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否已準備好迎接「共享經濟」?
文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5B 黃詠琳
指導老師 | 鄧淑貞
「共享經濟」即是讓擁有者把閒置資源和服務與他人共享，以重新分配和利用閒置資源，創造新的經濟價值。近年協作消費和共享的概念在全球盛行，香港也有不同的共享企業相繼成立和進駐，而他們落地發展時卻引起不少爭議。
香港的共享企業
現時香港較著名的共享企業有Uber、Airbnb和Gobeebike，皆是由外國引進的企業，由於有較多的宣傳資源，他們的用戶數目普遍超過10萬。然而，在香港成立的本土共享企業，如共乘企業「Btw街坊泥鰪」和共物租賃企業「Gaifong」，尚未有很大的知名度，用戶數量普遍未超兩萬，反映本地成立的共享企業滲透率仍不足。
Gobeebike被扔入城門河事件屢見不鮮。
同時，現時共享企業的發展仍受法律條例和市民的教育程度所限。Uber因涉違反《道路交通條例》，及未有購買第三者保險，曾導致21位Uber司機被捕；共住企業Airbnb因涉違反《旅館業條例》則面臨391宗檢控。另外，部分市民的公民意識較低，令共享企業在港發展增添多一重困難，如共享單車企業Gobeebike在最初提供服務時，不少單車遭人惡意破壞，更有單車被推落沙田城門河，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和大大減低其他國外共享企業進駐香港的意欲。
對傳統業界的影響
共享企業Uber的發展給本港的傳統的士業界既帶來重大衝擊，也反映政府的士發牌制度存在問題。首先，Uber的出現令的士司機收入下跌20%，他們無法繼續支付租的士的成本，繼而失業。的士業界因而發起慢駛運動，向政府表達不滿。
政府早在1998年停止發的士牌，現今的士牌數量維持約18,000張，總值為1,136億元，持有的士牌照的人數卻由2006年約11,000多人跌至9,000多人，反映的士牌照的持有權越趨集中，壟斷情況嚴重。因此，政府是時候重新考慮現行的的士發牌制度是否已過度扼殺的士業的發展空間，令業界不思進取。Uber加入競爭後，的士牌照價格大幅下跌，最低達18%，引起的士牌牌主的強烈反彈，雖然斥責政府罔顧他們的利益，令的士牌有可能變成負資產，卻沒有想過他們的利益早已凌駕於公眾利益之上。
幸好，Uber成功令業界注重行業的形象以及提升服務質素。為應對Uber，政府計劃推出優質的士。優質的士的價格雖然較貴，但由於司機受顧傭法例保障，服務質素會較有保證。
另外，共享企業的發展或可以令傳統企業重新審視營運模式，並作出改善。匯豐銀行最近有超過300名數碼轉型團隊的員工進駐共享工作空間企業WeWork。共享工作空間企業的發展使傳統銀行重視為員工提供一個開放式靈活的工作環境，可見共享企業的發展亦可給傳統行業帶來正面的影響。
新機遇，新挑戰
有專家曾估算共享經濟相關的點對點市場(Peer-to-Peer Market)價值260億美元，是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動力。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營商環境優越，本可大幅發展此市場，遺憾的是現時政府仍按照規管傳統業界的法例如《道路交通條例》和《旅館業條例》向共享企業執法，這顯然並不切合共享企業的營運模式，窒礙了它們的發展，也令檢控成功的個案數字偏低，無助保障消費者的利益。再者，政府遲遲未有立法，難免有傾向保護傳統行業之嫌，亦反映政府未能就目前市場新發展趨勢作出回應，失去與鄰近地區競爭的能力。以新加坡將Uber合法化為例，司機只需具備兩年駕駛經驗，並修讀10小時的課程便可合法載客取酬。科技和共享經濟改善了我們的生活，同時促使法律與時並進。因此，政府應盡快成立相關的委員會，就立法規管共享企業訂下確切的時間表，諮詢公眾，避免香港在此高增值市場錯失發展良機。
共享經濟是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它為我們的生活和法規帶來不少衝擊。在香港，透過網絡把資源重新分配給有需要的人相對容易，但社會經濟富裕又令我們缺乏經濟誘因與他人共享，窒礙了共享企業的發展。政府、傳統行業與我們又是否應是時候摒棄保護傳統行業的思想，令香港可以在共享市場中分一杯羹，迎接共享時代的來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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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於《知識》雜誌2017年12月號（總第88期）
編輯：莫潔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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