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夢」消失了嗎？——香港的代際流動分析

  港人對貧富差距的不滿近年來日益加深。事實上，香港的收入差距40餘年來一向很高，為什麼不滿的聲音在近些年愈加強烈呢？有人認為是因為代际流動性減慢了，對於年輕一代而言，他們的成就似乎越來越受到家庭出身的影響，失去了實現「香港夢」的可能，因此他們對日益加深的貧富差距更為不滿。究竟香港的代际流動性是不是很低？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處於何種水平？是富人的代際固化更嚴重還是窮人的代際固化更嚴重？被視為貧寒子弟攀爬社會階梯重要途徑的教育，在香港的代际流動中又扮演着怎樣的角色？筆者將在本文中探討這些問題。

香港代際固化的關鍵原因在於高收入群體的固化。圖為中環商業人士

  香港代際流動性水平不高

  以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堅尼係數」（又稱「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 為例（堅尼係數越小，意味收入分配越公平。國際上把0.4作為「警戒線」，超過這條警戒線，意味着貧富分化容易引起社會階層的對立），1971年香港的堅尼係數為0.43，之后香港的堅尼係數持續攀升，2011年達到0.537。也就是說，在過去40餘年，香港的堅尼係數一直處於超過警戒線的水平。有人認為，因為代际流動性減慢了，所以年輕一代對貧富差距的抱怨比父輩們強烈。對於父輩們而言，無論出身，只要經過努力不懈地奮鬥，都能獲得更好的生活。他們對於收入不均的容忍度更大，因為有「香港夢」的支撐。

  經濟學家們一般用「代際彈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來度量一個社會的代際流動性，它衡量的是父輩收入每上升1個百分點，子女的收入相對應上升多少個百分點。代際彈性越高，說明父輩的收入水平對子女的收入水平影響越大，代際流動性也就越低。

  我們用201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計算年齡在25至35歲（出生於1976年到1986年之間）的年輕人的代際彈性，發現代際彈性是0.287。根據過往研究經驗，我們得到的係數可能比真實的係數要低。首先，我們的樣本只能關聯到那些與父母同住的子女，無法關聯到那些不與父母同住的子女。有研究指出，只包含與父母同住的子女的樣本可能低估了真實係數的30％左右。我們的樣本中子女的年齡較為年輕，以往研究指出，用較為年輕的子女樣本估算的代際彈性很可能低估了真實係數，因為年輕人正處於事業早期階段，此時他們的收入差別還不能完全體現。所以我們認為，香港真實的代際彈性應該在0.4左右。

西方發達國家在代際流動方面的研究較為成熟，一般認為，以完善的社會福利聞名的北歐國家的代際流動性最高，代際彈性保持在0.15至0.3之間。同屬於高代際流動性的國家還有加拿大。美國和英國的代際流動性則較低，代際彈性接近0.5。德國、西班牙、法國和意大利則處於高流動性的北歐國家和低流動性的美國和英國之間。如果我們認為香港真實的代際彈性在0.4左右，那麼與西方國家相比，代際流動性水平應該處於中下游，優於美國和英國，劣於北歐國家和加拿大。

與其他鄰近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相比，香港的代際流動處於什麼樣的水平呢？需要指出的是，亞洲國家和地區在代際流動方面的研究相對西方國家而言還不那麼系統，對各個國家的代際流動水平也未有定論。筆者只能從現有對「亞洲四小龍」、日本和中國的研究中，挑選出具有代表性的結果進行大致比較。如果我們認為香港的代際彈性在0.4左右，那麼香港的代際流動性似乎低於台灣、新加坡和韓國，而與日本和內地更為接近。

 

社會應有更多而就業機會提供給年輕人，讓不同能力的年輕人都能擁有自由發展的空間和機會。圖為某青年就業暨暑期工招聘博覽

代際固化的關鍵原因是高收入群體的固化

  我們不僅關心整個社會的代際流動水平，我們更關心代際流動性在不同的收入群體之間是否存在差異。因為只有找到代際流動最低的群體，才能更有針對性的解決代際固化的問題。我們從兩個角度來看代際流動在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性。

  首先，代際彈性是否因父親收入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說，究竟是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與父親收入的相關性更高，還是那些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與父親收入的相關性更高？我們採用多項式回歸的分析方法，結果發現，那些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比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的代際彈性更高。圖三的縱坐標是代際彈性，橫坐標是父親收入的十分位數，0.1代表父親收入最低的10％，0.9則代表父親收入最高的10％。對於父親收入在最低10% 的孩子，他們的代際彈性是0.079，而對於父親收入在最高10％的孩子，他們的代際彈性是0.285。也就是說，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他們的收入與父親的收入相關性較小，他們跳脫貧困的可能性較高。而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他們的收入與父親的收入相關性較高，他們成為富裕階層的可能性也較高。

  其次，代際彈性是否因孩子收入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說，究竟是高收入的孩子與他們父親的收入的相關性更高，還是低收入的孩子與他們父親的收入的相關性更高？採用分位數回歸的方法，我們發現，高收入的孩子比低收入的孩子擁有更高的代際彈性。圖四的縱坐標是代際彈性，橫坐標是孩子收入的十分位數，0.1代表孩子收入最低的10％，0.9則代表孩子收入最高的10％。對於那些收入前10％的孩子，他們的代際彈性是0.150，而對於那些收入后10％的孩子，他們的代際彈性是0.238。也就是說，那些低收入的孩子，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可能性較低，而那些高收入的孩子，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可能性較高。

  所以，無論從父親收入的角度，還是從孩子收入的角度看，我們發現，香港代際固化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為窮人的孩子攀爬社會階梯的機會較少，而是因為富人的孩子始終佔據最高階梯的可能性很大。

 

筆者認為政府應該提供機會平等的環境，讓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都有同等的機會向更高的社會階梯攀爬。圖為香港某小學課堂

教育是代際傳遞的重要機制

  教育在收入的代際傳遞中起着重要作用。香港在過去的幾十年經歷了多次重要的教育變革，1971年實行小學義務教育，1978年實行中學義務教育，1989年增加政府資助的大學學位，2001年增加自資副學士學位。年輕的一代正是經歷了香港高等教育擴招的一代。究竟教育在香港收入的代際傳遞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我們在計算代際彈性時加入「孩子的最高受教育程度」的變量，結果發現，孩子的教育程度解釋了大約一半（53％）的代際傳遞。也就是說，在香港，父親的收入對孩子收入的影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通過孩子所獲得的教育實現的。教育在代際傳遞中的作用，似乎在亞洲國家比在西方國家更為重要。筆者整理現有文獻後，發現在英國、美國、瑞典和意大利，教育解釋了大約1/4至1/3的代際傳遞，而在新加坡和香港，教育的解釋力都超過了一半。

  教育在代際傳遞中的作用，對不同收入群體的孩子也不盡相同。圖六中的縱坐標代表教育解釋的代際傳遞的百分比，橫坐標代表孩子收入的十分位數。我們發現，大致上，收入越高的群體，教育在代際傳遞的解釋力越小。對低收入的孩子來說，他們與父親收入的相關性有75％可以被他們所受的教育解釋。在控制了「孩子的最高受教育程度」這一變量之後，低收入孩子的代際彈性變得非常小（0.037）。對於高收入的孩子來說，他們與父親收入的相關性只有48％可以被他們所受的教育解釋。在控制了教育的變量之後，高收入孩子的代際彈性仍然較大（0.123）。

 

香港的代際流動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處於較低的水平，孩子的收入受父母收入的影響較大

對香港代際流動的反思

  總而言之，我們的研究發現，年輕一代對於貧富分化和社會流動性低的抱怨並非空穴來風。香港的代際流動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處於較低的水平，孩子的收入受父母收入的影響較大。高收入群體的固化比低收入群體的固化要更為嚴重。那些生於貧困家庭的孩子仍然有很大的機會脫離貧困，這或許歸功於香港較為完善和高質量的義務教育。它能夠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並獲得一份足以脫離貧困的工作。但同時，卻不足以讓他們往更高處的社會階梯攀爬。因為那些成為高收入群體的孩子，絕大多數是來自於富裕的家庭。政府不應只致力於減緩貧困，還應該提供機會平等的環境，讓無論是「窮爸爸」還是「富爸爸」的孩子，都有同等的機會向更高的社會階梯攀爬。教育是香港代際傳遞中的重要機制。對於低收入群體來說，教育幾乎完全解釋了代際之間的收入傳遞。但對於高收入群體，教育在代際傳遞中的作用比較低。這說明，一些教育以外的其他因素（包括高收入父母的人際關係和網絡）影響着高收入群體之間的代際傳遞。筆者有下列建議:

  第一，向低收入家庭的青年人提供接受專上學院的資助，以令他們不會因為經濟考慮放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因為教育仍然是一個可以改善收入流動性的主要原因。

第二，擴寬香港的經濟和就業機會，令不同能力的年輕人，無論是有一個「窮爸爸」或「富爸爸」都能擁有自由發展的空間和機會，實踐他們的理想。 

第三，改善居住的問題，減輕年輕人對住屋的經濟負擔，製造更多的生活空間，增加生活機會（Life Chance），從而改善生活和流動性。

（鳴謝:本次研究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獎券基金及行政長官社區計劃的支持和政府统計處提供相關數據。）

                                              彭晨虹係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

                                              葉兆輝係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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