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和世界 看香港的地緣價值

香港自開埠以來，不斷有中國人南來北往，更有外國人東西穿梭。這些異鄉人由千里之外的故鄉移居香港，或基於戰爭避難，或出於政治考量，或出於經商方便，也給香港帶來了豐富多元的文化。對土生土長的港人來說，往往對此習以為常，甚至覺得無甚特色，殊不知最令人羡慕的香港的核心價值，卻正由這些飽歷風霜的異鄉人口中道出。他們珍視香港得來不易的平靜空氣，高度評價此地的管治文化，期望香港獨特的地緣角色，可作為溝通中國與世界的橋樑。回歸後，香港跨入了新時代，更應準確認識、充分發揮香港的地緣價值。

 

筆者將近代以來移居香港者的人物動向，歸結在兩個研究系列之內，其一是明治、大正、昭和以來，在香港的日本人。其二是晩清鴉片戰爭至1950年代，曾在香港暫避的「南下文人」，例如王韜、黃遵憲、孫中山、康有為、陳伯陶、朱汝珍、張愛玲、郭沫若等。這兩大人群所處時代相叠，其間可見不同民族、社群於動盪的歲月裏匯聚香江的點點滴滴，形成了多元的「香港印象」，也反映出當時香港的地緣價值。

外鄉人善對比兩地差異

 

異鄉人來到香港，較懂得易地而處，從居港的新環境比較兩地的差異，從中了解到制度之間的優劣。比如日本人初到香港時，當時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的立法、司法、訟獄、警察、銀行、商社、港囗等方面都較日本先進，這些自然早已被日本領事館人員詳細記錄。他們更關心的是，從中上環擴展至灣仔的日本人社群，有否受惠於港式生活。比如在他們的記述中，已出現「上町」和「下町」的日本化稱呼，無疑已開始逐步融入香港社會。

另一方面，香港花崗岩處處，用這種堅固而光澤的石塊構建街道、大樓顯得特別華美；港島高聳的維多利亞式建築，更營造了管治所需的威權，訪客對此無不稱奇。就像王韜筆下的香港觀察，都是從港英政府管治香港的相關方面開始；康有為描述港島的景色，與黃遵憲、孫中山所見的頗相接近，不同之處是康有為在欣賞香港之餘，常反思晩清的政治形態。於是一邊是愛之深，另一邊卻責之切，對香港割離祖國，仍然由野心勃勃的列強主宰，又產生了無限的家國哀愁。近代中國文人看香港，常帶有類似的國族情懷，所以晚清的陳伯陶、朱汝珍、賴際熙皆在宋皇台傷春悲秋，以遺民自居。

自從開埠以來，獨特的地緣角色，令香港成為溝通中國與世界的橋樑。圖為60年代的維港

歷史小角落反映香港另類故事

 

 在港日本人也有一種望鄉的情結，他們更多是感懷在港不如意的生活，其日記中並不諱言英商壟斷下經商的困難，一間名叫「駿浦號」的出入口店就因無法承受英國人壟斷的壓力而結業。此外，還有一群疲於奔命的日本船公司職員及貧農葬於跑馬地，一群群日本婦女在港島要以賣淫為生。這些歷史的小角落，均反映大歷史下的時代諷刺，構成香港的另類故事。

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究竟是何種形象，不同人均持不同的尺度。民國以後，中國進入軍閥混戰，國家統一再度陷於迷惘。到香港避難的南下文人有人希望教育興國，也有人強於雅集交遊，但皆在香港找到發言抒志的空間，造就了南社、清遊會、港大與葉公綽合辦文物展等交流活動。其時，家國情懷或者說國族精神在港得以延續，是維持中國與香港人脈交融的重要元素，有力對抗着日本侵略。由明治、大正而昭和，英國在殖民地上的商業攏斷及海上的軍事優勢，成為日本競爭的主要對手，各種日本人筆下的香港紀錄均顯示日本亟欲建立自己的東亞營運模式，也預告了日本遲早會發動侵略戰爭。在這樣的大時代背景下，香港偏處於遠東一偶，並沒有刻意粉飾其殖民地的色彩，與亞洲各國同樣經歷日軍的蹂躪，也無奈地承受大國間角力的結果。至今，香港回歸祖國近二十年，中國經跨無數近現代史的跌宕，老一輩的香港人仍歷歷在目。其實，香港的歷史早已告訴我們，認清香港的地緣價值，既有益於國族問題的長期探索，也能夠從各民族在這塊土地上留下的印記中，找到文化共融的秘訣。

教育體制和政策相對香港更完善、更健全的國家和地區，同樣面臨學生高自殺率。圖為上學路上的香港小學生

中國近現代化 香港貢獻卓著‍

 

筆者喜歡從正面角度，展示香港一個多世紀以來作為東西交匯樞紐的重要平台。它的地緣位置在亞洲而言，剛好在東北亞與東南亞兩大地域之間，容許從人文族群的播遷活動，解釋民族、客家、僑民等互動關係。西力東漸以後，香港制度的近現代化，又成為中西文化共冶一爐的試驗場。過去，西方史學家按照殖民地史學、冷戰思維模式來思考東亞發展的奇蹟，總會把重點放於日本改革。於是傅高義 (Ezra Vogel) 的「日本第一」之說甚囂塵上，種種如約翰遜 (Chalmers Johnson)、詹遜(Marius Jansen) 的《日本論》《日本人》論幾成學界權威。中國及其沿海城市，都只能流於西化中次要的「濱海文化」。

西方史學家的矛盾之處，就在於一方面承認中國在改革中取得的成績，另一方面卻定性共產主義國家無力在政治上取得如西方國家的政治高度。因此，基於非友即敵的心理假設，無論東方學 (Sinology) 、東洋學 (Oriental Studies)、東亞研究 (Asian Studies)，一切以歐美核心價值為主體的研究重鎮，始終無法精準地捕捉中國城市在20世紀下半葉的實際發展步速。當中，香港對中國近現代化的貢獻，佔有無可取代的位置，由於兩地國族社群關係從未斷絕，自香港北上鋭意改革者，與中國南下知識傳播者，長期構成互相依存的人脈關係，尤如體內血液的循環供應，一呼一吸的協調所在。自19世紀至20世紀，再從戰後延展至回歸，基本上沒有破壞這種唇齒相依的格局，只是殖民地管治者不願意接受歷史現實而已。

內地南下香港暫避的文人，時常用獨特的視角來看香港。圖為郭沫若（左二）與于立群在香港與朋友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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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新史觀解構香港地緣價值

 

西方歷史學者低估了中國改革的成就，也礙於單面將香港歸於英國殖民統治下的自由陣營，令香港本來可發揮的全方位地緣作用大打折扣，不能不說是史學研究上的一大缺失。日前，筆者有幸聆聽傅高義在港的演講，日本經歷上世紀泡沫爆破而處於長期低迷，「3.11」地震也給國家帶來了深層的打擊，他對日本抱樂觀之餘，已重回理性的評價，日本亞洲第一之説無疑已成迷路。鄧小平一早看清香港在中國發展中的重大角色，規劃了「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宏偉藍圖，體現出看到香港將跨入新時代的睿智。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從傳統中國人「走出去」的經驗思考中西交流的模式，更加看重香港在此平台下的戰略價值。我們期待東西方研究者也能「發現香港」，未來能以嶄新的史學觀念逐代取代地域權力之說，以解構香港地緣對中國和世界的重要意義。

著名作家張愛玲曾赴港讀書，並利用在港經歷創作了《傾城之戀》

作者系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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