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 聚焦十九大
紫荆
文｜上海 張春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外交政策所所長、研究員
進入21世紀，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所面臨的思想和實踐環境快速變化：一方面，世界經濟復甦及全球化進程均面臨新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中國的強健與穩定崛起表明，中國崛起的可持續性明顯增強。面臨新的內外環境，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國領導集體，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圍繞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與實踐做出重大創新，大大提升了中國國際地位，為中國夢的實現奠定了堅實基礎。
9月4日，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晤在廈門開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會晤。這是金磚國家領導人集體合影 （圖：新華社）
倡導共同體價值觀
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國際舞台上大力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形成以共同體為核心的外交價值體系，正引領世界潮流的發展。
一是結合人類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的“三位一體”的價值觀追求。自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提出“這個世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之後，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先後圍繞國家、區域、人類的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展開大量論述，使之形成一個立體的價值觀體系。在這一體系中，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人類實現和平共處與共同繁榮的共同理想目標；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物質基礎；責任共同體則是聯繫利益共同體與命運共同體的橋樑，是從利益共同體邁向命運共同體的保障。
可以認為，對共同體的價值觀追求是，“超越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全球觀’，表達了中國追求和平發展的願望，體現了中國與各國合作共贏的理念，提交出一份思考人類未來的‘中國方略’。”
二是基於共同體價值觀，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進一步提出人類交往中應堅持“共同發展”、“共執命運”、“共享尊嚴”的價值理念。
基於共同體價值觀追求，習近平主席於2017年1月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演講時進一步指出，“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
這從根本上表達了在共同體價值觀指導下，世界人民相互交往時應堅持的價值原則：從利益共同體的角度，各國人民應當“共同享受發展成果”；從責任共同體角度，各國人民應“共同掌握世界命運”；而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各國人民還應“共同享受人類尊嚴”。只有在具體交往中堅持上述原則，才能真正確保共同體價值觀落到實處和成功建構。
堅定走和平發展道路
中國崛起已經成為21世紀國際關係發展和相應研究的最為重要的課題。中國崛起的長期性與可持續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對所處環境的基本判斷及由此而來的道路選擇。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延續和堅定了“走和平發展道路”的“體系內崛起”道路選擇，為正確處理與各類國家的關係提供了堅實保障。
對體系內守成大國特別是美國和歐洲大國而言，中國崛起似乎正帶來一種“戰略挑戰”，這正是自2010年起，西方大力宣揚中國外交正趨於“強勢”的重要原因。
但事實上，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日益認識到“走和平發展道路”或“體系內崛起”道路的正確性。對中國外交而言，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驗教訓是值得總結和借鑒的。所有大國崛起——無論是成功案例還是失敗教訓，均包括經濟性、軍事性、制度性和道德性崛起四個方面。
中國崛起的長期性和可持續性應基於“四步走”戰略，即：經濟崛起是大國崛起的物質前提，因而是第一位的；道德崛起是基本道德和話語權支撐，應優先於軍事性和制度性制度，位居第二位；制度崛起是軟性保障力量，在中國崛起相對敏感的背景下，應當緊隨道德崛起而來，必要時甚至優先於軍事崛起；軍事崛起是強制保障能力，在當前體系環境下不宜過度突出。
換句話說，中國要實現可持續的崛起，就必須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這也正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現實做法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迄今為止不斷成功的秘訣。
豐富和完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手段體系
冷戰結束後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外交面臨的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面，全球化快速發展既為中國崛起提供了良好環境，同時也使中國崛起被置於放大鏡之下，極大地壓縮了中國崛起的時間和空間；另一方面，當代技術發展特別是通訊技術革命，極大地拓展了傳統外交的覆蓋範圍和可用手段，為中國外交帶來嚴峻的人力、精力和智力挑戰。
應對中國外交技術條件的重大發展，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外交發展出一系列新的手段，推動中國外交手段體系的日益豐富和完善。
一是以正確義利觀推動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體建設。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係迅速超越前期的“利益拓展”階段，進入“利益拓展”與“利益保護”齊頭並進的時期。
為延續利益拓展的良好勢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正確義利觀”，其核心是正確處理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拓展所帶來的一系列挑戰，特別是避免可能的義利不均現象，強調對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甚至重義輕利、舍利取義。
二是大力推動結伴不結盟的夥伴關係外交發展。中國努力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框架，積極同美國發展新型大國關係，同俄羅斯發展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同歐洲發展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夥伴關係，同金磚國家發展團結合作的夥伴關係。
中國還提出親誠惠容理念指導與周邊國家的互利合作，倡導真實親誠的對非政策理念，並積極推動中拉全面合作夥伴關係實現新發展。
三是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為應對不斷增長的全球治理挑戰和發達國家的日益退縮，中國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典型體現在“一帶一路”倡議上。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的核心在於“共”，根本上是中國外交倡導共同體價值觀的產物。
四是為國際社會提供可持續的公共產品。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系列公共產品，其中以“一帶一路”倡議為典型，主要包括三類：一是基礎設施建設及相關的聯動發展；二是沿線國家發展所需要的原始資金；三是中國發展經驗特別是“先富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發展思路。所有這些公共產品的可持續性都相當高，對於推動國際公共產品的整體提升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
7月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漢堡峰會閉幕後會見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中美關係及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圖：新華社）
全方位推進與世界各國雙邊、多邊關係
首先，中國實現了與幾乎所有大國的關係穩定發展。自冷戰結束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與俄羅斯的戰略夥伴關係不斷深入發展，西方甚至有學者認為中俄已經實現戰略結盟。中美關係一向是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
奧巴馬政府時期，在美國國內對華疑慮上升、對華雜音增多背景下，習近平主席同奧巴馬總統仍在3年多的時間裡實現了9次會晤，從“莊園會晤”到“瀛台夜話”，再到“白宮秋敘”、“西湖長談”，創下了大國領導人會晤的記錄，中美圍繞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形成了較強共識。
在特朗普上台短短不到九個月時間裡，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總統通電話8次，互訪一次，年底特朗普也即將訪華，可以認為，正因為中國外交堅定的道路選擇，中美關係的大船仍將持續、穩定和健康航行。
類似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從金融危機到歐債危機、從移民危機和英國脫歐，歐洲面臨種種挑戰，但中歐關係特別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關係始終保持穩定發展，為歐洲的未來發展注入了強心針。
其次，推進了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雙邊層次上，中國與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關係都得到了鞏固和發展，特別是中國的全球夥伴關係網絡自中共十八大以來穩步拓展。全球層次上，中國大力支持以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核心的發展努力，推動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並間接為其和平穩定作出了貢獻。
集團性多邊層次上，中國通過與七十七國集團、亞非會議、二十國集團等的全面合作，代表和促進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議程，特別是在2016年擔任二十國集團主席國期間，推動了促進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發展的相關議程通過。地區和次地區性多邊外交上，隨著2015年中拉論壇的建立，中國實現了與發展中國家集中的各地區的集體外交的全面覆蓋。
最後，中國全面參與各類全球性、地區性和領域性多邊外交，並提出各類引領性倡議，特別是如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擁護全球氣候變化治理、支持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風行之際，習近平主席2017年1月在日內瓦聯合國總部的講話，充分彰顯了中國對全球治理、繼續推進全球化的大力倡導。
同時，中國也與各類國際機制展開全面合作，從而推進全球治理與國際合作，必要時甚至創建新型機制予以補充，如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
過去的五年中，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發展迅速。未來五年，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建構仍面臨著重大的戰略機遇，一是世界歷史潮流的持續轉變，二是國際關係理論的多元化態勢方興未艾，三是中國自身外交理論和實踐的不斷完善。
下一階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核心使命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為中國崛起的長期性與可持續性保駕護航；二是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為人類交往提供具備價值和理念引領作用的中國方案。
原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7年10月號
編輯：鄒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