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壇「中間路線」難走
劉兆佳認為,香港要出現一股足夠力量的「中間勢力」,目前甚為困難
過去幾年,圍繞着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激烈政治鬥爭在一些方面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生態。反對派在政改「較量」上的失敗,加上其對香港造成各種嚴重損害的激烈行動又引起不少香港人對反對派的強烈不滿和怨懟,無可避免會促使部分反對派人士就政治目標的鬥爭策略進行反思。這個因政改失敗而觸發的反思過程,很自然的會導致反對派內部的分化和衝突。在政改鬥爭過程中湧現的一批以年輕激進人士為骨幹的政治群體使得反對派的分化和內耗更為嚴重,尤其是因為那些新興的、鼓吹分離主義的政治力量對原來的反對派主流勢力採取不信任、不合作、甚至鄙夷的態度。部分屬於反對派陣營的人士退出其所屬的黨派,並表示要走「中間路線」、 「溫和路線」或「第三條道路」。
誠然,一些民意調查顯示,不少香港人既不信任和支持反對派,特別是那些言行激烈的反對力量,又不信任和支持建制力量,理論上香港應該有合適的政治土壤讓那些走「溫和路線」或「第三條道路」的組織有發展的機會,但實際上要出現一股足以與目前的反對派和建制派鼎足而立的所謂「中間勢力」甚為困難。
香港目前有部分人士表示要走與建制派和反對派鼎足而立的「中間路線」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在退出公民黨和辭去立法會議席後牽頭組織了名為「民主思路」的智庫,並率先提出「第三條道路」的構思。原民主黨的創黨黨員黃成智和狄志遠則成立了名為「新思維」的政治組織,明確表明要走「中間」「溫和」路線。這些政治人物一方面不滿反對派愈趨激進,而且立場不清晰、不穩定和不切實際;另一方面則認為建制派過分保守、僵化。他們相信在反對派和建制派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中間」地帶會越來越廣闊,因此有利於「溫和」政治勢力的冒起和壯大,並成為與反對派和建制派鼎足而立的「第三勢力」。然而,到目前為止,他們努力的成效仍然不彰。
「第三條道路」主客觀條件缺乏
近年來湧現的一大批主要以年輕人或所謂「政治素人」為骨幹的政治組合也不認同主流的反對黨派。新一代的年輕參政者對反對派人物的「家國情懷」、對自身政治和物質利益的維護、對與中央溝通和合作的憧憬、「大佬文化」、鬥爭激情減退、鬥爭手段過分溫和與僵化等不但不以為然,甚至厭倦和反感。年輕的參政者既然對現有的反對勢力不寄厚望,自然不會想到要憑一己之力改變或改造它,反而立意要與他們針鋒相對。此外,作為「長期」甚至很可能是「永久」的反對派在回歸後在香港的民望、威信和實力不斷走低,與回歸前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於是,新興的反對勢力和原有的反對勢力便難以建立起基於充分互信的合作關係,而反對「陣營」便難免陷入組織渙散、群龍無首、各自為戰的局面。更麻煩的是其中的激進勢力不斷掀起波瀾和議題,迫使較溫和的勢力向激進方向靠攏,起碼不敢直斥其非。如此一來,反對派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形象越來越差。
美國的例子可堪借鏡。近30多年來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圍繞着價值觀、政治立場、社會政策和財政方針的黨爭愈趨激烈,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導致美國的管治和施政陷入極為困難的境地。眾多的民意調查清晰表明,不少美國人對共和、民主兩黨厭惡,盼望有新的政治力量出現來匡正局面。可是,共和與民主兩大政黨仍然能夠主導總統、國會和地方議會的選舉,未有受到任何的政治勢力的真正挑戰。美國的「中間」勢力之所以難以成為氣候,固然與美國的政治體制、選舉制度、金錢政治和政治文化有很大關係。不過,美國政局的閉塞與僵化無疑使得不少美國人對政治疏離、不滿、惡心和憤怒,更讓他們對美國的前景憂心忡忡。
其實,在所有西方國家,縱使不少人對當前的政局反感,確實存在求變心態,但新的政治力量的湧現卻又困難重重,遂令西方國家難以通過政治格局的改變來有效處理她們日益棘手的政治、經濟、財政、金融、民族、宗教等問題。
香港的「中間」力量正處萌芽狀態。儘管在政治對立日益尖銳的狀態下,部分對香港政治現狀憂慮和厭煩的人對它寄予希望和憧憬。可是,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由於缺乏有利的主客觀條件,香港在可預見的將來出現一股強大的、能夠大幅改變香港政治局面和緩和政治緊張氣氛的「中間」力量的可能性不是很高。
首先,長期以來,香港的最主要的政治裂縫在於如何處理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接受和合作及否定和對抗,一直是不少香港人作為判別不同黨派的可信性、可靠性和可接受性的最重要準則。從政治邏輯說,在這兩個立場之間很難找到「中間」位置。在中央和反對派嚴重對立的局面下,「中間」立場更難立足。極端「本土主義勢力」的冒起,把部分主流反對勢力拉到更偏激的方向,使得中央、建制派和反對派之間的距離進一步加大。在這種政治氛圍中,不少人會傾向視「中間」立場為「親中央」或「倒向反對派」而並非獨立或中立。更具體的說,在接受與不接受全國人大有關行政長官普選的「8.31」決定、承認與不承認人大釋法的合法性、真誠落實基本法第23條的本地立法與拒絕立法之間其實沒有太多「中間」插足的空間。而不同政治勢力對那些重大政治議題的態度正是香港人用以判別不同政治黨派的政治立場的「試金石」。
「中間」民意模糊不清
其次,即便不少人不接受反對派和建制派,但所謂「中間」民意頗為空泛和模糊不清。部分反對派和建制派的政治主張和政策訴求其實也得到不少「中間」民意的支持。更為重要的是,所謂「中間」民眾並非是一群有共同立場和訴求的人,而是一大批在不同議題上有不同態度的人。他們之間的分歧並不一定比反對派與建制派之間的差異為少。任何「中間」力量其實只能爭取一部分「中間」群眾的支持而非「廣大」的「中間」群眾。因此,所謂「中間」勢力絕非是一股強大和單一的「中間」力量,而是很多股彼此之間展開激烈競爭的力量。因此,期望香港湧現一股強勢的、統一的「中間」力量來主導政治局面並不實際。
第三,在感情和信任方面,大部分香港人兩極化和對立化其實甚為嚴重,持溫和立場或沒有立場的人不多。在感情、信任和道德取向上支持某方政治勢力的人,容易敵視其他政治立場的人,不但不願意與他們妥協,也會反對自己認同的政治勢力向「敵人」讓步。情緒上屬於「溫和」或「中間」的香港人既然很少,有意走「中間」路線的人便難以找到立足之地。
第四,目前香港的反對勢力和建制派都擁有相當程度的組織強度、社會支援、動員能力和領導水平。他們的支持者相對於「中間」群眾具有較高的政治熱情、較明確的政治信念、較強的行動積極性和較穩定和持久的政治參與熱情。相反,儘管所謂「中間」群眾對政治狀況不滿,但他們卻因為種種原因不願意積極投身於政治活動,比如支持自己喜歡的政治人物。有些人形容「中間」群眾為沉默的「多數」或「大多數」。外國經驗顯示,要把那些「中間」群眾動員和組織起來絕非易事。在香港也是一樣,要動員和組織他們成為一股新的強大政治力量絕非易事。
筆者認為,走「中間」路線的人不能只停留於坐而論證的狀態,必須積極參與各類選舉和進入政府工作。圖為香港特區政府總部
人數不少 立場複雜
第五,「中間」力量內部也缺乏共識。一直以來,眾多官方和民間的民意調查都一致發現,聲稱自己是「中間派」和「溫和派」的香港人介乎40%至60%之間。然而,經仔細觀察,所謂「中間」人士絕非是一群有相同的價值觀、政治立場或政策取向的人,更談不上是一群有組織的人。他們是一批人數不少,但政治積極性低、思想和立場複雜、行動不一致和政治疏離感與無力感較高的人。他們基本上厭惡政治鬥爭,崇尚秩序與安定,不輕信來自任何方面的政治人物和政治承諾。此外,相當比例的「中間」人士的立場其實在一定程度上與反對派或建制派接近。
因此,要提出何種政治綱領和訴求方能把眾多的「中間」人士動員和組織起來並成為一股強大的、新興的政治勢力殊為困難。最可能出現的狀況是部分「中間」人士主動或被動地動員起來,但不同的「中間」人士卻可能分別倒向建制派、反對派和一定數目的新湧現的「中間」黨派。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一個「中間」黨派有足夠實力與反對派和建制派對壘。
第五,香港人不願意押注在力量不強的「中間」力量上,以避免讓他們反對的力量得逞。筆者並不預期香港會出現強大的「中間」黨派,認為香港的政治生態依舊會是反對派與建制派對抗的局面,「中間」黨派要取得香港人的鼎力支持便相當困難。比如說,在立法會選舉中,儘管一些「中間」選民不認同反對派或建制派的候選人,但他們也不一定願意將選票投予「中間派」的候選人,除非他們認為「中間派」候選人有相當的勝算。假如「中間派」候選人的勝算不高,部分「中間」選民會覺得投票給「中間派」候選人不單浪費自己手中一票,反而會讓他們不喜歡的反對派或建制派的候選人取得勝利。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中間」選民會傾向把選票投予那位或那組他們相對沒那麼反感的建制派或反對派的候選人。「中間」勢力要突破這個困局殊不容易。
「中間派」若想成為香港政治的中堅力量,需得到中央的高度信任
第六,大部分「中間」人士都害怕捲入政治紛爭惹上不必要的麻煩,所以要在政治撕裂的環境下發動「中間」力量委實不易。比如在香港的大學內,真正政治立場偏頗的教授和學生其實人數非常有限,而他們的激烈言行確實得不到廣大教授和學生的認同,但因為害怕「槍打出頭鳥」,很多人寧願對此保持沉默,遂令大學裡面的激進勢力有恃無恐,越加囂張。
缺乏有威望的領袖
第七,「中間」力量缺乏有相當威望的政治領袖,除非新興的「中間」黨派的領導人本身已經擁有相當的政治威望、地位與權力,有能力調和政治矛盾,否則便沒辦法取得「中間」民眾的垂青。目前香港尚沒有這種「中間派」的政治人物和組織,要「從無到有」地讓那些人物和組織在短期內崛起並發揮政治作用難度甚大。
第八,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中間派」能否在香港有立足之地,與中央對他們的態度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如果中央相信他們的確是有別於反對派和建制派的力量,並且可以在目前混沌的政局中發揮正能量,則中央會樂意與他們建立合適的對話合作關係。然而,要中央願意讓他們成為管治香港的中堅力量,是合格的「愛國愛港」者,必須要大幅提升中央對他們的信任。在缺乏那種高度信任下,中央只會與「中間派」保持接觸與來往。要取得中央的信任,恐怕「中間派」要與中央在一些根本的政治原則立場上保持一致,包括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8.31」決定、尊重國家的憲政架構、認同中央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理解和承諾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否則中央對「中間派」便難以高度信任。很多香港人從功利主義或實用主義角度對待政治人物。如果他們認為「中間派」政治人物不被中央信任,「執政」機會渺茫,他們便不會大力支持「中間派」的黨派。
第九,反對派和建制派內部都有一些「溫和」力量,它們是「中間」力量的有力對手。反對派和建制派內部都有一些「溫和」或「開明」力量,與派內的激進或保守力量在政治與政策立場上有明顯分歧。細心觀察下,聲稱走「中間」路線的人的主張其實與溫和反對派和溫和建制派分別不大。過去溫和反對派與溫和建制派都有意爭取「中間」群眾支持自己,從而擴大反對派和建制派的規模和社會基礎,不過成效有限。將來那些標榜走「中間」路線的政治人物必然要與反對派和建制派中的溫和分子競爭「中間」群眾,但卻沒有特別優勢和勝算。
「中間」政治立場仍未清晰明確
第十,到目前為止,「中間」立場究竟是什麼還是不清不楚。無論在內外形勢分析、指導思想、理念、具體目標、政策取向、鬥爭方式、短期和長期策略以至如何克服面對的困難和阻力等方面的闡釋都語焉不詳。有關人士更刻意回避一些敏感政治問題,尤其是如何處理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等。「中間」路線人士多為簡單講述或誇大他們與較「極端」的反對派和建制派的差異,突出彼此的不同,強調對話和妥協,但卻未能正面解釋自己的「獨有」和「獨到」的政治和政策主張。既然「中間」路線的內容迄今頗為模糊,則要吸引大量支持者便倍感困難。
第十一,中產階層兩極分化不利「中間」路線的確立。毋庸置疑,「中間」路線最「自然」和最積極的支持者應該是那群廣大的、重視理性、發展與穩定的中產階層分子。然而,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香港的中產階層的處境愈趨困難,導致中產階層內部分化不斷,不少中產人士的生活水準其實與勞動階層人士相差不遠,從而「中產人士」的身份和地位也岌岌可危。一個矚目的現象是中產階層走向激進化,對政治、社會和經濟狀況不滿的人有增無減,特別是年輕的中產人士。可以說,中產階層尤其是年輕中產人士的怨氣和憤懣是目前的一個顯著的社會現象,也是政治對立分化和政治言行激烈化的溫床。總體來說,部分發展和機遇優越的中產人士成為建制派的中堅分子,部分「下流」到勞動階層的中產人士,其政治立場亦接近反對派,變得越來越偏激。處於中層階層中間位置的人,即所謂「中間中產階層」(middle middle-class)的人數不斷減少。當政治個性比較溫和的「中間中產階層」人士在中產階層中的比例不斷下降的情況下,鼓吹「中間」路線的政治勢力要發展和壯大殊不容易。
第十二,「第三條道路」並非是一條穩定和清晰的道路,原因是它要隨着其他道路的改變而調整,要長期固定自己的支持者並不容易。有些時候它會倒向兩邊的道路。有些時候它會自我分裂分化而產生其他的「第N條道路」。
努力可嘉 困難不少
誠然,主張走「中間」、「溫和」或「第三條道路」的人士和組織無疑懷抱良好的願望,也具有不錯的政治勇氣。他們不滿香港日趨對立對抗的政治氛圍,擔心香港的政治和經濟前景。他們希望另闢蹊徑,為當前的鬱悶和惡劣的政治困局找尋出路。無疑,這方面的努力其志可嘉,但面對的艱難險阻卻又不少。要取得進展,走「中間」路線者必須清晰明確闡明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主張,確立其立場的「原創」性和獨特性而並非反對派和建制派立場的反面,努力說服香港人對「中間」路線的理解和支持。
中間路線最「自然」和最積極的支持者應該是那群廣大的,重視理性、發展與穩定的中產階層人群。圖為2016年選民登記運動展開
同樣重要的,是他們要拿出更大的勇氣,有力地駁斥反對派和建制派的立場和看法,主動與他們交鋒對壘。「中間」路線者可以堅持他們的改革主張,特別是政治體制的改革,但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上卻必須表現為合格的「愛國愛港者」,從而爭取中央的理解。他們也要盡量與反對派和建制派中的「溫和」和「開明」分子合作,即使不能吸引他們來歸,至少也可以壯大香港的理性溫和力量,對改善香港的政治生態、促進香港與中央和內地的關係和實施「一國兩制」有利。尤其重要的,走「中間」路線的人不能只停留於坐而論證的狀態,而必須積極參與各類選舉和進入政府工作,同時通過不同管道聯繫民眾和團體。換句話說,要達到匡正時局的目的,「中間」路線必須體現為一股團結一致、有效領導和廣闊群眾基礎的強大政治力量。總而言之,「中間」力量不是自然存在於社會並自然湧現出來的力量,而是一股由英明睿智的政治領袖「從上而下」通過理論建構和政治動員「製造」出來的力量。
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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