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香港智庫的現狀及未來發展
智庫可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幫助。圖為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日前到社區探訪
香港智庫發展起步比外國晚，數量亦相對較少，這主要是歷史的原因。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香港實際上沒有完整意義上的智庫。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實行「英人治港」，香港的政策制訂一律由英國政府和港督主導，公務員團隊只是執行者，香港社會各階層幾乎沒有機會參與公共政策的制訂或倡議。直至上世紀80年代中期，因應香港回歸這個重大的歷史轉變以及公共管治的實際需要，「香港問題」才逐漸納入專家學者的研究視野，香港的智庫亦應運而生。回歸後，隨著民主化步伐的加快、公眾參與度的提升以及政府管治的需要，香港智庫得到較快的發展，數目逐年遞增。
港智庫規模小 素質參差不齊
根據美國賓州大學的調查報告顯示，2013年全球共有6,823個智庫。在亞洲地區，中國內地和印度數量居前兩名，第三是日本有108個，第四是台灣有52個，第五是韓國有35個，而香港排名第六，有30個。事實上，據不完全統計，今日香港的智庫數目已超過50個。
回歸前，因應越趨複雜的社會政經形勢需要，港英政府、大學及民間機構已率先成立智庫，並就不同學術領域及公共政策展開研究。為政府決策及回歸後的特首選舉提供智囊服務。
回歸後，由於實行「港人治港」，公共政策制訂交由特區政府主導。隨著香港民主化步伐加快，政治團體對選舉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需求殷切；特區政府需要掌握民意、回應公眾訴求。因此，加速了香港智庫的發展。
上述個別智庫可能因應某種特定的社會政治需要而成立，在掌握社情民意、扶助特首選舉及政府施政方面扮演一定角色，例如：由葉國華成立的「香港政策研究所」，曾為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參選特首及草擬政綱提供智囊服務；「智經研究中心」曾為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參選特首及草擬政綱提供智囊服務；「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曾為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參選特首及草擬政綱提供智囊服務。
目前，香港智庫的基本現狀是：規模小、合作少、素質參差不齊，對政府及社會的影響力有限。這是香港智庫給外界的普遍印象。
可按財源及政治傾向劃分類型
香港智庫可以有不同的分類方法。若按財政來源及政治傾向，可分為兩大類：第一，按財政來源劃分。可分為政府智庫（如中央政策組）、大學附屬智庫（如中大亞太研究所）、政黨智庫（如匯賢智庫）及民間智庫四大類（如香港政策研究所、智經研究中心、團結香港基金、政賢力量等）。
第二，按政治傾向劃分。可分為建制內智庫（如中央政策組）、親建制智庫（如香港政策研究所、智經研究中心、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相對中立智庫（如中大亞太研究所）、非建制智庫（如普羅政治學苑、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等。
此外，不同政治組織或團體、企業、財經機構及媒體，因應各自的工作或業務需要也紛紛成立智庫，開展相關的研究工作，並有不同的社會定位（如利豐研究中心、天大研究院）。近年網絡上亦成立了不少類智庫組識，其集結及信息發佈，皆高度依賴於網絡世界。有人將這類智庫稱為網絡智庫。
影響香港智庫發展的主要問題
現時香港智庫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第一，社會泛政治化。現時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智庫往往成為各陣營打擊的對象。尤其在網絡平台上，往往不是以某項政策倡儀或建議是否科學及可行進行評論，而是以政策倡議機構被認定的政治立場進行審查及批駁。社會各界未能就公共政策作理性討論，只是為反對而反對。泛政治化的持續，十分不利智庫的長遠發展。
第二，資金來源受限。現時香港社會對智庫不設附加條件的捐款少之又少。帶有政治目的或商業目的捐款，則導致智庫受金主的影響或支配，令智庫未能作出獨立、科學、客觀的研究，也未能因應社會發展或公共利益的需要自主決定研究項目。這些都令部份有價值的研究可能變成「不能做」「不敢做」或者做了「不能發表」，削弱智庫的中立性、科學性及透明度，長遠將損害智庫的社會公信力。此外，社會上仍未能形成向智庫捐款的氛圍，商界不願意向智庫作無條件捐款，進一步縮窄智庫的籌款空間，限制了香港智庫的發展壯大。
第三，研究成果不獲政府採納。回歸20年來，特區政府一直不太重視智庫的發展，對智庫發展關注不足，現屆政府更加取消了「中央政策組（CPU）」。過去20年，除CPU有少量資源委託大學智庫進行零星研究（購買服務）外，未見特區政府有相關政策和資源去支持民間智庫的發展。情況令人關注。智庫的使命，是要為社會長遠發展提出政策倡議。由於特區政府不重視智庫發展，智庫所發表的研究成果，很少獲得特區政府的採納，這嚴重削弱了智庫的社會價值及影響力，窒礙智庫的發展空間。
第四，人才不足。智庫由於資源不足，未能提供優厚的條件去吸引和挽留優秀人才。加上特區政府不重視智庫發展，社會上視政策研究為「冷門」工作；另一方面，目前仍未能建立智庫與政府、政黨的人才輸送機制，令智庫人才欠缺發展空間。由於智庫人才發展前景不明朗，令優秀人才卻步（不願投身此行業），導致智庫人才不足，形成惡性循環，對智庫發展造成極大影響。
第五，智庫規模小、合作少。由於香港智庫起步較慢，發展不成熟，規模較小，又有各自的定位及研究方向（各自為政），未能形成合力或資源共享，導致不同智庫往往都在進行相同的研究課題，造成資源重疊及浪費。
優秀人才，尤其是青年優秀人才不願投身智庫行業，導致智庫人才不足，形成惡性循環，對發展造成極大影響。圖為香港青年人聚集PMQ元創方
優勢仍存發展空間大
雖然香港智庫發展存在不少問題和困難，但我們亦清醒地看到，香港智庫仍然有自身的優勢：
第一，資訊流通自由度高。香港是經濟發達城市，國際化程度高，資訊自由流通，出版及言論自由、互聯網暢通全球，中文和英文同為法定語文，令香港很容易得到世界各地的資訊，有利智庫的發展。
第二，智庫基礎配套完備：市民教育程度較高，香港有高質素的大學培養相關人才，民調的經驗與技術同步發展，量化研究相對成熟，為智庫進行各類量化研究提供了基礎配套。
第三，智庫發展潛力大：隨著香港民主化步伐的加快，市民大眾對政團發展、公共政策及政府管治的關注度必然提升。社會需要有更多高質素的智庫，為政府及社會各界提供智囊服務，因此，智庫有望發展成為一個成熟的產業/行業。
由此可見，香港智庫只要認清方向、發揮優勢，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第一，與發展相對成熟的外國相比，香港智庫發展仍處起步階段，無論是政府、大學、政黨的智庫抑或是民間智庫，其代表性、獨特性和公信力均不容忽視；
第二，研究領域空間大。香港不少智庫過去比較集中為商業諮詢服務，忽略了政府行政、城市規劃、福利、文化、區域合作等研究領域；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等涉及跨界別、跨地域的研究項目正蓄勢待發，為香港智庫的長遠發展提供了極其廣闊的發展空間；
第三，智庫人才前景光明。今屆政府吸納了部分智庫人才加入問責團隊（例如：團結香港基金的楊寶玲、政賢力量的張曼莉被委任為局長政治助理等），是對智庫作為「政治人才旋轉門」的肯定，值得點讚！相信未來特區政府與智庫、政黨與智庫之間的合作將會繼續深化，有更多智庫人才透過智庫這道「旋轉門」，為特區政府、政黨及社會各界服務。
對智庫未來發展的倡議
第一，倡議建立「香港智庫聯盟」。針對香港智庫規模小、合作少、素質參差，對政府及社會的影響力不足的現狀，為了避免重複研究同一項目，造成資源浪費；同時發揮不同智庫的各自優勢，增進合作，達至優勢互補；增強智庫的凝聚力，擴大智庫的社會影響力。筆者倡議建立一個較為鬆散的「香港智庫聯盟」。
透過舉辦各類型的智庫高峰會、高端論壇、研討會、早餐會等活動，增進各智庫之間的相互了解、交流與合作，促進智庫人才的互動；也可透過舉辦研究人員的研習及訓練活動，提升智庫人才的專業水平和研究視野；透過多方共同參與研究項目，匯聚智慧和成果，提升香港智庫的社會影響力。
第二，倡議加強與內地智庫的合作。近年來，內地特別重視智庫發展與建設，這是國家長遠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已逐漸形成一股智庫熱潮。但也出現一些窒礙智庫健康發展的現象。正如中國人民大學劉元春副校長曾經說過，有些智庫機構疏於研究問題，卻專注於對外包裝、智庫排名1；一些專家打著智庫的旗號，忙於爭搶課題和專案，能耐心做研究的不多。這些現象窒礙了智庫本身的權威性及代表性，限制了智庫的功能性，削弱了在政策倡議上的公信力，長遠不利智庫發展。正因如此，內地近年已經出台一系列法規，以規範智庫的健康發展。情況令人欣慰。
香港智庫與內地智庫的合作，長遠有利兩地的發展，特別是在跨地域及跨領域的研究分工與合作方面，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間，例如：深圳在創新產業方面具有優勢，香港則在金融服務及融資方面有優勢，兩地智庫可發揮各自優勢，進行跨領域、跨地域的合作研究，過程中可逐漸消除兩地在法制及文化上的差異。有關研究成果對區域發展、國家發展以至世界將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第三，倡議在香港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國際智庫」。今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要推動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這是香港智庫與內地智庫深化合作的重要契機。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廣闊，不單是經濟層面，也涉及民生和法制層面。在大灣區中，香港和澳門是特別行政區，深圳和珠海是經濟特區，加上廣州、中山等7個城市，國家對這11個城市的優惠政策都不同，各城市的開發程度、經濟產業結構和特色也不同。未來對跨界別、跨地域的研究項目需求將會增加，實在有必要深化兩地智庫之間的合作，使區內智庫形成合力，集中資源，合理設置研究項目，進行有系統的分工與合作，共同為大灣區發展出謀獻策，同時提升智庫的代表性及權威性。
因此，倡議在香港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國際智庫」，這必將有利於區內融合發展。智庫在研究過程中將廣泛汲取民意，對區內民眾進行政策倡導，有助尋求社會共識，減低政策阻力，推動大灣區融合進程，以應對未來的發展需求。
綜觀大灣區內各個城市，在香港設立大灣區國際智庫是比較理想的做法。理由是香港擁有獨特的「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有完善的法律體系，有世界級的基礎設施，有強大的融資平台，有高效的專業服務體系，有高質素的大學2和科研機構，資訊暢通，國際化程度較高，為智庫提供了專業性及獨立性的理想環境。加上香港地理位置正處於大灣區的門戶，是中西深度匯聚的國際城市，智庫比較容易在國際上建立知名度。由此可見，香港正正是「粵港澳大灣區國際智庫」的理想落腳點。期望未來的大灣區有一個可媲美甚至超越美國智庫的超級智庫，在大灣區建設及發展中出謀獻策，為實現「中國夢」、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出一分力。
作者係政賢力量主席、香港研究協會創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