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讀香港史不可脫離人文地域關懷與國家互動

自第一次鴉片戰爭香港島被割讓，到1997年香港回歸，收復香港、九龍和新界地域，前後凡一個半世紀。要讀通這段歷史，說易行難，因史實以外復加上複雜的史觀，淪為人言人殊的教學通識討論。相對於其他國家暢通無阻的國民教育，本地中學教育香港史，往往只停留在片段式的施教，常囿於似是疑非的綜合分析。與中國人應該認知的港區歷史，就寬度和深度而言，仍然不盡人意，儼然是當前教育課程改革中，至為棘手的問題。

脱離了人文地域關懷與國家互動的角度去談本土歷史是頗大的資料缺失。圖為未清拆前的九龍城寨

戰後一代多受西方史觀教育灌輸

 

造成習史隔閡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在理智上雖認同香港回歸祖國的事實，但相距「九七」未遠，在心理上仍未抽離英國殖民管治印象。特別對「戰後嬰兒期」出生的香港人來說，除非學習過完整的中國歷史課程，否則大部分人都受着以西方史觀念解釋中國近代史的教育灌輸。例如高中的參考書裡多套用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賴世和 (Edwin O. Reischauer) 、比斯利 (William G. Beasley) , 以至徐中約 (Immanuel C. Y. Hsü) 等學者的著述觀點。戰後的西方史家看亞洲近代，喜歡用政治區域比較，以帶出「傳統」與「現代」，「民主」與「專制」，「保守」與「進步」等幾條思想主線。像「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這些遠東衝突，便成為衡量亞洲國家之間成敗角力的最佳例子。類似的冷戰思維史學弥漫於整體亞洲地區的解讀，經過美國悉心改造的日本，被喻為締造一次又一次的奇跡，從西化的明治維新興起，相繼擊敗腐朽的滿清及沙俄帝國，幾已成為史學的「公論」。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也順利成章地視為成功開創的貿易埠口，歸為西方在亞洲近現化的結果之一。

西方人壟斷香港史料編撰

 高中的歷史類參考書裡多套用費正清（左）、賴世和 (中) 及徐中約 (右) 等學者的著述觀點

從19世紀至20世紀，撰寫亞洲史的西方人，不乏歐美的外交官、殖民地官員、教會傳道士知識精英，某種程度上造成史料編撰的壟斷。其文化的優越感，在有意無意之間滲透於殖民地時代，以至後殖民地時期，奠定了無可替代的話語權，足以涵蓋戰後任何一個剛從殖民地解放出來的東南亞、東北亞地區治體。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敲定，隨後頒布香港基本法，香港始走出殖民統治歷史，總結「九七」前後經驗，繼而開展國民認知的療程，可說是遲來的春天。其時如印度、馬來西亞、越南、緬甸等地人民，已經在大半個世紀以前，完成殖民地上的掙扎與反思過程，理清一條國家自主的路線。這種去殖民地化的地區滯後，又因香港經濟領先於亞洲而多番被忽略、埋沒，在跡近回歸近20載以來處於國家主義的「空窗期」內，漸而形成國族身分的模糊問題。

殖民地史學主導香港近現代的學術研究，是不爭的事實。因自身管治的卓越感和排他性，記載本地歷史時往往忽略了在地人民的生活現實，對於政策之良否，亦缺乏來自普羅大眾的參與和共鳴，尤如梁啓超《新史學》中所指，陷於上層的統治思維而不自究察。觀早期學者如安德葛（G.B. Endacott）所寫的香港史 (「A History of Hong Kong」)，便有一種只寫歷屆港督嬗替的狹隘傾向，香港史的主體描述，便不外乎凸顯在香港島行政、立法、警察、司法和獄訟建設下的威權主義。筆者在千禧年間，教授「香港史」之餘，開始感到脫離了人文地域關懷與國家互動的角度，去談本土歷史是頗大的資料缺失，故開始與志同道合的史學研究者考察所謂「九龍史」的構組過程。其立論的意義，即從較寛廣的地區史研究，以及香港—九龍—新界逐步推移的條約關係，以分析商人、學人、居民的活動群像。從地緣、學緣、人緣的結聚角度，縱觀九龍寨城、樂善堂、村約關係等生活面貌，發掘鮮為人知的九龍歷史事象。

 

香港所缺乏的，是更多如實記錄港人渴求政經穩定，拒絕扭曲本地歷史的道德聲音。圖為香港歷史博物館內的香港民俗活動展覽

從國民觀點看國族歷史的磨合

上述的學術反思，也成功說明港人在國族身分認同方面，有其持續不變的價值觀念。例如在爭取華人權益的議題上，除伍廷芳、何啟等華人精英，南北行的巨賈，東華醫院的總理以外，絕大多數因中國局勢動盪而南來寓居的人士，均時刻關注國家的前途，深知中國安危與否足以影響在港的生活。對他們而言，「中國」「香港」是一體兩面，彼此處於大小的同心圓內，作為香港人的同時，沒有放下自己是中國人的身分，竭力維護中國文化的延續。類近的寫作意識，在筆者近年所撰《國家建構與地域關懷—近現代中國知識人的文化視野》(香港：中華書局，2007) 更為明顯。從晚清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到陳伯陶、賴際熙等前清遺老，以至陳樹人、高劍父組成的清遊會，或葉公綽領導下的南來學術群體，均表現了地區關切和國家建設的二重心跡，彼此相輔相成，並行不悖。從國民觀點看國族歷史的磨合，既有助了解內部文化的融合，也便於析述兩地的人脈互動，具體反映正確的歷史變遷。

本地歷史還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誠如史家素來強調的「四長」，在史才、史學、史識之上，必須具備史德的駕馭能力，才能說出實話。在目前香港「本土意識」高漲的情況下，年青人挖掘香港史的題材愈為多元，再不限於純粹的政治史或社會史範疇。非法「佔中」行動的衝擊，加上「香港獨立」「民族自決」等非理性口號之下，未來的香港歷史回顧，勢必增添了不少主觀的演繹。激進者為求搶佔思想高地，或渲染香港為絕緣於中國的「城邦」，或誇大社會內部的撕裂，或攻擊施政者的綱領，或癱瘓議會的功能，把香港的民主進程演繹為一幕幕的鬥爭歷史。但從客觀的香港歷史分析，本土精英與草根階層休戚与共，內地與香港關係互惠互利，民主政治循序漸進，內部縱有矛盾，必從香港行之有效的管治經驗中得以治癒。香港所缺乏的，是更多如實記錄港人渴求政經穩定，拒絕扭曲本地歷史的道德聲音。至此，筆者欲提出治香港史的幾個研究主軸，讓後續者作為參考，它未必是解決香港問題的靈丹妙藥，卻是香港人閱讀自身歷史時公認的信念，當中包括：

一、香港引以為傲的經濟成就，既得力於權力來自倫敦的英國人相對穩定的殖民地管治，同時亦由華商團體在華人社會中發揮巨大的貢獻，展示了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樞紐，有其重大的歷史意義，可資作中外合作共融的長期借鑒；

二、香港憑藉商埠的地緣優勢，在不同時期吸納外來的資源，締造維持工商業所需的優質資本和低廉勞動成本，也形成精英和草根兼具的幾代香港人口、教育、醫療、房屋各種重大的社會政策，由此而逐步開展；

三、百年香港面對多番挑戰，從中認識到本地發展與內地因素互為關聯，從洋務運動、辛亥革命，中經上世紀20年代的省港大罷工，30、40年代的抗日歷史，以至60年代的本地暴動、80年代的前途談判，均涉及國族身分認同和反思；

四、香港有其自我癒合的內部穩定機制，容許政府與市民在矛盾中找到解決問題的共識，以議會行政或政策諮詢渠道，吸納社會不同意見，仍然是化解分歧的有效方法，大眾參與政治的途徑，隨時代推移而愈為普遍；

五、香港史終究是香港的歷史，以1842年作為起點，以1997年作為告終，有力解釋着整個殖民地的演化歷程。它可與近現代中國的國情一併考究，從政界、商界、學術界的縱橫探索，得到國族深刻互動的啓示。

香港史終究是香港的歷史，它有力地解釋着整個殖民地的演化歷程。圖為海洋公園內的香港老大街

筆者深信歷史有其發展的規律，當中包涵不易的人文活動真理，只要細心發掘身處本地的行為經驗，必定具備足夠的解難智慧，迎接香港未來的挑戰。

作者係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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