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金融合作是關鍵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剛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更提出要研究制訂「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將為三地未來合作勾勒出更全面、統一的發展方向,我認為金融合作毫無疑問會是當中關鍵的一環。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已被提升至國家層面。圖為1月2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春節團拜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勉勵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13億中國人書寫偉大奮鬥的歷史新篇章

文|香港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陳家強

「粵港澳大灣區」可成為經濟發展引擎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以及廣東省的9個城市,是目前國家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的國民生產總值約1.3萬億美元,經濟增速高於全國平均增速;同時,灣區內的9個內地城市2015年的利用外資額約為256億美元,佔全國利用外資總額的五分之一,是國家對外貿易的重要門戶。這大概可以說明「粵港澳大灣區」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及其戰略意義。

談到灣區經濟,不少人會聯想到三藩市灣區、紐約大都會區或東京灣區等成功例子。好像三藩市灣區覆蓋三藩市(San Francisco)、聖荷塞(San Jose)、奧克蘭(Oakland)等城市,以及集中國際知名科技公司的硅谷,是一個具高創新能力的區域。

三藩市作為美國西岸的文化、商業及金融中心以及區內的主要國際城市,擔當了吸引企業和投融資機構落戶的重任。區內有享負盛名的斯坦福大學,擁有領先的科研傳統,吸引了美國內外不少優秀學生到來求學,畢業生人才輩出;同時亦因集結了頂尖的初創及科技公司、創投基金,加上穩健的製造業基礎,灣區逐漸發展出科技產業,為經濟注入嶄新的動力。基於這些得天獨厚的條件,三藩市灣區聚集《財富》雜誌五百強公司的數目屬美國第二高,而居民教育程度及人均收入均在美國前列位置。更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三藩市灣區的灣區委員會經濟研究所(Bay Area Council Economic Institute)的報告指出,灣區的經濟已由科技產業主導,轉至更多樣性的產業發展,例如多元化消費品、醫療保健等行業亦已進駐灣區。

近日不少人以廣東與加州、深圳與硅谷作類比,但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潛力可以比三藩市灣區更大,會是內地通向世界的窗口。

以香港而言,我們擁有一流的世界知名大學,滙聚不少人才和專才。作為重要的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香港能提供各項配套,助灣區內企業「走出去」與國際接軌。澳門是國際旅遊休閒中心,亦是國家與葡語系地區商貿合作的主要平台,可助灣區內企業把握葡語系地區的市場。深圳在科研及產業創新方面發展速度驕人,其「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經濟佔GDP比重為50.4%,互聯網產業的增長達15.3%,更是5,500多間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包括騰訊、華為等)的所在地,可成為灣區內的科研基地。至於廣東省的產業體系比較完備,製造業基礎雄厚,可成為大灣區的製造業中心。

所以只要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潛力,各地區掌握自身的優勢和定位,並透過三地優勢互補、協調,「粵港澳大灣區」以整個國家為腹地,可進一步發展為內地經濟發展的引擎。

香港金融服務業的優勢明顯

香港作為具領導地位的國際金融中心,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中可擔當關鍵角色。首先,香港資本市場的實力是毋容置疑的。以證券市場為例,我們的股票市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首次公開招股中心。去年,香港首次公開招股集資總額為251億美元,連續兩年位列全球第一。至2016年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廣東企業便有212家,佔內地在香港上市公司的22%,總集資額超過7,080億港元,其中接近2,970億港元經首次公開招股集資,足見香港這個融資平台已是廣東企業「走出去」的首選。我們亦正積極研究如何持續提升香港上市平台的競爭力,包括檢視創業板的定位,以及探討設立新板的可能性。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金融合作是關鍵

2017年2月1日,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和港交所主席周松崗一起,為「深港通」農曆雞年首個交易日敲響銅鑼

香港在私募基金市場方面的發展亦是亞洲區內的翹楚。過去三年間,在香港的私募基金公司數目增加了11%,而至2016年年底,這些公司所管理的私募基金總值達1,185億美元,在亞洲排行第二,可見香港能為“粵港澳大灣區”提供一流的融資平台。

另外,香港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並處理全球約七成的離岸人民幣支付交易,當內地(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內城市)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聯繫進一步加強,香港將可發揮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功能。而隨著「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展,我們亦可以預期各地對香港財富及風險管理服務的需求會增加。2015年年底,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約為17萬億港元;資產管理業公司數目亦在5年間增加近五成,管理的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資產中近七成來自非本地投資者。我們會繼續推動香港成為更全面的基金及資產管理中心。

香港可成為灣區企業國際化的「根據地」

粵港毗鄰而居,是香港在內地最緊密的伙伴之一。在《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廣東自貿區政策等框架下,過去多項的先行先試的貿易自由化政策、資本項目開放措施亦率先在廣東省或深圳市推出,為粵港金融合作奠下了良好的基礎。

展望將來,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可在哪些方面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第一,「粵港澳大灣區」內的經濟體制不盡相同、經濟產業亦各有所長,各地在不同產業所累積的專業知識卻可以優勢互補,合力做大做強、開拓新商機。舉例說,香港在金融方面的優勢,可助深圳的科研企業大大降低融資成本,支持企業持續增長;而廣東成熟的生產技術,也可為區內企業以低廉成本製作原型,並使香港的創科企業更具成本效益地生產,增加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金融合作是關鍵

香港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2014年5月拜訪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耶倫,介紹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情況

其二,香港擁有與世界市場緊密互動的豐富經驗及成熟的金融基建,可以為大灣區內有意「走出去」的企業提供紮實的階梯。香港各方面的監管制度和標準,以至解決爭議及法治制度均與西方類同,並獲得國際認可,我們與紐約和倫敦連成二十四小時運作不息的全球交易系統便是一例。區內計劃「走出去」的企業可先以香港作為試點,測試業務在接近西方模式的監管環境下的兼容性,長遠可以促進灣區創新及服務企業向世界各地輸出服務,並以香港作為其國際業務的根據地。

第三,完備的金融基建以外,香港的資本市場穩健成熟,首次公開召股集資實力強健,可以為企業提供全面的投融資選擇,並可吸引全球投資者。過去十多年來,深圳在科研及創新方面的發展帶來了新產業和模式,因著「粵港澳大灣區」新經濟公司的融資需要,香港可在傳統的首次公開招股或債券市場以外,積極發展和研究開發多元化的金融平台和產品,好像非上市企業股權交易平台等,讓兩地的優勢產業結盟,同時帶動本港的金融創新。

排除障礙爭取灣區全面互聯互通

要達致以上所述,我認為大可循兩大方向出發:

首先,強化「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服務的互聯互通,開發更多的融資渠道和跨境金融服務去配合區內企業的發展,好像香港交易所在前海大宗商品交易及融資平台,就是把香港的成功模式移植到內地大宗商品市場,有效服務內地實體經濟。事實上,兩地互聯互通已有穩固的根基,例如在證券市場,繼去年年底推出的「深港通」,李克強總理剛在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上表示準備試行“債券通”,以進一步便利兩地投資者參與債券市場,優化債券市場基礎設施的聯繫。銀行業方面,廣東省的金融機構和企業已可靈活自主開展本外幣跨境融資,而香港金融管理局及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亦已於去年聯合推出粵港電子支票聯合結算業務。

至於資產管理業,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運作良好,至2017年1月底,已有6個香港基金獲批在內地銷售及18個由廣東背景的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獲批在香港銷售。我相信,日後兩地政府和監管機構可制訂更多的優惠政策,以進一步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內的金融服務合作。

除了政策上的配合和支持外,這個地區若要做到徹底的互聯互通,便要把各種有形或無形的障礙清除,我相信只要充分利用各地的優勢,在協同效應下便可提高區域的整體效益。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像香港投資推廣署的機構,為區內企業尋找或配對合作伙伴,幫助企業解決營商難題,並提供最適切的支援。受惠對象不單是大型的金融機構,更需要的可能是金融科技的初創企業或保險業的中小企等。事實上,不少現行CEPA下的措施都朝著令資源分配更具效率,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優化和提升區域營商環境這個方面出發。我們可藉「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這個契機,進一步提升三地的合作,解決「大門開、小門不開」這個問題,建設大灣區流通經濟圈。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金融合作是關鍵

2017年3月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參加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香港代表團審議 | 魏東升 攝

我認為在眾多範疇當中,「粵港澳大灣區」可以依從上述的方向大力發展金融科技,建立更大優勢。一個例子是發展迅速的電子支付系統。近年有多個不同的支付平台推出,香港亦正積極發展有關系統。這些支付平台既為日常購物帶來嶄新的支付方式,也令網上購物付款變得輕鬆簡便,更讓人與人之間可以隨時隨地進行轉賬,令貨幣流動進入新模式。

現時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尚未有一套獲廣泛應用的跨境電子支付系統,若我們可以將現有的有形障礙清除,拆牆鬆綁,長遠而言建立一個廣泛應用的區域性平台,便可以有效降低香港與大灣區進行實體及電子商貿的交易成本,並可大大促進區內貨物和貨幣的自由流動,為區內的企業製造更大商機,增加企業和市民的交流及了解,為建立真正的大灣區締造有利的環境。

此外,香港正發展成為採用和訂立尖端科技標準的樞紐,而業界與科研和監管機構亦正積極研究多個關於網絡安全和區塊鏈技術的項目,包括進行「概念驗證」、收集數據分析可行性,以及網絡防衛評估框架等。憑藉香港在這方面的優勢和推展上述項目所累積的經驗,將有助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在採用尖端金融科技和加強在金融後台服務設施等金融基建的合作方面作出貢獻,並將我們的經驗輸出外地。

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中最國際化的一個城市,同時擁有「一國之利、兩制之便」。過去,我們充分把握了既在「國內」又在「境外」的雙重優勢,已落實了不少有利於兩地金融市場發展的互聯互通措施。「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將有助落實「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倡議這兩大國家發展策略。

我相信,若香港能在已有的基礎上,進一步鞏固和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功能,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定能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本文刊載於《紫荊》雜誌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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