國經濟調結構、轉方式預留出了一些空間。

當然，2016年我們要實現6.5%至7%的經濟增長目標還是面臨著很大的挑戰，我認為挑戰主要在於依靠結構性改革化解結構性矛盾，以及宏觀調控兩個方面。一是要看我們能不能在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矛盾方面取得重要進展，這尤其取決於當面臨實體經濟發展困難的前提下，我們能否在抓住優勢、突出優勢的過程中化解產能過剩這樣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二是取決於我們的宏觀調控能不能夠既積極穩妥到位，又不給中長期發展埋下重大隱患，所以宏觀調控應當及時、到位且科學。如果這兩方面調節做得好，我相信我們完全有可能實現6.5%至7%的增長預期。

記者：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今年擬安排財政赤字2.18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比去年增加5,600億元，赤字率提高到3%。您如何看待中國財政赤字率和政府負債率，這樣安排是否可行和安全？

遲福林：我認為應當全面看待這個問題。首先，中國政府的財政赤字率還是有空間的，所以適當提高赤字率依然符合我國基本情況。其次，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以提高財政赤字率為一些重要措施，來發揮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對緩解經濟下行壓力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再者，關鍵是要把充分發揮積極財政政策這件事情操作好，要讓財政投資、財政刺激這些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整個宏觀經濟穩定中起到應起的作用，以此來緩解經濟下行壓力。

準確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個關係

記者：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今年乃至“十三五”時期中國的改革重點工作之一。現在社會上對於供給側改革的主要內容有很多不同的解讀，其中有一種觀點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內容包括要去產能、去庫存和去槓桿化，請問您如何解讀這個觀點？

遲福林：我們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問題導向的改革策略。至於問題導向在哪裡？當前中國一個主要問題是總供給和總需求存在突出矛盾，也就是需求和供給不相適應。比如說，有需求沒供給或者有需求缺少供給；老百姓的消費需求，特別是服務性消費需求逐步增加，而在服務性產品結構和供給等相關制度保障和安排上嚴重缺失等等這些突出矛盾。因此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要以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來解決總需求的問題，以增強經濟活力。所以我的理解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結構性調整為重點、以制度創新為關鍵、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目標，這樣一個從供給側出發的結構性改革。

要更深入地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就不能把它僅僅理解為產業、產品供給方面的問題，雖然從表面上看是在談供給，但更深層次的是結構問題和制度供給問題。所以，首先解決產能過剩、庫存等矛盾，是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突出問題，但是從中長期看，要實現整個中國經濟的轉型，則既需解決影響經濟轉型升級的短期突出矛盾，又要解決中長期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因此，要全面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處理好短期和中長期、速度和結構、政策安排和制度創新這三個關係，如此才能準確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內涵。總而言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整個改革新階段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這裡面最重要的是要以結構性改革來破解結構性矛盾，而核心問題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真正讓市場在政府的推動下變得更有活力、發揮更大的作用。

四處結構性改革釋放未來經濟增長潛力

記者：中國已經正式步入“十三五”，這五年間我們該如何破解這些經濟轉型過程中的結構性矛盾，從而進一步釋放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

遲福林：我認為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是多方面的，關鍵在於加快推進結構性改革，闖出一條以結構性改革化解結構性矛盾的新路子，具體來看就是要在四個方面突出發力。

一是以結構性改革推動產業結構變革。中國步入工業化中後期，市場資源配置的重點需由工業領域轉向服務業領域，也就是說現代服務業佔比應該達到60%以上，而去年我國這個數值剛創歷史新高也只有50.5%。所以，“十三五”期間中國的服務業需要至少年均增加1.2個百分點。雖然“十三五”規劃給它的預期目標是達到56%，但我估計會超過56%，達到58%，甚至是60%。這意味著中國基本能在“十三五”期間形成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這樣一個產業結構變革才能與我國工業化後期相適應，同時也能為引導企業轉型發展提供更廣泛的市場空間。

二是以結構性改革推動消費結構變革。現在中國的消費總規模大概30多萬億，“十三五”結束到2020年能達到50萬億。這關鍵還不在總量，而在於結構變化，即服務型消費在消費中的比例在逐步提升。現在城鎮居民服務型消費，包括健康、醫療和教育的佔比只有40%。我估計“十三五”期間，服務型消費佔比每年會提升兩個百分點。所以，到2020年城鎮居民的服務型消費支出將佔總消費支出的一半。可以說，消費結構升級，是我們的一個突出優勢。現在就是要把這個優勢發揮好，實現消費驅動經濟轉型的重大突破，還能為發展現代服務業、為更大的市場空間提供更多的市場需求。

三是以結構性改革推動城鎮化結構變革。“十三五”期間，中國將進入城鎮化發展的新階段，無論是在規模城鎮化還是人口城鎮化方面，都有巨大的提升空間。如果新型城鎮化在全面實施過程中有制度上有突破，人口城鎮化有明顯進程，不僅能為提升消費創造更大的市場空間，而且也為拉動投資提供了巨大空間。我粗略計算了一下，“十三五”期間如果規模城鎮化率能達到60%，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十三五”的預期目標是45%，我認為這個定低了，應該達到50%，會釋放多少巨大的發展潛力？就拿城鎮來說，至少有40萬億人民幣的投資潛力，加上消費就會有更大的帶動。

四是以結構性改革推動外貿結構變革。儘管目前進出口貿易在下降，但是以服務貿易為主的外包產業正處於一個轉型的關鍵期。去年我國進出口是負數，但是服務貿易卻增加了16%以上。2014年全球服務貿易佔對外貿易的比重是20.06%，而中國只有12.3%。我估計到2020年，中國的服務貿易佔對外貿易的比重將提升到20%。可以說在新的全球背景下，服務貿易的發展是大趨勢。如果中國的服務貿易能實現外貿轉型，將在推動中國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全球多邊、雙邊、區域性和全球性的貿易投資自由化的過程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會對改變現在的外貿狀態起到明顯作用。

總之，進一步挖掘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需要我們把短期和中長期結合起來。我們在短期解決經濟下行壓力的時候要注重因勢利導，把自己的優勢發揮出來，這樣我們就能夠在轉型中找尋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新路子。

“十三五”規劃有利香港發揮自身優勢

記者：香港與同為“亞洲四小龍”的韓國、新加坡相比，當前的發展似乎略顯遜色。您認為“十三五”時期，香港是否能迎來新的發展機遇？香港又該如何參與進來，與祖國實現共同發展？

遲福林：不難看出，國家的“十三五”發展規劃實際為發揮香港的優勢創造了非常多的條件，比如“十三五”時期是中國要基本形成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五年，而香港在服務業領域，無論人才、市場、技術等方面都有諸多優勢。所以，內地發展服務貿易會更突出香港在服務貿易中的優勢。而當內地在逐步開放服務業市場的同時，還提供出了巨大的市場空間，這就為香港進一步發揮自己的優勢創造了條件。

“十三五”規劃還將為增加和便利內地與香港的合作提供更多措施，這些舉措既有利於內地實現技術轉型創新，又有利於香港的繁榮穩定發展，比如在金融方面，“深港通”很快就會實現。

此外，內地正在加快“一帶一路”進程，香港也可以參與進來。香港多年來長期扮演幫助內地企業“走出去”的“橋樑”和“紐帶”角色，香港有更國際化的視野和標準，與東南亞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著緊密的合作關係。“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會有更多的內地企業“走出去”，香港可以在這方面發揮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