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創科產業 港需突破「隔離帶」

新世紀以來，儘管特區政府已多次縮減邊境禁區範圍，但時至今日，深圳河南岸仍保持着低開發狀態。與細細的深圳河相比，這條綠色「隔離帶」倒更像是港深之間的邊界。《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開發的合作備忘錄》的簽署，這條「隔離帶」將出現前所未有的「突破口」。創科產業作為香港經濟轉型的重要方向，應緊抓磁刺機遇，既要突破地理上的「隔離帶」，更要突破精神上的「隔離帶」。

香港發展創科「一手好牌」

2017年1月3日，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市人民政府簽訂《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開發的合作備忘錄》，根據備忘錄，深港兩地將在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開發「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在這塊面積為香港科學園四倍的土地上，通過建立重點創科研究合作基地以及相關高等教育、文化創意及其他配套設施，吸引港深兩地及其他國內外頂尖企業、研發機構和高等院校的進駐。

今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將珠三角對標舊金山灣區，趕超世界先進，打造中國「新硅谷」的願景表露無遺。

如果說，當年的深圳特區，是國家在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資本主義隔離帶」內大膽實驗，藉助香港經濟優勢發展內地經濟的一塊試驗田；那麼今天，則是香港搭上深圳創新科技蓬勃發展的快車，對接不斷湧現的中國機遇。小小的落馬洲「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正可謂是「特區中的特區」，承擔着香港培育創新科技產業，為香港經濟樹立新支點的重大使命。

正如特首梁振英在致辭時表示，發揮好香港與深圳的協同效應，雙方都可以提取新的和巨大的動力，「這樣的動力將不下於三十多年來深圳改革開放的動力」。時空的轉換之下，深圳與香港的角色發生了戲劇性的對換。

深圳培育出了一套獨立發展的科技創新產業，孕育了多間引人矚目的科技公司。圖為大疆創始人汪滔正在向荷蘭首相講解大疆的產品

如果說香港的科技創新「落後於深圳」，需要「向深圳學習」，香港的諸多有識之士不服氣。毫無疑問，這樣的自信有其底氣，香港不僅仍是中國最具世界影響力的金融中心，更是國際知名的教育重鎮。其高等院校不僅長期在世界排名中名列前茅，基礎科學、創新研究、前端研發亦始終保持領先。

教資會「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報告顯示，香港八大院校中約1.6萬項研究中，12％獲國際專家評為「世界領先」，34％達「國際卓越」，其餘絕大部分達到國際或區域水平；截止2016年底，香港已有16所獲國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6所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1995年以來，已有共計31位香港科學家躋身中科院或工程院院士；近年，香港還成立了瑞典卡羅林醫學院的全球首個海外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學院的首個海外創新中心。香港的科研基礎之雄厚，條件之優越，眼光之廣闊，時至今日仍是深圳自歎弗如的。再加上高度國際化的開放環境、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國際金融中心的豐沛資源，香港發展科技創新可謂拿盡了「一手好牌」。

獨立發展創科 港面臨致命瓶頸

自董建華任特首時期，特區政府就注意到了全球科技產業崛起的趨勢，並一直雄心勃勃的力圖在香港獨立發展科技創新產業。但現實中，「矽港計劃」因轉投上海而胎死腹中;數碼港淪為科技包裝下的「地產項目」；白石角科技園歷經三次擴建、十餘年發展至今，亦鮮有具影響力的成功項目。香港在科技發展的大潮中常「起大早趕晚集」，這就說明香港想要獨立發展科技創新產業，面臨致命的瓶頸。

其實，縱觀科技史，僅掌握最先進、最尖端的科技，從來都不能成為國家或地區競爭力的關鍵。二戰期間，擁有最先進導彈技術的納粹德國，仍在蘇聯紅軍的人海戰術面前土崩瓦解；核彈的成本與殺傷比，亦遠遠低於傳統武器。尖端科技或許能改變一個行業、一個領域；但真正改變世界的，只有經過充分商業化和產業化的成熟科技產業。發展科技創新產業，技術優勢固然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環節，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令其產生可持續的產業循環或者說產業鏈。

科技領先未必佔有產業先機

硅谷的發展經驗無疑具有啟發性，《硅谷百年史》一書在考察硅谷發展史後指出，硅谷很少發明東西，但硅谷的作用是「迅速理解一項發明對於社會可能產生的顛覆前景，然後使之商業化，並擴大規模，從中掙到大錢」，「著名學府和充足的資金並不是造就硅谷的充分條件」。換言之，香港在前沿科研領域的領先，並不意味着香港就自然而然的在創科產業中佔據先機；產業化、商業化的過程，以及為此服務的系列前後呼應的生態，才是產業成功的關鍵。

香港已有16間獲國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圖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化工）

正是從這一層意義上看，香港已經遠遠落後於深圳。在十餘年的時間里，深圳從產業鏈末端的「代工之城」「山寨之都」，逐漸轉型培育出了一套獨立發展的科技創新產業，不僅孕育出了騰訊、華為、中興、比亞迪、華大基因、大疆等引人矚目的科技公司，更營造出了為初創企業服務的人才培養、風險投資、產業培育等整套機制。這也是為何《硅谷百年史》作者皮埃羅·斯加魯菲(Piero Scaruffi)特別讚揚「深圳是最像硅谷的城市」。

深圳的這一輪發展，香港並非完全的旁觀者。2006年，還在香港科技大學攻讀研究生的汪滔，在深圳創立了大疆創新，並在兩年後研發出了第一款成熟產品；在香港科技大學的投資幫助下，大疆也在2010年後逐漸實現盈利。正如汪滔多次表示，「假如我沒有去香港，便不會取得今天的成就」。

但也必須看到，如果沒有深圳的產業基礎和珠三角的製造業優勢，大疆公司也是發展不起來的。可以大膽想象，如果當時已有了連接兩地的河套科技園，有了能將香港優勢融入深圳創科生態的這一平台，大疆公司的發展會不會更加順利？香港又會否在這一輪發展中獲得更多機遇？深港兩地的科技創新合作，今日又能迸發出怎樣的能量？

緊抓最後機遇 防「無可對接」

歷史當然無法假設，但這樣的假設其實十分接近成為現實。2007年，曾蔭權政府就在「十大建設」規劃中提及「港深共同開發河套」的規劃。然而在各種各樣的紛擾之下，河套地區今日仍是荒草一片，香港卻已錯失了融入深圳的最佳機遇。

香港的科研基礎之雄厚，條件之優越，眼光之廣闊，時至今日仍是深圳自歎弗如的。圖為香港科技大學

十年之後的今天，全球科技產業更新一浪快過一浪，內地經濟的版圖變動亦在迅速洗牌之中。對於深圳來說，土地資源消耗殆盡、人口紅利逐漸喪失、成本優勢不復存在，已經將深圳擺上了未來發展的新拐點之上。在此情況之下的香港，若不繼續加快對接深圳的進度，就怕連「為他人做嫁衣」的機會也不多了。

一方面，面對地價不斷創出新高，各項成本不斷上漲的形勢，眼下深圳的科技產業也正在重演香港曾出現過的產業北移。2016年初，一篇《不要讓華為跑了》的熱文瘋傳朋友圈，針對的正是華為出於成本壓力考慮，將終端部門遷往東莞松山湖，僅有設計和研發部門留在深圳；比亞迪亦出於成本考慮，將部分工廠和員工宿舍建在了惠州；曾經是華南電子元器件集散中心的華強北，在樓價上漲和電商衝擊的雙重夾擊之下， 如今已經大部分轉型商業街及寫字樓。

產業鏈北移趨勢之下，香港若繼續身形緩慢，坐看僅剩的區位優勢喪失，最終必將面臨「無可對接」的窘境。

深圳高教金融高速發展

另一方面，曾經遍尋一座頂尖大學而不得的深圳，近年正大力引進智慧資源，力圖彌補自身在創新研發領域的短板。眼下，北大、清華、哈工大、中科院等機構都已先後在深圳成立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學亦已在深圳開設分校，自主建設的南方科技大學也已步入正軌。而北理莫斯科大學、深圳吉大昆士蘭大學等11座國內外知名高校合辦特色學院亦正在籌建過程中。可以預見的是，一旦深圳此輪高等教育發展順利完成，香港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的優勢將進一步縮小。

而在深圳前海，另一場以承接香港金融業優勢為目標，有可能引發香港第二次產業北移的競爭也已經開始。若連金融產業的「金飯碗」亦被深圳搶走，那優勢喪盡的香港莫說發展科技創新產業，只怕屆時在全球競爭中留有一席之地都困難。因此，這一輪河套「港深創新與科技園」的機遇，突破「隔離帶」的束縛，只怕是留給香港創科產業的「最後機會」。

發展科技創新產業，技術優勢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令其產生可持續的產業循環或者說產業鏈。圖為深圳比亞迪推出的概念車

但目前的香港，在心態上並沒有坦然接受的「落後於深圳」的現實，更不要說面向深圳和內地的「逆向擁抱」。其實，正如內地改革開放的進程，亦是一場打破故步自封的保守心態、「主義當道」的意識形態枷鎖的「思想解放」，今日的香港亦需要一場精神上的反思和轉變。若想真正發展起自己的創新科技產業，香港必須打破精神上的「隔離帶」，放低「國際城市」和「金融中心」的傲慢心態，放低身段向深圳學習。

作者為香港資深媒體人，本文刊載於《紫荊論壇》5-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