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限苗令」背後的政治考量和施政智慧

山東省近期破獲了一宗案值5.7億元人民幣的非法疫苗案，200萬支未經冷鏈儲藏以及臨期的「問題疫苗」流通至24個省市自治區，引起社會巨大反響。由於「問題疫苗」的安全性得不到保證，使兒童等受種人群生命安全的風險大大增加，內地家長紛紛計劃攜子赴港接種疫苗。然而，正是這一群體量無法預估的「種苗大軍」，令曾經因「奶粉荒」而陷入輿論被動的香港政府又一次面臨新的挑戰，情勢緊迫。

香港早前開展了「人類豬型流感疫苗注射計劃」。圖為西環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小童正在注射疫苗

一份詳列香港疫苗種類、價格及預約電話的「赴港打疫苗攻略」日前在網絡上的點擊率超過10萬，香港總共31家母嬰健康院及部分私家診所電話被內地的預約家長們「打爆」，一些健康院的排期表甚至在3月上旬就已經滿額，長長的等候名單已延伸到了5月。有鑒於此，香港輿論一時間爭議如沸，多家本地主流媒體紛紛發聲，要求特區政府盡早做好應對方案，確保疫苗供應穩定，優先照顧本地孩童的防疫需要，避免因外來需求急增導致本地防疫服務受影響。香港特區政府隨即作出反應，香港衞生署宣布，從4月1日起全面實施接種疫苗分流及配額限制，規定每月只提供120個預約限額予非合資格人士（即非本地兒童），「限苗令」由此產生。政令頒布後，社會局面得以控制，輿論爭議也迅速地平息了下去。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左三）日前視察流感疫苗注射計劃

 

公共政策制定需平衡多方面挑戰

 

應該看到，無論是2013年為解決「奶粉荒」頒布的「限奶令」 還是當下的「限苗令」，相關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特區政府都必須直面由多個複雜議題而形成的挑戰，這里面包括：兩地關係、港人權益、社會效應等，確需小心翼翼地權衡利弊而從中取得一種相對平穩的智慧應對。最後的政策結果既要滿足、契合當下複雜的社會需要，又要冷靜且適度地包含某些必要的政治考量和政治博弈元素。畢竟處於複雜、多變的世界大環境之中的香港，伴隨着本地政治生態的轉變以及經濟環境某種程度的弱化，當局的施政難度確實也隨之加大，特別是某些無關政治的民生或經濟發展的議題，一再被利用進行政治化炒作，以達到攻訐施政當局，拖慢香港整體向前的險惡目的。在這一背景下，如何在履行施政職責，保障港人權益，維護兩地關係間求取平衡，考驗着施政方的理性、原則、智慧與尺度。毋庸置疑的是，「穩定大局」的原則和底線，更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之發展所緊要，自然相比過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決策層所強調和重視。

針對兩地在資源分配上的爭議，特區政府始終堅持「港人優先」原則，以保障本地居民利益作為政策制定的最終底線，這無疑是從管治需要出發，具有現實意義和深刻政治用意的必要之舉。首先，隨着香港與內地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差距的不斷縮小，兩地關係由回歸後的蜜月期走向磨合期，香港居民難以接受有限的本地福利和社會資源被「分享出去」，「港人優先」意識就成為了社會上的普遍共識，促使執政當局維護本地納稅人權益。而為了避免遭受強烈且疊加的社會某些輿論譴責和來自其他政黨的政治攻訐，政策制定的出發點無疑就更多是從香港自身利益上「趨利避害」來考量。尤其伴隨民粹主義和激進思潮在本港社會的不斷氾濫，「港人優先」等「本土意識」開始偏離理性軌道，扭曲變異成為帶有強烈狹隘和排它色彩的「極端本土主義」，傾向以發動暴力抗爭企圖顛覆現有體制，甚至向「港獨」主張延伸。任何稍有爭議性的社會議題，都有可能成為暴力衝擊或社會動亂的導火索，進而在社運和選舉中發揮分化效用，改寫傳統的政治版圖。 今年3月剛結束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代表「極端本土主義」的參選人梁天琪，正是利用所謂的「捍衛本土小販」，以一場充斥着鮮血和暴力的旺角暴動撈足了政治資本，最終憑6萬多的選票讓「小打小鬧」的民粹本土以暴力激進路線為綱領的激進本土正式參與到政治光譜中來，並抱有全港「製憲」和「港獨」等狂熱的分離主義政治圖謀，對於「基本法」基石、「一國兩制」的平穩踐行以及社會安寧均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在此背景下，盡快消弭本地民眾對於疫苗問題的不安，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社會力量，避免其誤墮「激進本土」的政治陷阱，恐怕就是出台如此之迅速果決，背後最為重要的政治考量。

 

山東省日前破獲案值逾5億元人民幣的非法疫苗案，令接受注射人群的安全風險增加。很多內地家長計劃攜子赴港注射疫苗

政策應增靈活性 保積極效應持久

 

然而，應該理性看到，「限苗令」和「限奶令」雖然令「港人優先」得到了充分的貫徹和落實，避免了相關爭議話題淪為政治煽情的工具，暫時平息了社會紛爭，但今後由兩地融合而不免帶來的資源分配和權益配比等新問題，是否也能夠繼續「一禁了之」呢？尤其是相關禁令的限制性措施缺乏一定的政策彈性和法律時限，導致政策執行失去應有的靈活性和變通性，政策執行者就不能在不偏離政策目標的大範圍內結合具體情況來執行政策，因而也就增加政策執行的風險，難以確保政策的後續社會效應長久保持正面的積極效用，甚至有可能在禁令之後，衍生新的社會問題。這一點，在「限奶令」後的顯現值得探究。事實上，「限奶令」實施不久，香港市面的嬰兒奶粉供應很快就恢復了正常，然而當局卻遲遲避談禁令鬆綁，導致銷量大幅下滑的奶粉供應商和零售商們叫苦不迭，而由於禁令的立法規例條文對「奶粉」定義含糊，引起前線執法人員混亂，多名內地旅客因此無辜被檢控，刺激內地民眾將壓抑已久的憤怒和委屈化作了對香港整个城市的情緒式發洩，兩地間的矛盾似乎在一紙禁令下偏向了始料不及的負面方向。與此同時，以立法行動來限制商品流通，做法有違自由市場精神，招致了國際社會和投資者對香港經濟體制產生了不必要的質疑和憂慮。可見一個「限」字訣，讓特區政府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但在涉及兩地關係和資源分配相關的議題上，當局仍一時難以跳出這一慣性思維，更好的對應良策尚不明朗。

實際上，社會爭議的矛盾與政情生態均是處於不間斷的動態發展中，解決方案也理應隨事態變化保持動態調整，因此有必要在制定限制性措施的同時，設立配套的階段性評估工具，以數據為依歸，並考慮一籃子與其水平相關或受其影響的社會、經濟及業界因素，預估風險閥值和制定相應的補充應對方案。相信若能秉持「漸進到位，區別對待」的政策制定和執行原則，那麼兼顧政策效應和政治考量結果，並非是一「不可能的任務」，雖然達到這一目標須建立在更大理性與眾多智慧上，但也不應將其歸於苛求自己而不嘗試和探索之。

內地遊客有旺盛的購買力，香港政府應將其正確引導成為本地市場化運作的一股健康、源源不绝的新動力

 

合理引導內地購買力 考驗施政智慧

 

作為背倚內地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民眾實際上是「有喜有憂」，其喜來自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經濟運行機制等，可做好聯通內地與世界的「超級聯絡人」，在13億人的廣袤市場中為自身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但憂又來自於內地對香港的需求過多過熱，超出其承受範圍的「超載」確難以承受。「東方明珠」的香港已經由一個單純的旅遊勝地的角色，轉變為向內地旅客提供各項民生服務和日常消費的地點，這並非一件壞事，其利非薄矣！如何因應自身條件，既不違背貿易自由的香港特色，又能將來自內地的購買力引導成為本地市場化運作的一股健康、源源不絕的新動力，確實考驗着特區政府的施政智慧，也考驗着香港大眾的共同智慧。

作者係香港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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