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德學院——香港可歌可泣的人文傳奇

       70年前的香港發生了一件未被人特別矚目的大事，卻為香港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人文傳奇。當時香港各行各業陸續恢復生機，遠在新界西北的屯門新墟，也在此時誕生了一所高等院校——達德學院。當時，新墟的山麓屹立着一座貌似石室而帶有上世紀30年代中西合璧建築風格的小樓，這就是達德學院的主樓。在此後兩年半的歲月裡，以千百計的師生在這裡問學論道，絃歌不絕。

1947年的達德學院校園，現已成為法定古跡

特殊政治環境 造就傳奇大學

       達德學院的創立，其實是中國現代大歷史框架下的產物。1946年6月，解放戰爭全面爆發，中共迅即將左翼民主人士、文化人及幹部疏散到香港和東南亞。在這種形勢下，不少政治家和文化教育界人士陸續轉移到香港，當中不乏著名學者、作家、記者、教授等。這批學識淵博並擁有文化教育經驗的人員正好構成了高質素的教師隊伍，於是籌辦學校以安置這些人無疑是相當理想的安排。當時海內外亦有不少因戰亂而失學的青年。他們有的是抗日遊擊隊的青年骨幹，有的是一心報效國家的熱血青年，但往往因「證件不足」或者「手續不合格」等種種原因或藉口被拒於學校大門之外。這些青年嚮往和平民主、追求真理、熱愛學習。在香港辦一間大學，正好吸收這些失學青年，為中國的未來培育人才。

       事實上香港當時的特殊政治環境，也為達德學院的創辦造就了良好的機遇。港英政府為了維護英國在華利益，素來對中國內部各政治派別之間的鬥爭採取觀望的態度，從不輕易展示政治傾向。加上香港在戰後百廢待興，政府的注意力都放在重建社會經濟之上，因此對政黨在香港的活動一直保持「容忍政策」。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政治環境交互作用之下，當優良的師資遇上熱心向學的青年，達德學院隨即應運而生，並迅即成為中國現代教育史和香港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

達德學院商經系第一屆畢業生暨教職員留影。第一排左至右為周鋼鳴、朱智賢、楊伯愷、鄧初民、陳其瑗、沈志遠、狄超白、黃藥眠

中共及左翼民主人士共同創校

       達德學院是中共和左翼民主人士共同創辦的大學。當時中共在香港的活動處於秘密狀態，其他戰線的工作亦十分繁忙，不可能公開直接領導達德學院辦學，辦學的具體工作唯有由來自「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和「中國民主同盟」的左翼民主人士出面。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於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成立。民革在達德學院的主要成員包括董事長李濟深、院長陳其瑗、董事張文和法政系主任鄧初民。中國農工民主黨於1947年底把黨中央遷到香港。達德學院籌備小組中的李伯球、丘克輝、楊伯愷、曾偉及董事會中的彭澤民、丘哲、楊建平等都是該黨的骨幹成員。中國民主同盟的南方總支部就設在香港。達德學院領導層中民盟的成員眾多，包括鄧初民、沈志遠、黃藥眠三位系主任，以及新聞專修科主任陸詒。

       事實上中共和上述三個左翼民主組織都不約而同的想到在香港開辦大學。1946年夏天，中共領導人董必武赴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會議，趁着原廣東大學校長陳其瑗擔任其翻譯的機會，邀請陳回港辦學。陳其瑗同意後，回港與當時中共廣東區委書記尹林平接洽，尹林平於是與連貫和饒彰風分頭約見在港的左翼民主人士。與此同時，左翼民主人士楊伯愷、黃藥眠和丘克輝等也從內地撤到香港，亦準備在香港籌辦一間大學。陳其瑗和大家協商後同意一起辦學，並推舉丘克輝主理總務，與楊、黃等人成立籌備委員會。中共方面也指派了黃煥秋等參加具體的籌辦工作。

當時學院成立籌備的時間十分緊迫，大家分頭忙着設計課程、籌措經費、選定校址等。丘哲提出以「達德學院」作為校名，以表示「達德之道在明明德」；英文名稱是Ta Teh Institute。達德學院的本科課程是美國式4年120學分的學制，有別於當時香港大學英國式的3年制課程。在實際執行上，達德學院的課程經調整後濃縮成3年，另外設一門專科。籌備委員會第一次籌募經費，就收集了2萬港元的捐款。前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將軍同意借出位於青山新墟的芳園別墅作為校舍。一切就緒後大家決定成立校董會，推舉李濟深為董事長，並聘請陳其瑗為院長。

       第一次董事會開會後，丘克輝就到港英政府教育司找余雲幫辦，申述籌辦達德學院的情況。余雲提出三個條件：第一要有符合規定的校舍；第二要有一定的經費來源；第三要有合格的英文教師等。丘克輝向余雲交代了校董會成員、院長和教授的背景，以及蔡廷鍇借出校舍的情況，並將申請書連同校舍平面圖、主要教員名冊和招生計劃送給余雲轉交港英政府。數天之後，余雲通知陳其瑗和丘克輝港英政府同意達德學院試辦，並批准本學期在現有校舍招生不多於200人。陳其瑗隨即在1946年9月中旬登報招生，並借基督教青年會教室為考場。陳其瑗、楊伯愷、丘克輝、張明生等親自擔任主考官，政府教育司派了一位督學在旁監考。結果第一次招生錄取了一年級生百餘人，二年級轉學生十餘人，達德學院可以順利開學。1946年10月10日，達德學院宣告成立，20日正式上課。1947年12月，教育司發出立案執照，正式確認達德學院的合法地位。

達德學院「民主禮堂」，是舉行專題講座的場所

民主辦學 教授主導

       達德學院的面積約有500平方米，在戰後百廢待興的香港，算得上是粗具規模的校舍。達德學院的目標是建立一所新型民主大學，以自由研究的精神，融合世界文化潮流，闡揚民族歷史的光輝。為此達德學院提出五大教育方針：一、廣義的愛國教育；二、和平的民主教育；三、進步的科學教育；四、人本的自由教育；五、集體的互助教育。簡而言之，達德學院培養的人才要有正確的政治理念，高度的文化修養和強大的社會實踐能力。

       達德學院主張民主辦學，在校園中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環境，這是開放式行政管理模式的良好結果。達德學院於1948年2月舉辦了一次「董教學聯席會議」，召集董事、教職員和學生共同參與會議，商討經費、課室、宿舍、教學設備等問題。最後，大會通過成立由學院領導、教授、學生三方面組成「達德學院院務委員會」，作為最高行政管理機關。院務委員會每月開會一次，共商學院重大事項。除此之外，達德學院又成立「教授會」，作為院長和院務委員會的顧問，負責研究和討論學院的重大議題。達德學院通過「院務委員會」和「教授會」，將教授和學生納入行政管理的決策團隊；這種以教授主導的民主辦學體制，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創舉。

達德學院學生在「芳園」牌坊前合影

名師名流匯聚 盡顯文化風采

       達德學院雖然僻處香港一隅，卻聚集了一批名揚當代中國教育界和學術界的教師。院長陳其瑗是經驗豐富的教育家，代院長楊東蒓，教務主任陳此生、朱智賢既富有教育行政經驗，又是學有專長的學者。達德學院的知名學者、教授包括法政系的鄧初民、張鐵生、周新民、侯外廬、石兆棠；商經系的沈志遠、杜國庠、千家駒、章乃器、劉思慕、許滌新、狄超白、莫乃群、梅龔彬、王亞南；文哲系的黃藥眠、司馬文森、宋雲彬、林林、周鋼鳴、胡繩、鍾敬文、婁榽、翦伯贊；新聞專修班的陸詒，以及教英語的曾昭掄等。這些名教授授課內容博大精深，態度嚴謹認真，風格百花齊放，很受學生歡迎。

       有人形容達德學院的名教授之多，是空前絕後的創舉，這並非言過其實。時任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在給英國殖民地大臣瓊斯（A. Greech Jones）的信函中就提到：「（達德）學院有不少能高識廣的教授，其中很多是中國的知名學者。」他還引用香港教育官員的話說：「儘管該校教職員幾乎都是中國民主同盟成員，但他們的質素明顯比本殖民地其他教育機構的為高。」

       為了擴展學生的知識視野，達德學院經常邀請社會知名人士到校舉辦專題講座。他們是政治活動家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柳亞子、沈鈞儒、章伯均、張文、張殊明、王紹鰲、朱蘊山、莊明理、馬敘倫、劉王立明、李伯球、鄧寶珊、喬冠華、章漢夫、連貫等；知名學者華崗、馮乃超、王任叔、薩空了、陳君葆、劉尊棋、方蒙、孫寶鋼、羅子為、胡守愚等；文藝界名人郭沫若、茅盾、夏衍、曹禺、林默涵、邵荃麟、周而復、臧克家、歐陽予倩、靳以、黃秋耘、黃寧嬰、黃谷柳等。這些專題講座不但大受學生歡迎，更經常吸引校外人士專程到屯門參加，是戰後香港難得一見的文化風采。

校園生活 簡單樸素

       達德學院共約一千名的學生之中，最初以廣東地區的抗日武裝和內地的學生運動骨幹為主要來源，後來南洋為主的華僑學生則愈來愈多。來自不同地區的學生有不同的風格，構成了達德學院多元的校園文化。1948年後達德學院注重招收華僑學生，並曾在馬共機關報《民聲報》上刊登招生廣告。無論來自內地還是海外，達德學院的學生都有良好的質素和品格，他們「有覺悟、有抱負、有理想」，是當代中國青年的典範。

       達德學院選擇了在遠離鬧市的農村辦學，學生自然要過一種簡樸的生活。達德學院早期入學的學生較多為內地到港轉移的青年，經濟條件較差，難免要過着較為艱苦的生活。後來從南洋或者外國回來就學的華僑子弟漸多，這批學生大多來自較富裕的家庭，比較有條件維持較好的生活質素。

       達德學生首先要解決住的問題。達德學院有部分女生住在校園裡的「紅樓」或者「白屋」，部分男生則分派到離校園不遠的道德會和牛房的宿舍，其餘只能自行在附近租住村民的房屋，居住環境並不理想。有男生住在新墟的村屋，雨天往返校園的道路泥濘不堪。晴天屋子裡悶熱如蒸籠，雙層床上鋪距離白天被烤燙的屋瓦不足一米，灼得人難以入睡。

       某些來自內地的學生生活特別艱難，要靠親友和同學接濟，或者課餘打工維持生活。有男生由上海南下帶了400萬元「法幣」，到香港之後只換得30多元港幣。按當時物價，這筆錢維持不了一個月的生活。他最初在學校伙食團搭夥，後來連膳費都繳不出，只好找親戚朋友轉輾接濟，然後幹些短工或做家庭教師以及微薄的稿酬幫補生活。

       學費和生活費也往往是達德學生要應付的難題。有男生在1947年暮春的時候已經囊空如洗，生活費用難以為繼，迫於無奈向學院申請暫時停學。陳其瑗院長得知此事後，介紹他課餘時間為學院刻蠟板，用所得報酬解決伙食所需。另一位男生為解決生活問題，每天要走到一里外半山的山泉，給租住在沒有自來水的道德會的同學挑水。

       不過，達德學生的生活當中並不盡是艱辛苦難的經驗。達德學生並沒有獨享大學生活的美滿歲月，他們的生活也造就了屯門新墟在戰後的一段黃金歲月。達德學院開學後不久，已經有商人看到學院帶來的商機，紛紛在新墟開設商舖大做達德學院師生的生意。在學院進入第二年的時候，大批消費力強的僑生從南洋以至世界各地來到達德學院，大大帶旺了新墟的食肆，民居的租金亦節節上升；新墟的市況更見繁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達德學院門前的楊有記茶餐廳。這個小店不但是不少達德學生解決三餐的地方，也是某些有中共地下黨員背景的學生的通訊處。這些學生為了掩飾身分，大多用假名在校活動，與親戚朋友的通訊也只能用楊有記的地址。從芳園到楊有記到新墟，達德學生融入了屯門的社區之中，為自己也為附近的街坊鄰里在那短暫的歲月留下了值得懷念的足印。

達德學院新聞專修班學生在練習英文打字

殖民政府封校  師生北上報國

       達德學院是香港戰後的特殊政治環境所造就的一個傳奇故事，當政治氣候有所轉變，達德學院也無奈地走上被封校的絕路。事實上港英殖民政府對達德學院一直保持高度謹慎的態度，並隨時調整對策。1948年，中共在解放戰爭中取得最後勝利的趨勢日漸明朗；時任港督葛量洪認為中共將會是一個強大而極端的反西方、反英和反香港的政府。他於是採取措施，限制和鎮壓在在港中共和左翼民主人士的活動，達德學院也成了主要打擊對象。為了達到封殺達德學院的目的，港英政府在不到10天的時間內迅速三讀通過《再行修訂一九一三年教育條例》，不允許教學涉及政治活動。1949年2月22日，港督會同行政局，下令取消達德學院的註冊資格，並即日封校。此時，中國北方已經解放，不少達德教師已經秘密離港北上，達德學院封校雖然不幸，卻正好促成學生提早回國效力。

       達德學院被關閉以後，教師和學生分批北上投身建設新中國。李濟深、陳其瑗、沈志遠、章乃器、曾昭掄等教職員率先北上，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擔任了要職。李濟深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陳其瑗任內務部副部長，沈志遠任出版總署編譯局局長，章乃器任糧食部部長，曾昭掄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長。

       香港工委在達德學院關閉後創辦了建中專科學院，為準備華南接管而培訓財經幹部，約有70名達德學院商經系選送的學生轉入該校財政、銀行班。這些達德學生後來參加了在華南解放區創辦南方人民銀行的工作。有的留在總管理處或潮汕分行，有的去老隆開辦東江分行，有的去河田墟建立南方銀行辦事處。財政班的同學則被派往各地稅站，開展稅收工作。後來他們又隨解放軍入城，在廣州市軍管會的領導下前往金融、財政、海關等部門，全面接管國民黨遺留的舊機構。建國後，他們大部分人成為廣東省金融、財政和外貿部門的骨幹。

       還有56位達德學院的僑生並沒有選擇回到僑居的地方，他們到北京參加了「青訓班」。後來有31人被分配到北京、福建、廣東等地的僑務、外事部門工作。另外，建國初期有不少達德師生投身新聞戰線，而且大多成為所在媒體的骨幹。其中在新華通訊社的有呂毅子；在中國新聞社的有楊純、朱甦；在上海發展的有劉思慕、陸詒；在南方日報社的有張琮、曾惠存、梁彬、王希琛、趙淩雲、陳章淮；在《羊城晚報》的有刁雲翔；在東莞有賴湘；在廣西有呂波濤等。這些都是達德學院新聞專修班的學生，為新中國成立後的新聞發展開拓了新的局面。

港英政府下令封閉達德學院後翌日，院長陳其瑗於大門上貼上有關公告

「文革」爆發 達德師生遭無妄之災

       達德學院的師生在新中國建立的初期都能學以致用，在不同的崗位上一展所長。不過，數年後全國上下都捲入無休止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達德師生隨即成為了「左」政策的犧牲者。

       達德師生的不幸遭遇也許是他們作為達德師生的一種必然。達德師生的共同特點是執着地信仰馬克思主義，並且堅決擁護民主教育、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辦學理念。達德學院這種辦學理念與建國後「左」的政治思想路線截然相反。因此，達德師生在反右，反地方主義，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鬥爭中受到打擊也就不足為怪。在反右鬥爭中，達德學院四位系主任中有沈志遠、黃藥眠、陸詒三位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民盟中著名的「六教授」右派之中，黃葯眠、曾昭掄、陶大鏞就是達德學院的教授。達德教師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還有鍾敬文、宋雲彬、楊逸棠、梁若塵、林倫彥、葉啓芳等。當然，達德學院也有不少學生被打成「右派分子」。

       如果反右是達德師生遭遇不幸的開始，那麼1966年席捲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所有達德師生的夢魘。在極左思潮肆虐的瘋狂日子裡，幾乎所有達德師生都受到了各種各樣無辜的打擊和迫害；有的受害學生坐了整整19年的冤獄。

       改革開放後，達德學院的校友重新回到崗位，再次在國家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中發揮重大的作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達德學院校友之中就有一人任副省長的要職，另外在國家機關或省機關擔任司、局、廳級幹部有40多人、處級幹部60多人；大專院校黨委書記、副校長3人，正副教授11人，講師20人，中學校長26人；省級銀行副行長2人，省級公司董事長2人；駐外首席記者3人，省級以上報刊主編、副主編8人等。部分達德學院校友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區如廣州、深圳、福建等地發揮他們的才能，為國家走向現代化做出重要貢獻。最令人敬佩的是，達德學院校友儘管長期身心受創，但回到崗位之後都心繫家國，廉潔奉公，充分發揚達德學院高尚的革命精神。

       半個世紀以來，達德師生與國家榮辱與共，走過生命中一段艱辛曲折的道路，展示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多難而光榮的命運。最後，達德師生為個人，也為國家，譜寫了動人的生命樂章，為中國現代史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頁。

2005年6月29日，達德校友回訪母校於主樓內合影

結語

      達德學院是20世紀40年代後期中共和左翼民主人士在香港的一個重要活動基地。有人曾經將達德學院和《華商報》並稱為當時港九的「雙星座」。從實際的教育意義上看，達德學院是繼香港大學之後香港第二所綜合性大學，也是當時中國高等院校中最進步的大學。達德學院的歷史雖然短促，卻是中國教育史和香港歷史上獨特而重要的一章。2004年4月，香港政府將易名為「馬禮遜樓」的達德學院主樓列為法定古蹟，為這段一度湮沒的歷史留下永遠的見證。

2011年，香港中華書局舉辦劉智鵬教授編寫的《香港達德學院》新書發佈會和講座。在港達德校友出席活動

作者係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