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競爭力緣何不敵新加坡

4月初，英國權威商業智庫Z/Yen 發布了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香港跌出了長期佔據的第三名位置，以2分之差被新加坡取代，倫敦和紐約繼續排在前兩位。稍早前（3月22日），博鰲論壇《亞洲競爭力2016年度報告》中，新加坡排名第一，香港位列第二。而在2013年，香港在這個排行榜上還居於首位，但現在已被新加坡連續趕超3年之久。作為“亞洲四小龍”裡兩個最富活力的經濟體，香港和新加坡的“雙城記”已然翻開了新的篇章。

“紐倫港”被“紐倫星”改寫

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經常被拿出來比較，首先源於它們之間有太多的相似之處。兩座城市都是由若干島嶼組成的彈丸之地，資源有限；皆是於19世紀上半葉開埠，都曾被英國殖民統治過；因早期有大批福建、廣東移民入住，使得社會以華人為主，直至今天通用中英雙語。

再來看一組最新統計數據。香港面積1,104平方公里，人口724萬，2014年GDP2,909億美元，人均GDP40,170美元。新加坡面積719平方公里，人口554萬，2014年GDP3,079億美元，人均GDP56,287美元。

可以看出，香港與新加坡在面積、人口比例方面相差無幾。從地理上看，兩地都是與大陸相對隔離的半島型城市。新加坡位居馬六甲海峽國際航道，是中國、日本、韓國至中東產油區以及歐洲的必經之路。而香港地處中國華南沿岸，在廣東省珠江口以東，長期是中國內地聯通世界的重要窗口。正是得益於這些相似且獨特的區位優勢，使得香港和新加坡的航運事業最先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繼而興盛起金融與貿易事業。半個多世紀以來，兩座城市的社會經濟制度和模式都極其相似，經濟迅猛齊飛，不僅雙雙列入“亞洲四小龍”之列，更紛紛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商貿中心。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在一系列經濟和社會指標的排名中，香港和新加坡均頻頻領先，排名難分伯仲。然而，變化正悄然而至。

新加坡於2010年經濟總量首次超過香港。緊接著，就是香港在越來越多的競爭榜上讓位給新加坡這個兄弟。甚至一直為港人津津樂道的“全球金融中心”，香港排位也被獅城擠出“前三甲”，就在今年，輝煌的“紐倫港”排名史被“紐倫星”改寫了。

兩座城市製造業發展南轅北轍

香港和新加坡在經濟起步之初都實行出口導向型戰略，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制造業對香港和新加坡的經濟騰飛都曾起到過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但近十多年來兩個城市的制造業發展卻南轅北轍。

正是自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後，新加坡開始施行全面的產業轉型，制造業很快從勞動密集型成功轉型為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製造者服務業也向智能型服務業實現有效轉化。製造業和服務業成為新加坡經濟增長的雙引擎，經濟產業的附加值不斷提升。

反觀香港，由於毗鄰祖國大陸，她的經濟發展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領先新加坡。又或許正是因為背靠祖國好乘涼，所以少了“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香港未能在關鍵時刻與新加坡、與世界發達經濟體實現同步轉型，致使如今經濟結構過度依賴服務業，而制造業嚴重空心化。

產業轉型的本質源於技術進步與創新，制造業的空心化丟失的是經濟生產的基石，科研創新的匱乏則可能失去整個經濟發展的未來。根據中金公司最新研究報告顯示，對比香港和新加坡，在研發強度、工業企業研發支出佔比、研發人員密度、獲得風投的資金量等一系列指標排名中，香港的得分都落後於新加坡。比如，香港的研發強度僅為0.7%，是新加坡的1/3。香港的研發主體嚴重依賴教育機構，企業參與研發工作的比例明顯不足，說明企業的創新動力匱乏。也正因為現在香港製造業佔比僅為1.4%，研發投入自然就少，如此就陷入了惡性循環，使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就更難了。

儘管新加坡制造業水平顯著高於香港，但新加坡政府並沒有自滿，一直堅持改革創新，明確提出將發展高新科技產業作為經濟轉型的方向和目標。僅以生物醫藥產業為例，新加坡從無到有僅僅花了10年時間，目前已經成為亞洲最具活力的生物醫藥中心之一。

“小政府、大社會”與“強政府、弱社會”

香港和新加坡，逐漸開始走出不同的發展道路，而經濟增長路徑的不同，歸根結底源於政治體制和行政主導模式的區別。

香港和新加坡最初都是英國殖民管治下的自由港，延續了英國的法治和自由思想體系。香港回歸後，實現了政權的和平交接，更多延續了自由主義傳統，日漸形成“小政府、大社會”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在政治方面，立法會議員黨派眾多，政見不一，反對派對特首施政形成掣肘。在經濟上，香港采取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依然充分倚賴市場的作用，政府對企業的股權控制幾乎沒有。香港的新聞媒體觀點十分多元化，部分報章政治化傾向嚴重，對政府施政缺少負責任的監督和建議，個別媒體更是基於意識形態立場，不斷挑動社會對立，為反對而反對，為攻擊而攻擊，只有破壞的負作用，而無建設性的正能量，極大干擾了香港發展。

相比之下，強勢政府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簡言之即“強政府、弱社會”的新權威主義模式。在過去近50年間，人民行動黨一直是新加坡的唯一執政黨，國會中的反對黨難以形成抗衡力量，這也使得行政當局的各種決策能夠及時獲得立法機構通過並迅速實施。對此，已故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曾做過解釋，新加坡是一個國土狹小、資源貧乏的小國，不能出現多黨政治，政府必須廉潔高效，否則難以在全球化的競爭時代生存。在經濟方面，新加坡可以說是傾全國之力開展投資，國有企業勢力強大，在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新加坡的國有企業效率也是其它國家的國企難以比擬的，甚至在許多領域與私營企業競爭也不落下風。在新聞監督方面，新加坡兩大傳媒集團均由政府控制，更多發出執政黨的聲音。

李光耀曾在《新加坡賴以發展的硬道理》一書中透露，新加坡走的是國家資本主義道路，而香港走的卻是個人資本主義道路。正是因為如此，新加坡在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過程中，能充分考慮國民感受，確保新加坡居民能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獲得更好的福利。香港則恰恰相反，個人資本主義發展下去則將成為壟斷資本主義，導致少數壟斷資本家控制著香港經濟，使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經濟喪失活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產，如今新加坡人實現了安居，而香港人仍在忍受蝸居的困苦。

香港“超級聯繫人”角色難以被替代

與全力奮進轉型的新加坡相比，香港競爭略顯乏力。而從香港自身來說，發展後勁不足也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前內地被西方封鎖隔絕的背景下，香港曾經長期扮演著“中國通向世界的橋梁，全球進入中國的跳板”這一角色，並且還是唯一。然而，隨著中國內地不斷對外擴大開放，貿易、金融開始逐步與世界直接接軌，香港傳統的“橋梁”角色和作用優勢日漸弱化。香港的對外經濟吸引力也在下降。而重要的是，香港引進來的大量投資並沒有直接推動本地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而是大部分最終經香港流入了內地。

其次，曾經創造了諸多“亞洲奇跡”的香港已然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曾經幾代年輕香港人的血汗拼搏史正遭遇無人續寫的困境。更雪上加霜的是，2015年聯合國報告稱香港的生育率排名全球倒數第一。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和過低的生育率將進一步削減香港的人口紅利，香港的未來該由誰撐起？

再者，由於早年在亞洲處處領頭，使得香港對內地和其它近鄰地區產生了一種盲目自信的優越感，再加上祖國多年的鼎力支持，也令香港缺乏憂患意識，令其失去了奮勇爭先的動力。大香港主義心態的抬頭，正是香港今日出現下滑走勢的思想基礎。所以，當新加坡、上海和深圳等城市崛起時，香港並未主動審視自身不足，反而陷入一系列內部的政治爭拗中，如此一來，又錯失了許多發展先機，恐將越落越後。

目前看來，香港在某些領域雖然明顯落後於新加坡，甚至落後於隔壁的深圳，但香港的比較優勢依然十分明顯。香港擁有“一國兩制”的政策資源，還有中國內地龐大的經濟腹地為後盾；儘管越來越多的內地城市變得“國際化”，但香港作為大中華經濟圈裡最成熟的國際化大都會，擁有最完善的法治、最高效的服務和最自由的金融市場，所以香港“超級聯繫人”的角色難以被替代。

（作者係國家部委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