暢想未來30年‭ ‬呼喚願景政治‭ ‬

值此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之際，我們不僅要轉身回首來路，總結20年來的經驗和教訓，更要登高望遠，不畏浮雲，暢想香港未來的30年。面對部分人炒作「2047」議題，玩弄「恐懼動員」，愛國愛港力量應該主動提出政治願景，凝聚力量，呼喚人心。

面對部分人炒作「2047」議題，玩弄恐懼動員，愛國愛港力量應該主動提出政治願景，凝聚力量，呼喚人心。圖為香港中環摩天輪

願景(Vision)原意是美景，亦被稱之為遠景或遠見，最早見諸西方管理學和組織行為學等研究領域。對於一個城市來說，願景就是對於城市未來發展預期所要達成目標的想法或憧憬，與廣大民眾對於未來生活的期待和憧憬相契合。願景能夠引導或影響城市居民的行動、行為，而形成城市發展共同願景的過程，更能夠整合各方利益，獲取並增強民眾政治認同，這是一個價值引領與人心凝聚的過程。

 操弄「2047」議題 圖謀「恐懼動員」

然而，香港有部分年輕學者近年推動所謂「香港前途研究計劃」，聲稱「發動民間研究，解密各國有關香港的密檔，揭露不同有關香港前途以及社會政策的歷史真相」。事實上，這些研究是借用歷史檔案發展「自决」論述，為現實政治服務，為所謂「自决」提供歷史依據，提供論述炮彈。這是反對派操弄「2047議題」的一個重要抓手，希望利用所謂的歷史研究，增強「自决」論述的可信度、合理性，再通過視覺化、動畫等技術，把論述通俗化、普及化，進而在現實社會不斷發酵，增強影響力。

「2047」議題是反對派陣營近年不斷熱炒的、蠱惑人心的核心議題，但其本質是一個無法成立的偽命題。香港的前途問題早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英談判中解决，不會再有什麼所謂的「二次前途談判」。寫入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的「五十年不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五十年不變」，根本不涉及什麼主權問題。

願景能夠引導或影響城市居民的行動、行為，是一個價值引領與人心凝聚的過程。圖為觀塘海濱花園

可以預見，以「2047大限」為口號的身份政治議題將會不斷升溫，成為反對派進行政治動員的新利器，這是複製回歸前「1997大限」的政治動員手法，基於香港中間偏右社會的反共集體潛意識，進行「恐懼性」政治動員，達到反對派的政治目的。

從政治上、法律上都無法站住腳的「2047大限」偽命題，雖然是玩弄「恐懼動員」的老伎倆，對香港經濟的深度傷害卻不可小覷。首先是無中生有地製造了不確定性。倘若香港前途都未確定，試問外資怎敢繼續在港投資，怎敢做出中長期佈局？資本的確從來不怕動盪、波動，也善於從波動中獲利，但是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它們必然會避之大吉。對於一個高度開放性經濟體，一個高度依賴外資、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的經濟體，資本一旦失去對香港的信心，衝擊何等之大，不必多言。經濟全球化時代，經濟實質上就是信心經濟，身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尤其如此。「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信心喪失，香港經濟勢必遭受沉重打擊。

擔憂2047不如暢想2049 

從深層次來講，無論是激進的「港獨」還是看似溫和的「2047大限」都刻意把香港與內地區隔，其核心是希望塑造進而深化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對中國的抗拒感。港人抗拒國家甚至抗拒了解國家，進而失去國家意識，才是香港未來的致命傷。在未來的全球經濟競技上，香港未來的精英，面對缺乏資源、規模有限的先天限制，既不了解國家發展，又昧於世界大勢，再喪失對未來發展的想像力，如何能夠保持香港的長遠競爭力？一些別有用心者的各種激進言行刻意凸顯「香港主體性」，讓港人的註意力聚焦「本土」議題，不僅要蒙蔽港人的雙眼，更要蒙蔽港人的心靈，使港人心態趨於保守，變得敏感易怒，失卻了昔日的開放與包容，最終封殺對於香港未來發展的豐富想像力。

即使是西方的政治家、學者，都不得不承認，中國興起篤定是改變21世紀世界格局的大事件。如何理解這一巨變所帶來的東亞乃至全球秩序的重構、迎接這一巨變帶來的挑戰、把握這一巨變帶來的機遇，是香港所有知識精英、工商精英的必修課。倘若無法把握這個歷史巨變的機遇，港人就無法找到安身立命的歷史新坐標，也難以為香港重新找到新的定位與方向。

近年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得以鞏固和發展，在相當高的程度上得益於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建設。圖為香港中環

不少激進的香港青年人對于「2047」話題侃侃而談，可當中有多少人曾聽說過中國的「兩個一百年」戰略，又有多少人認識到這一戰略對香港意味着什麼？香港學者當中，有多少人真正思考過這個問題？又有多少人開始研究這個戰略對港的影響？很多人也許不知道，美國學者在思考、研究這個戰略，甚至出版了相關專著，台灣學者同樣在關注、分析這個戰略。香港新一屆行政長官的任期（2017年至2022年）正好跨越「第一個百年」——202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致力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屆時也正是香港「五十年不變」的中途站。而2047年之後的兩年，將會迎來「第二個百年」—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一百年，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內地全力推進「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必定對香港的戰略地位有所考慮，也必定對香港的管治局面有所要求。

 

從「西方化」橋梁 轉型為「東方化」平台

反對派的「恐懼動員」論述，試圖隔斷香港與內地的連接，令香港錯失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從而阻斷數代香港人向上流動的機會，這正是對香港未來最深層的破壞。

面對這種「恐懼動員」，愛國愛港力量應該自己組織起來，暢想未來30年，討論香港發展路徑，一起共塑香港願景。願景政治最大的特點就是能以一個最形象化的特徵、最具概括性的話語，向民眾展現未來發展的具體情景，譬如內地正在推動的「建設小康社會」。那麼，香港未來將擁有怎樣的願景呢？筆者認為，是香港從「西方化」（Westernization）橋梁，戰略轉型為「東方化」（Easternization）平台。

當世界進入「東方化」時代，香港該如何從「西方化」橋梁轉變為「東方化」平台。圖為香港西九文化區日前舉辦「廣東快車：珠江三角洲的藝術」展覽

戰略再平衡與「東方化」平台 

顧名思義，「東方化」概念是與「西方化」概念相對應的,並非一個全新的概念，而此概念應用於國際政治以統攝世界格局的重大變遷，則是《金融時報》首席外交評論員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近年的首創。他近年在《金融時報》的專欄中反復闡述「東方化」概念，並以此為題在過去兩年一口氣寫了兩本書：《東方化：亞洲世紀的戰爭與和平》（Easternisation: War and Peace in Asian Century）和《東方化：亞洲的升起和美利堅的衰落——從奧巴馬到特朗普再到以後》（Easternization: Asia’s Rise and America’s DeclineFrom Obama to Trump and Beyond）。不論是這兩本巨著還是《金融時報》專欄，吉迪恩．拉赫曼一以貫之的觀點是：「經濟和政治力量重心東移，西方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日子行將結束」。吉迪恩．拉赫曼想強調的，不僅僅是「經濟實力的重心將繼續從西方向東方轉移」，更重要的是「這種經濟上的變化將轉化為戰略力量」。

用「東方化」概念審視當今國際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的範式轉移，以這種大歷史的宏觀視野來觀照中國正在積極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來思考香港的戰略困境與出路，確實給人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如果說成為「西方化」橋梁、「洋買辦」是歷史選擇了香港，那麽成為「東方化」平台、「華買辦」則應是香港自身審時度勢的戰略抉擇。香港需要跳出香港看香港，前瞻未來，務實地調整自身的戰略定位，從經濟全球化1.0時代的「西方化」橋梁，調整為經濟全球化2.0時代的「東方化」平台，也就是香港的戰略再平衡。

未來香港應轉過身來，成為世界的「中華窗口」，扮演「東方化」平台，將會創造香港再次騰飛的機遇。圖為廣九直通車

 

香港因「西方化」而起 亦因之而困

過去170年，香港的成功來自於她所扮演的「西方化」橋梁，而近年香港的困局同樣來自「西方化」橋梁作用之式微。

170年前，香港在「西方化」浪潮中被殖民，開始成為英國的遠東貿易壁壘，香港從此開始扮演「洋買辦」的角色。在東西方冷戰危局中，香港成為新中國與西方世界打交道的「氣窗」，同時也是西方國家透視「竹幕」的一個橋頭堡。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國打開國門，逐步對西方世界開放，香港成為西方資本（港元、美元）、西方技術、西方制度（法律、法規）進入內地的通道，讓世界通過香港走進內地，助推中國與世界接軌，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資金、技術和人才，大力推動中國工業化進程，塑造了中國經濟奇跡，刻畫了中國現代化的軌跡。香港同樣享受到內地經濟「西方化」的紅利，不僅在上世紀80年代實現了經濟騰飛，更保持了持續繁榮,兩地發展相得益彰，正如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所言：「祖國好，香港好；香港好，祖國好」。

可以說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香港的「西方化」大橋梁地位一直處於獨家壟斷狀態，為經濟繁榮提供蓬勃動力。但是，隨着內地全面開放，西方資本和人才長驅直入，沿海地區全面掘起，形成東部沿海經濟帶，特別是邁入21世紀，中國加入世貿之後，香港逐漸喪失了這種壟斷性的地位。香港航運、貿易等支柱產業失去了昔日的強勁動力，進入一種常態化發展，簡單來說就是「西方化」紅利殆盡，所以香港必須重新審時度勢，思索在「東方化」時代的戰略再平衡。

 

香港獨特優勢：系統性中介基建

當世界進入「東方化」時代，香港該如何從「西方化」橋梁轉變為「東方化」平台？這就涉及到對香港自身核心優勢和戰略地位的深層思考。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特別是亞投行的正式成立和運作，這一牽動歐亞大陸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的範式轉移，引起了香港商界、金融界、專業界別精英的高度關注和思考，紛紛從各自角度提出建議，也發出不同的憂患之聲。但是，整體觀之，許多思考碎片化，對香港的整體優勢缺乏足夠深度的認識。

站在「一帶一路」倡議的角度，來思考香港的戰略困境與出路，會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圖為山東某拖拉機總裝車間，該品牌拖拉機在「一帶一路」國家廣受歡迎

筆者認為，在百年「西方化」過程中，香港已形成一套系統性的服務性中介基建，涵蓋各個層面的專業服務，包括金融、法律、仲裁、會計、審計、醫療、工程、傳媒、廣告、公告、檢測、教育、培訓等等，而且達到國際水平，為全球認可。這是香港獨一無二的價值所在。必須強調的是，這個服務性功能不是單一的，而是系統的，不是單向的，而是多向的。這套系統性的中介基建，既能服務於「西方化」，也勢必能夠繼續在「東方化」過程發揮巨大作用。港式茶餐廳裡那一杯「鴛鴦」，可能是香港這種服務性中介基建的最佳象征，既是中國味的，又是國際味的，水乳交融地混合在一起，產生了奇特的化學反應。

正是擁有這種獨一無二的服務性中介基建，香港的明天不會暗淡，因為在「西方化」過程中香港所形成的系統性中介地位，能夠繼續在「東方化」過程發揮巨大作用。作為「西方化」橋梁，世界通過香港走進中國，借助這種服務性中介基建，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資金、技術和人才。作為「東方化」平台，中國同樣借重這種服務性中介基建，通過香港走向世界，讓香港成為中國資本、技術、人才、制度走向全世界的通道，成為中國企業進入歐亞、非洲、拉美的橋頭堡和根據地。

香港必須抓牢「再國際化」機遇 

在世界從「西方化」轉為「東方化」的過程中，香港實際上早處於第一線。

2007年6月，香港發行首支人民幣債券，標誌着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在香港落地，也標誌着香港啟動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這一重大金融戰略舉措的意義超越了金融領域，意味着香港從昔日美金進出內地的通道，轉變為今日的美元和人民幣進出內地的雙通道，這是內地資本「走出去」的標誌性信號。十年來，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鞏固和發展，在相當高的程度上得益於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建設。如果從宏觀層面來觀察，正是得益於「走出去」戰略，得益於內地主動推動的「東方化」，只是罕有論者由這個角度來分析、解讀。

當然，從整體上來看，香港也好，內地也好，對於世界格局變化對香港的影響以及香港在中國戰略格局中地位的認識，還需要逐步深化，逐步形成共識，才能更有效地推動香港的戰略再平衡。

從「西方化」橋梁到「東方化」平台的轉型，不僅需要香港各界精英具有戰略自覺，而且需要整個社會能夠形成共識。圖為在灣仔舉辦的香港國際旅遊展

香港從「西方化」橋梁轉變為「東方化」平台，從提供單向服務到提供雙向服務，這是香港「再國際化」的過程。從「西方化」橋梁到「東方化」平台的轉型，從「洋買辦」到「華買辦」的轉型，不僅需要香港各界精英們具有戰略自覺，而且需要整個社會能夠討論，形成共識，形成香港社會發展的共同願景，從人才流、資本流、信息流的角度入手思考主動調整角色，補足短板，進而調整經濟政策、人口政策、教育政策。

香港作為中國的「世界窗口」，是成功的「西方化」橋梁，塑造了過去數十年的榮景；未來香港轉過身來，成為世界的「中華窗口」，扮演「東方化」平台，則將會創造香港再次騰飛的機遇，讓更多的香港精英在世界市場上拓展疆域，也讓經營逾百年的國際華商網絡獲得新生。

作者陳少波係正思香港研究主任

作者李昂揚係正思香港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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