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修志

落實港澳修志是中國地方志走向世界的組成部分，也是保障「一國兩制」順利實施的基礎性的文化工程。圖為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位處南海之濱，既遠離朝廷，亦非國防重鎮，因此在古代中國歷史上極少引起史官的注意，而《新唐書》關於屯門的記載是個例外。隨著中國國際地位越來越高，中國地方志走向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意義重大。筆者認為，落實港澳修志是中國地方志走向世界的組成部分，香港修志也是保障「一國兩制」順利實施的基礎性的文化工程。

香港修志緣起

要了解香港的古代面貌，主要依賴地方志。香港一地自秦朝到晚清，先後屬於番禺縣、博羅縣、寶安縣、東莞縣和新安縣管轄範圍。歷史上與香港有關的地方志有《粵大記》、《廣州府志》、《廣東通志》、《東莞縣志》、《新安縣志》等。若論與今日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最為密切的方志，則非《新安縣志》莫屬。

香港本來是東莞縣的屬土。為方便管理，萬曆元年（1573年），明朝政府將東莞縣南部沿海地區設為一個新縣，命名為「新安縣」。新安縣管轄範圍大致相當今天的深圳和香港。直至英國佔領香港後為止，香港一直屬廣州府新安縣管轄。

新安縣獨立於東莞之後，《新安縣志》的編修工作亦隨即展開。《新安縣志》的第一次纂修於萬曆十四年（1586）已經完成，距離建縣不過14年的時間，可見當時任知縣的邱體乾對修志的重視。自此至民國初年，《新安縣志》經歷過不少重修增補，前後共有7次之多。然而，目前碩果僅存的《新安縣志》只有康熙二十七年和嘉慶二十四年兩種。

香港地方志辦公室近十年編寫了不少香港地方史志書籍

《新安縣志》就是一本關於古代新安縣的百科全書。這本百科全書包含了大量歷史沿革、疆域、經濟、軍事、人物、文物、古蹟、藝文等方面的資料，是研究新安縣古代面貌的基本史料來源。從地理上看，明清時期的新安縣超過一半的土地屬於今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範圍。另外，香港位處新安縣南部，縣地大部分的海岸線和領海範圍都劃歸香港境內。從這種意義來看，《新安縣志》實際上就是一本古代的《香港志》，可以作為現代香港地方志的文化源頭。事實上《新安縣志》包含大量香港古代史的資料，是揭開香港本來面貌的最主要的歷史文獻。因此，過去不少研究古代香港史的學者都將《新安縣志》直接視為香港的舊志。

全國僅港澳未編修地方志

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政府十分重視新編地方志的工作。現在各省、市、自治區已基本完成第一輪新編地方志的編修，有些地方已完成第二輪續修。台灣在過去幾十年來也編修出多種省、市、縣志。目前在全國範圍內，只有香港和澳門尚未編修地方志。現存康熙和嘉慶兩種《新安縣志》雖然是研究古代香港的主要文獻，但香港開埠以來的發展則未記錄於任何方志之中。

1997年香港回歸以後，香港社會一些有識之士已開始關注和呼籲香港修志。2003年3月，香港文化委員會在《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書》中提出：「我們必須先了解自己的歷史，才能向別人介紹香港的文化遺產。我們建議政府編纂《香港地方志》，讓更多人更有系統地認識香港的人文和風土歷史。」但特區政府並未採取措施落實報告書的建議。

2002年年底，陳坤耀校長和劉智鵬博士在嶺南大學會見劉蜀永教授，達成推動香港修志的共識，合作做了大量工作，並得到香港社會許多有識之士支持，香港地方志工程的宣傳推廣才有了實際的進展。

2004年6月9日，嶺南大學主辦「香港地方志座談會」，這是香港學術文化界關於編修地方志的第一次會議，盛況空前。2005年12月，譚廣濂先生贊助港幣一百萬元，支持建立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以推動香港地方志與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陳坤耀校長委任劉智鵬博士出任研究部主任。2006年5月26日，「香港地方風物志座談會」於嶺南大學舉行。會議期間，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與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聯合舉辦了「廣東省新編地方志展覽」。

2007年2月14日，香港地方志工程啟動典禮以「文化回歸 締造和諧」為口號，在銅鑼灣世界貿易中心舉行。國務院下屬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派出領導日常工作的最高級別負責人常務副組長朱佳木出席典禮。他在致詞時指出，香港地方志工程宣佈啟動是弘揚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體現，是促進香港繁榮發展的善舉。對於這樣利港利國的好事，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和祖國內地方志界同仁無疑會給予全力支持。當時，幾乎香港所有的中文報紙都以重要篇幅報道此次典禮，體現出香港社會對本土歷史文化的關注。

編修香港志消息一度獲得各大媒體爭相轉載

2007年4月3日香港地方志籌備委員會通過成立香港地方志辦公室，並推舉劉智鵬博士為主任兼《香港通志》主編，丁新豹博士與劉蜀永教授出任副主任兼《香港通志》副主編。2009年6月1日，香港地方志基金會在特區政府註冊為有限公司，並成為稅務局確認的「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社會知名人士陳智思、馬豪輝先後擔任基金會主席，簡永楨、李鑾輝、馬逢國、伍步謙任基金會副主席。

資政存史教化　服務行政管理

地方志是中國獨有的文化產品，並不見於世界其他文化體系。中國地方志的發展源遠流長，「方志」一詞最早見於《周禮》，而地方志的出現可以追溯到秦漢時期。現存戰國時代的《吳越春秋》與漢代的《華陽國志》可以說是中國較早成書的地方志。近年出土的漢初長沙國地形圖、駐軍圖和城邑圖，都可以歸入地方志一類。秦漢以後地方志日趨發展，到宋元時期蔚為大觀，出現大量地方志或專志的製作。到了明清兩代，地方志的編纂進入成熟時期，發展出傳統地方志的典型。章學誠主張「方志為國史羽翼」，奠定了清代地方志的發展方向，地方志自此成為國史以外的另一個修史系統。國史與地方志兩者並行，充分體現了傳統史志學中「治天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的實用精神。

傳統地方志的作用在於「資政、存史、教化」，主要是為地方行政管理服務。這些保留到現代的舊志在應用上更能發揮章學誠方志學的精神。地方志以當地人記述當地的人、事、地、物，保留了大量不載於國史的地方資料，對今天的地方史的研究提供很大的幫助。

香港地方志對推動香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有極大的借鑒作用，也是向內地和國際社會推介香港的最佳書籍。

香港地方志是政府制訂施政良策的基本依據，編修香港地方志有助於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更準確地掌握香港的社情民意，對於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對於維持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和諧，有重大的正面作用。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編修香港地方志是一項意義重大的文化回歸工程。近年在世界範圍出現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思潮。在此大背景下，香港的本土分裂思潮有所抬頭，部分人否認香港人是中國人，甚至把中央與香港的關係說成是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係。香港地方志有助於香港市民探索自己的歷史文化根源，了解香港與內地的緊密聯繫，加強對國家的認同感，抵消本土分裂思潮的錯誤影響。

香港宜採學者修志模式

編修地方志是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傳統。內地與香港都承襲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進行修志，這實際是「一國」精神的體現。但由於「一國兩制」，香港修志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可以有自己的特點，可以進行更多新的嘗試，使我國的修志文化呈現多元化，更加豐富多彩。

內地地方志的編修，沿用傳統的官方修志的做法，《地方志工作條例》明確規定：「以縣級以上行政區功能變數名稱稱冠名的地方志書、地方綜合年鑒，分別由本級人民政府負責地方志工作的機構組織編纂，其他組織和個人不得編纂。」官方修志有助於資源整合，較容易落實修志的資金、資料和人才問題。

戰後台灣修志原來也是官方修志模式，但目前已從完全的官修，變為官民合修，即各地政府提供經費和資料方便，用招標的方式委託學者主修。

因應香港的具體情況，香港地方志工程採用「政府支持，社會參與，學者主修」的學者修志模式，或稱民間修志模式。這種模式比較符合香港社會較普遍的價值取向，也使編修者享有更多的學術自由，有可能編修出更加客觀和更具有科學性的志書，但在落實修志的資金、資料和人才方面將會遇到較多困難，其運作必須有政府大力支持才能實現。

香港修志需要認真地借鑒前人和今人的修志經驗，才能有所前進，有所創新。基於這種想法，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在參考新舊地方志的基礎上草擬出《香港通志》的篇目，並走訪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以及廣東省、北京、天津、上海、鄭州、秦皇島、威海、蘇州、寧波等地方志機關，吸取了內地省市地方志專家的經驗，完善了《香港通志》的篇目。筆者又赴台訪問中興大學和台灣文獻館，聽取當地專家介紹台灣修志經驗。

大小篇目結合　全書約千萬字

在篇目設計方面，內地新編地方志一般是採用小篇的結構。《上海通志》、《蘇州市志》、《秦皇島市志》等等，都是如此。《香港通志》的篇目設計，最初是採用小篇結構，在徵求海峽兩岸專家意見之後，最後是採用大小篇結合的結構。暫定55卷，分為地理志、政治志、經濟志、社會志、文化志、人物志、大事記、專記等八個部分，共約250個課題單元。全書預計分為10冊，約1,000萬字。編修範圍自遠古至1997年6月30日。《香港通志》完成後將縮編普及本及英文本，以照顧普羅大眾的閱讀興趣。編修工作預計十年完成。經費主要向社會募集。

香港修志需要突出香港的地方特色。例如，在經濟方面，財團對香港經濟的發展影響巨大，我們就設計了「財團」一卷，分別介紹香港的華資財團、中資財團、英資財團和其他外資財團。又如，在政治方面，一些全國性政黨對香港有很大影響，因而，我們設計了「全國性政黨在港機構與活動」一卷，分別介紹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和民主黨派在香港的活動。

香港修志的現狀

由於香港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對修志問題意見不統一，有的支持，有的猶豫不決，未能給予實際的支持，導致《香港通志》的編修至今未能啓動。盡管如此，香港地方志工程仍然取得了較大進展。

首先是使香港市民對修志從一無所知到有所了解，使香港學術界和傳媒普遍支持香港修志。其次，是建立了修志的工作機構、核心團隊和支持網絡。   

此外，團隊編寫出版了香港地方史志書籍30餘種。在舊志整理方面，有《〈新安縣志〉香港史料選》。作為《香港通志》的補充，團隊編輯出版了「香港地方志系列」叢書，對香港地方史志的專門課題深入發掘，陸續單獨出書。現已出版《香港問題談判始末》、《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份子的追求與命運》等三本專著。其中《香港問題談判始末》一書，得到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的好評。

團隊還出版了《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侯寶璋家族史》《潮起潮落：中英街記憶》、《我們都在蘇屋邨長大》等口述歷史書籍。此外，還出版了《屯門歷史與文化》、《人物與歷史：跑馬地香港墳場初探》、《香港歷史散步》、《簡明香港史》、新版《劉蜀永香港史文集》、《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 (1970-1997)》、《香港國家地質公園人文散步》、《香江有幸埋忠骨》、《香港早期華人菁英》、《香港地區史研究之四：屯門》、《僑通天下：陳有慶傳》等著作。團隊為特區政府民航局、消防處和海事處等部門編寫了他們的歷史，現已出版《天空下的傳奇：從啟德到赤鱲角》、《香港消防處發展史1868—2015》。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團隊利用英國陸軍部檔案編寫的《日軍在港戰爭罪行》榮獲香港電台舉辦的「第九屆香港書獎」評為2015年度十本獲獎好書之一。香港地方志辦公室與深圳市史志辦公室聯合出版了圖文並茂的歷史書籍《中英街與沙頭角禁區》，這是香港與內地方志界的首個合作項目。

在《香港通志》編修暫時無法啓動的情況之下，團隊著手小型志書的編修工作，積累修志經驗。選擇深港邊境香港一側的一個客家村莊作為試點，從2013年啓動《蓮麻坑村志》的編修，並在2015年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該書現已列入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的中國名村志系列。

最近十餘年，香港地方志基金會下屬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在財政資源極為匱乏的情況下，為香港修志做了大量準備工作，編制了詳盡的《香港通志》篇目和參考書目，為《香港通志‧人物志》的編寫，收集整理了大量人物資料。目前香港修志的最大困難是財政困難，只要有足夠的資金支持，《香港通志》的編修工作即可全面啓動。

香港地方志對推動香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有極大的借鑒作用，也是向內地和國際社會推介香港的最佳途徑。圖為舊赤柱警署

關於設立香港地方志資源中心的構想

為了推動香港地方志工程，團隊提出了設立香港地方志資源中心的構想。資源中心採用「前店後廠」的模式。擬將現在的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設在大學的研究部，負責《香港通志》的研究和編修工作。另一部分是設立在市區的活動中心，負責資料收集和推廣工作。這實際是將內地的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和方志舘的功能合二為一。資源中心為香港修志提供一個更好的工作平台，更有利於香港社會各界了解和支持地方志工程。

資源中心的首要任務是研究香港歷史，編纂覆蓋香港全方位發展的《香港通志》。全書預計分為10冊，約1,000萬字。以平均每年一冊（100萬字）的速度，分階段推出編修成果，用10年時間完成全部編修工作。

資源中心的核心業務是以「紀錄」的方式全方位收集、整理香港歷史文獻，包括機構、團體、家族及個人資料。資源中心亦計劃有系統地建立口述歷史資料庫和香港歷史圖片庫。這既為修志奠定良好的資料基礎，又為香港市民了解和研究香港歷史提供便利。

資源中心的另一重要任務是推廣香港歷史，組織香港歷史研討會、講座、工作坊、考察、交流。包括定期組織本土歷史考察活動及香港與內地關係的交流活動。利用遍佈全國各地的地方志網絡，協助特區政府卓有成效地推動國情教育。與香港的文教組織建立夥伴關係，包括學校、文博機關、地區及專業學會等，並定期合作舉辦香港歷史專題展覽。為政府部門、企業、家族及個人提供專業顧問服務及培訓。成立「香港地方志之友」興趣小組，促進香港市民認識及探索香港歷史。

2013年香港地方志辦公室提出建立香港地方志資源中心的建議後，立即得到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支持，她還提出具體的落實建議。可惜由於特區政府內部意見不統一，計劃未能落實。期望在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支持下，能夠將香港地方志資源中心儘快建立起來，將延誤多年的香港地方志編修儘快全面啓動。

中國地方志走向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意義重大。筆者認為，落實港澳修志是中國地方志走向世界的組成部分。香港修志是保障一國兩制順利實施的基礎性的文化工程。香港地方志辦公室願在香港市民的配合下，在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支持下，為落實香港修志繼續貢獻力量。

劉智鵬係香港地方志辦公室主任

劉蜀永係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