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對科學最初的憧憬與好奇 —記古生物研究領軍人周忠和

文｜北京王文

「那些榮譽都屬於過去，沒什麼好談的」

2016年10月21日下午，何梁何利基金獎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頒獎，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周忠和因在古生物學上的突出成就，榮獲「科學與技術進步獎」。其實，這只是他諸多學術榮譽中的一個：2000年，當選國際古鳥類與進化學會理事，並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國家傑出青年基金；2001年，榮獲基金委創新研究群體基金（學術帶頭人）；2003年，獲得首屆中科院傑出科學成就獎；2010年，當選為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201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2013年，入選「萬人計劃」傑出人才；2015年，先後當選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巴西科學院通訊院士……

儘管榮譽無數，但周忠和並不想多談。在他看來，「做學問應該有平和沖淡的心態，學者應該與世無爭，老老實實。」他始終認為自己就是一名普通的古生物科研工作者，與身邊的同事們沒什麼兩樣——每天，在固有的天地中、軌道上，做自己喜歡的事。「想著賺大錢的人不要做科學家，想著沽名釣譽的人不要做學問。唯有不被利益左右，耐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才能保存心中的一方學術淨土。」他告訴記者：「那些榮譽都屬於過去，沒什麼好談的。」

他用詩一樣的語言，描述他心中的古生物學：古生物學是生物演化的墓志銘。生物的演化紛繁複雜，如同萬卷叢書，它記載的地球生命的故事就印刻在化石中。儘管這套歷史之書已經被大自然「撕碎揉爛」，並「散落四方」，然而古生物學家不知疲倦地尋找著岩石中生命演化的蛛絲馬跡，執著地將這些不同「章節」中的零散「段落」、「字句」拼接起來，為人們重現數十億年來地球生物演化的故事。

1990年，正做碩士論文的周忠和去遼西找北票鱘化石。一次，他一錘子下去，發現了一種白鱘科魚化石——現代生活著的長江白鱘最早的祖先。野外工作結束後，周忠和依然惦記著那塊白鱘化石出土的地方。到了9月中旬，他一個人又來到了那塊荒涼的小山溝。在尋尋覓覓多日後，他從堅硬的泥灰岩裡打出了兩塊保存得相當完整的鳥類化石。其中的一件標本特別完整，保存了整個的頭骨部分，因而成為當時世界上已知的白堊紀早期地層中最為完整的鳥類化石。在隨後的兩年裡，周忠和與他的同事、老師們一起組成發掘隊，又從同一地點采集到將近20件化石。這些化石後來被分別命名為：燕都華夏鳥、鄭氏波羅赤鳥、北山朝陽鳥和始華夏鳥等。美國史密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奧爾森教授在寫給該院霍夫曼博士的一封信中感慨道：「中國早白堊世鳥類化石的發現，也許可以稱得上是自始祖鳥發現以來最為重要的鳥類發現。」

他和同事們的工作不斷取得新的進展：發現帶羽毛的恐龍、長尾的鳥類，為鳥類的恐龍起源、飛行樹棲假說提供關鍵證據；揭示原始羽毛在獸腳類恐龍中廣泛分布；證明鳥類飛行經歷了四個翅膀階段；揭示鳥類和翼龍胚胎發育模式的演變；提出東亞地區是中生代若幹重要生物類群的起源和輻射中心的假說……對周忠和的學術貢獻，美國著名古鳥類學家Alan Feduccia有句公認的評價：「周忠和的發現帶動了隨後發生的鳥類進化歷史上最為重要的突破。」

因為好奇，他帶出了一個在國際學術界有名的科研團隊。時隔多年，周忠和還記得，當年來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面試時，一位老師問了他一個問題：「你為什麼選擇這個所？」他當時的回答是「脊椎動物化石更好玩」。如今，留所任教並擔任所長的他，仍然會拿這個問題問年輕學子。

周忠和團隊對從恐龍到鳥類等古脊椎動物深有研究。圖為常州恐龍園

「我們是一個跨研究室、由不同專業背景人員組成的研究群體，領域涵蓋了魚類、兩棲類、爬行動物、鳥類、哺乳動物、沉積地層學等等。」周忠和說，「一般的團隊都是以實驗室，或者『導師+學生』等為單元組成的，而我們則是憑借研究內容的相關性把大家自然地團結在一起。除了研究人員外，我們的技術人才也是不可或缺的。多樣性和互補性是這個團隊的特點，科研的好奇心與興趣使大家自然地融匯在一起。因此，我非常希望那些本科學習醫學、生物學、地質學、環境學，甚至是計算、數理專業，對古生物研究真正感興趣的學生，能夠在研究生階段報考古生物專業。」

這些年來，周忠和與團隊成員在鳥類、恐龍、哺乳類、翼龍、龜鱉類、兩棲類、魚類等脊椎動物演化領域的研究中，取得了突出成果。《自然》雜誌一位資深生物學編輯在一篇介紹中國古生物界的文章中評價說：「對外開放產生了新一代的中國研究者。在21世紀初，中國擁有最好的古生物學家，又擁有最好的化石。」

「好奇心去哪了」

周忠和談到：「《中國科學》曾召開了一個別開生面的研討會，請了國內十多個學者分別專門介紹克萊福特獎地球科學獎獲得者的學術成長歷程。我發現他們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好奇心。」

「羅素認為，『長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熱烈而不帶偏見的探索，使古希臘人在歷史上獲得了獨一無二的地位』；居里夫人也說過，『很多人都說我很偉大很有毅力什麼的，其實我就是特別好奇，好奇得上癮』。可是我們的好奇心去哪了？」周忠和說。

「好奇心去哪了」——這個問題的提出和周忠和的思考有關。

「在國內很多的學術場合，我發現即使報告人內容和演講都很精彩，可要麼參加者不多，要麼是提問不踴躍，甚至提問者寥寥無幾。難道大家都真的沒有問題了？顯然不是。這種情況的出現，我覺得和好奇心的缺失有關。好奇心是人之常情，為什麼逐漸消退了呢？這是教育的失敗還是社會環境的影響？」

周忠和開始反思：「我們傳統文化中，相對缺少質疑權威和冒險的精神，我們似乎也特別注重面子，怕問錯了出洋相或者得罪人。傳統文化中還有一種功利主義的思維定式，比如我們比較講究實用，古時候的人收集化石，也就是玩玩而已，沒有將它發展成一門學科。」

科普工作講究深入淺出，周忠和在這方面頗具天賦。深奧的話題、枯燥的理論，往往被他講解得妙趣橫生。在談到「人類為什麼需要榮譽」時，他用生物學的原理解釋，就是動物生存有安全感的需要，榮譽恰恰能帶來安全感，在生存上佔據有利地位。

「從生物演化的角度看，其實不僅有適者生存，還有幸者生存。」在他看來，每一個物種的出現與消亡都有太多偶然的因素。比如寒冷時期，那些擁有厚厚的毛層的動物適應能力強，但這時氣候忽然變暖，這些動物就很可能慘遭淘汰了。「古生物研究的時間跨度極大、對象分布廣泛，可以說處處充滿未知的樂趣，吸引著研究者們全情投入。研究生物演化的過程，還能體會到許多生活的哲理」

早在2003年，周忠和就登上《百家講壇》，開講「古鳥尋蹤」。隨後的幾年，周忠和與他的團隊參與了大量的科普講座、電視節目直播和地方博物館建設等工作。2011年，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十萬個為什麼》編輯找到周忠和，請他負責《古生物學》卷的編寫工作，周忠和欣然應許。2016年，他又承擔了大百科全書的相關編撰工作。周忠和說，許多人對古生物學的熱情和好奇很高，可以借此培養公眾對自然的愛好和興趣，提高國民科學素養，了解人類的由來，也有利於喚起更多人的環保意識。

「好奇心代表著人的求知欲，是一種積極的思維活動，是人類認知世界的主要驅動力。好奇心的產生需要包容的社會文化。我們要大力營造一個真正崇尚科學精神的社會環境，將憑著興趣做事的『少數派』變成『多數派』。」周忠和說。

「因為好奇而探索，因為責任而發聲」

「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這句話可以用來形容周忠和。他告訴記者：「因為好奇而探索，因為責任而發聲。」

他發聲的範圍很廣，他發聲的力度很大，他發聲的影響很好。

燕都華夏鳥為遼西熱河生物群中最早被發現的中生代鳥類，相關研究成果由周忠和等1992年發表在《科學通報》上

「八項規定」執行過程中，由於理解偏差，一度出現科研人員出國難的問題，影響了對外學術交流的正常開展。在一次全國政協常委會上，周忠和直陳科技界人士對此的意見建議，得到高層的充分重視。如今，外交部、財政部印發了相關規定，對因公出國的科研人員相關事項作出了更細緻的規範。周忠和所在的中國科學院也制定了《院屬單位因公臨時出國分類管理細則》，確保學術國際交流正常進行。

「錢學森之問」一度成為社會熱議的焦點，周忠和也積極發聲。他建議，大學教育改革不應僅限於針對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及能力的教育方法改革，還應包括對大學人事任免和行政體系的改革和治校理念的建設；考慮到科技體制改革任重而道遠，可成立一個由科學界資深專家組成的「國家主席科技顧問委員會」，幫助政府制定相關的政策和改革的具體措施，並對改革的具體實踐提供及時的評估和調整；要加大政府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投入。「這不僅是為了提升中國對全球科學發展的貢獻，也是為了打通從科技強到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的通道。」

作為《國家科學評論》的副主編，他曾撰寫社論《中國很快會出現更多諾獎得主嗎？》，指出科學進步在中國普遍被看作與社會和經濟效益直接相關，但諾貝爾獎是為了獎勵「對人類作出的最大貢獻」，其中包括對自然界的根本性認識，而這種認識並不一定會帶來立竿見影的社會效益。

「隨著中國科學成果數量的增加和質量的提升，我們可以斷言，將來會出現代表重要科學突破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成果值得獲諾貝爾獎。但不管是否獲得這些獎項，中國科學都將向著自己的目標和理想前進，而諾獎夢只是一個更宏大的夢想的一部分，即建成一個全體人民共享繁榮和公正的和諧社會。」

本文刊載於《紫荊》雜誌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