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國東盟政經關係 探討香港經濟發展契機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構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背景下提出的重大倡議。筆者曾通過建立「中國──東盟政經關係模型」(下稱「東盟模型」)展述了「一帶一路」對東盟各國的政經影響，評估了「一帶一路」在東盟政經發展的貢獻和局限。本文將嘗試從東盟模型的研究探討「一帶一路」給香港經濟發展帶來怎樣的機遇。

世界貿易整合數據庫是世界銀行參與開發的全球貿易數據庫，其中補充了東盟十國於2015年的貿易數據。圖為世界銀行總部大樓

「東盟模型」的框架概念

「東盟模型」是分析中國和東盟在經濟與政治關係情況的理論框架，模型由兩組「子模型」構成，分別是「經貿關係模型」和「政治制約模型」，反映東盟對中美兩個陣營在「利益驅動效應」和「價值觀驅動效應」的互動結果。

「經貿關係模型」是透過東盟十國與中國的貿易情況評估兩國經貿關係的工具，由兩組貿易數字構成模型縱橫兩軸的變量，即「經濟依賴指數」和「貿易密切指數」。所謂「經濟依賴指數」是指東盟各國對中國的商品出口佔各東盟成員國的商品出口總額比例，反映中國對該國的商品貿易創匯的影響程度；而「貿易密切指數」是指東盟各國對中國商品進口佔各東盟成員國的商品進口總額比例，反映該國對中國商品需求的密切和依賴度。按兩軸變量組合成四個「經貿關係水平」區反映中國貿易在該國的進出口比重情況，分別為「經貿關係緊密」、「經貿關係良好」、「經貿關係一般」和「經貿關係薄弱」。

當「經貿關係水平」區的「關係點」向右或右上角移動時，表示兩國經貿關係得到深化改善；反之，「關係點」向左或左下角移動，表示兩國經貿關係轉差，出現疏離或惡化現象(圖1)。

圖1：經貿關係模型的動態分析

「政治制約模型」是分析東盟十國對中美兩個陣營在外交策略和關係的工具，從兩組政治因素構成模型縱橫兩軸的變量指標，即「美國親密指數」和「領土爭議指數」。所謂「美國親密指數」是指東盟十國與美國在軍事結盟與中美外交關係情況的評級，分為「高、中、低」三級；而「領土爭議指數」是指中國跟東盟十國在各項領土或領海爭議情況的評級，分為「高、低」兩級。按兩軸不同變量組合為三個「政治制約水平」反映東盟各國與中國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制約程度或政治阻力水平高低，分別為「政治制約程度低水平值」，反映兩國的政治關係良好親密；「政治制約程度中水平值」表示兩國的政治關係一般，兩國關係的變化空間相對較大；「政治制約程度高水平值」意味兩國政治關係疏離或緊張。

在動態分析中，政治制約值向右或右上角移動，表示兩國政治關係有所改善，關係相對變得密切；反之，「制約點」往左或左下角移動，表示兩國政治關係惡化轉差，關係相對變得疏離或敵對(圖 2)。

圖2：政治制約模型的動態分析

通過對東盟十國近年與美國的軍事合作，對中美外交政策，以及表1的資料整理和分析，筆者認為東盟對中國的「政治制約值」屬於低水平國家，包括柬埔寨、老撾、緬甸和泰國，中度水平國家包括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和新加坡；制約值最高的國家是越南和文萊。事實上，文萊已和美國簽訂了《美汶防禦合作諒解備忘錄》以抗衡跟中國在南沙群島和海域的爭議，而越南除了在西沙和南沙有島礁爭議外，在2014和2016年亦爆發過兩次「排華暴動」，使得越南和文萊跟中國關係一度緊張。

表1：中國與東盟的領土主權爭議

東盟與中國政經關係變化分析

筆者按東盟模型中各項指標代入相關的統計數據和文獻資料，分析東盟與中國於2006年至2015年的10年期間在政經關係的變化，作為對「一帶一路」的效益評估分析藍本。筆者在研究時採用的數據和資料來源取自兩方面，有關「經貿關係模型」的數據資料來自兩個資料庫，分別是Observatoryof Economic Complexity (簡稱 OEC) 和世界貿易整合數據庫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簡稱WITS) 的網上資料庫數據。OEC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屬下一個收集整理各項經濟數據的研究小組，有關數據來自法國半官方組織，法國國際預測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ospective Studies, 簡稱CEPII) 的世界貿易數據庫 (BACI)，該數據庫資料來自聯合國統計處(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Division, 簡稱UNSD) 統計數據，採用OEC數據的主要原因是它在有關緬甸的貿易方面能夠提供最充足的數據，而其他多個國際組織的數據庫只能提供零散的緬甸貿易數據。世界貿易整合數據庫(WITS) 是聯合國(UN)、世界銀行 (World Bank)、世界貿易組織 (WTO) 和國際貿易中心 (International TradeCenter) 共同開發的全球貿易數據庫，補充了東盟十國於2015年的貿易數據。

而研究當中所收集的貿易數據是現行國際貿易談判和管理主要採用的「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HarmonizedCommodity Description Coding System，簡稱 HS) 數據類別，覆蓋時段為 2006年至2015年，並把十年時間分為三個階段分析，分別是「金融海嘯前期」 (2006年─2008年) ，「金融海嘯期」 (2009年─2010年) 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 (China─ASEAN FTA) 期」(2011年─2015年)。

有關「政治制約模型」的資料來自大量不同媒體的相關報導，如香港的《亞洲週刊》和《中美聚焦》（China─US Focus）、英國的「英國廣播公司」 等媒體報導和評論文章，並收集相關學術論文資料，例如有關領土爭議和中美外交等論文研究。

筆者現把資料整合出東盟與中國在金融海嘯前期的政經面貌布局 (圖3) 和「10+1」協定時期的東盟和中國在政經關係布局情況 (圖4)。 

圖3：東盟與中國政經關係 2006──2009  (金融海嘯前期)

圖4：東盟與中國政經關係 2011──2016  (10+1自由貿易協定期)

「政經右移現象」與良性互動

從圖3和圖4的比較中可以觀察到東盟與中國政經關係主要朝向改善雙方合作的方向發展(向圖表右方移動)。在2006 至2016 的11年時間中，東盟與中國政經關係改變最大的國家是一些低政治制約值的國家，如泰國，老撾和緬甸；相反，政治制約值高的國家，如文萊和越南，與中國的政經關係值變化不大。這反映出逐步深化的經貿關係帶動外交政治關係親密化不是必然結果，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演變，模型結果顯示政治因素比經濟因素對區域政經合作更為重要和敏感。筆者的研究將「政治制約值」影響力大於「經貿關係值」而對兩國的政經關係產生良性互動和變化，稱為「政經右移現象」(圖5)。

圖5：「政經右移現象」的分析

東盟模型給香港政經發展的啟示

因此，即使「一帶一路」計劃有利加強「利益驅動效應」的力度，循序漸進地深化東盟與中國政經關係，但領土爭議構成的「政治制約」阻力，亦提供機會給美國在外交上的發展空間，制約了經貿關係改善的政治效果。中國政府必順從外交層面尋求方法去突破或舒緩「政治制約」的問題，才能推動東盟和中國全面政經關係的發展，發揮「一帶一路」區域經濟合作的效果。

事實上，「一帶一路」沿途國家和地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政局波動、地區派系鬥爭、政權更替和複雜地緣政治等政治制約問題，常常導致工程擱置或合約取消等「毀約」和「爛尾」的經濟風險。筆者研究的焦點就是即便「一帶一路」帶來了龐大的經濟誘因，卻也不能有效舒緩政治問題帶來的經濟風險，反而有機會削弱「一帶一路」的政經效果，但卻為香港帶來發展的商機。

香港是一個擁有豐富國際營商和金融運作經驗的商業城市和國際金融中心。圖為香港銅鑼灣

香港是一個擁有豐富國際營商和金融運作經驗的商業城市和國際金融中心，處理和經營大型商業和投資活動的人才並不缺乏。不少跨國企業在香港已經設立地區總部，擁有「總部經濟」的經驗和優勢，有助各類投資項目的融資和風險管理。如何為投資雙方制訂更完善合約保障，評估投資項目的回報和風險，降低融資成本，提高投資回報等都是香港正努力做着的事情。

香港應進一步爭取成為亞投行地區總部的選址，發揮「總部經濟」的優勢。圖為香港恆生總部大樓

6月13日，香港特區政府宣布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 的成員將有利香港金融經濟發展。「一帶一路」 受到區域政治制約因素影響經濟誘因正面效果並附上的經濟風險，正為香港帶來發展機遇，提供各類金融、法律、會計和項目管理等商業後勤服務。特別是在融資問題上，中央政府為「一帶一路」提供的種子基金和透過內地銀行提供資金支持，加上三大「一帶一路」 金融組織，即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絲路基金提供的額外融資都不足支持沿路各國基建工程的資金需求，香港可憑藉豐富的國際融資經驗和聲譽，成為「一帶一路」項目財資樞紐，負責各大型基建項目財資管理、債務融資和風險管理等高增值商業支援服務，更有利香港加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所以，香港應進一步爭取成為亞投行地區總部的選址，發揮「總部經濟」的優勢。

作者係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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