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愛國者奮鬥者的足跡 | 他年堪笑慰，彩霞滿天紅 ——秘書眼中的張浚生書記
文｜鄭浙民
2月19日下午，在悉尼接到張浚生書記突然病故的噩耗，簡直不敢相信，年三十夜，我電話拜年，他還精神爽朗，笑語盈盈，不禁悲上心頭，淒然淚下。
我與張浚生書記熟悉是從1987年開始的。那年初，我從杭州選調到新華社香港分社人事部工作。張浚生書記早我兩年來港，先後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宣傳部長、副社長。當時，從浙江調港工作的，有兩批8人，而從杭州市過來的，只有我和浚生書記。我們在一個大樓辦公，一個食堂吃飯，還經常一起去看望浙江來的同志。
1991年初組織決定調我到辦公廳工作，給他當秘書。這一干，就是8個年頭。在此期間，我協助他處理日常事務，整理文件材料，出席各項活動，一同外出公幹，一起散步聊天，經歷了香港回歸的風風雨雨。每天相處的時間，少則5-6小時，多則十幾個小時，關係非常密切。
1998年4月，中央領導點將，浚生書記從香港重回浙大，擔任新浙大籌備小組組長，四校合併後的校黨委書記。我協助他處理回來的相關事宜後，將工作移交給浙大黨辦副主任孫旭東。我雖不在浚生書記身邊工作，但還有不少人、不少事、不少信息，通過我轉遞他，還經常陪他與來杭州的香港朋友見面。浙江大學浚生助學基金會建立後，他讓我也加入，我又成了他的助手，和一份共同情懷的工作。
30多年的密切相處，我認為浚生書記有這樣一些鮮明的特點：
——他的黨性很強，信念很堅定。得知調我給浚生書記當秘書，我是忐忑的。他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分管宣傳、出版、外事、文體、教育、科技、中英土地委員會等工作，還是新華社發言人，活動多、接觸面廣，責任重，我不知道能否勝任。張書記和我多次聊天，談他的家庭、經歷以及他的理想信念。他出生福建長汀，家中排行老么。父親以裁縫等自由職業為生，1948年病故後，家境窘迫，他也因此綴學。長汀是革命老區，出過不少老一輩革命家，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在他的長汀中學讀過書；瞿秋白烈士犧牲前的最後關押地也是長汀中學；他的哥哥，在抗戰期間參加新四軍。他從小目睹國民黨的腐敗，特別是政治上的腐敗。1946年，一個當地土豪與一個外來官僚爭當國大代表，競相花錢買選票，最後拔槍相見，把他同學的父親—一個負責選舉登記的書記官—打死了。家鄉解放後，張書記才得以重新上學，並成為學校學生會和青年團的負責人，考入浙江大學後，又成為系團總支書記和年級最早的學生黨員。樸素的階級感情，多年黨的培養教育，使他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他始終認為，沒有共產黨，他不可能走出長汀，不可能上大學，也不會有今日的成績。他始終堅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今日之強大，也不會有香港的順利回歸。我與他相處三十年，多次聽他在內部會議提出自己的意見，有時甚至語驚四座，但從不見他在私底下與人非議黨的方針、國家的政策。他寫過一首詩，“理想是大同，典範有周公，他年堪笑慰，彩霞滿天紅”。這既是他工作的座右銘，也是他人生情感的真實反映。一次與啟功先生餐敘，張書記談起他的情懷和這首詩，啟功先生非常讚賞，欣然手書相贈。這幅字一直掛在他的辦公室。
——浚生書記是理工科畢業生，但其文科能力水平與理工科水平不相伯仲。他1954年考入浙江大學機械系光學機械儀器專業，1958年畢業後留校，擔任教學和科研重任，還參加了南京大學太陽塔項目研究，並榮獲國家科學二等獎。讀中學時，他是個文理兼備的優秀學生，曾獲學校作文比賽第一名。報考大學時，班主任說，以你的文理能力，哪科都不成問題。他響應建設新中國的號召，選讀了理工科。他看書很多，涉及面很廣，記性也非常好，讀過的書，基本不忘；上過的課，仍能朗朗上口。記得有一次跟他出差，我帶了本《水滸》在火車上讀。他說他小時候看過，並問我能背多少書上人物。我雖讀過多遍，也只能記三、四十個。浚生書記說他基本記得。我讓他寫，結果108將，他寫出105個。深厚的文史知識、嫻熟的文字能力，不管在他學校從教期間，還是他走上領導崗位之後，都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他自己起草講稿，撰寫評論，修改報送上來的文件、材料。有些報刊的送審稿，從把握方向，表明觀點到修改文字，他都一一過目把關。
——浚生書記待人誠懇，雖是省部級領導幹部，但從不以官自居，極具親和力。他和我說，官銜只能建立暫時的工作關係，而人格的魅力可以建立永恆的合作友情。他最崇拜40年代周恩來總理在重慶期間敢與各方交朋友的統戰魄力，最欣賞50年代周恩來總理與各國交往中不卑不亢外交風格。在港期間，張書記廣泛參加了社會各界愛國愛港的活動，有社團的、同鄉會的聯誼，也有各類文體、慈善等活動，甚至一些偏右團體舉辦的非對抗性的活動，他也應邀出席。張書記認為，這些社團願意邀請中方官員出席他們的活動，表明願意與中方接觸、交流，這正是做工作的大好機會。浚生書記既給香港知名人士扶過靈，也與大排檔小販握過手；既和梅艷芳、劉德華等明星一起上台搞募捐演唱，也應街頭市民要求一起合影；既給愛國愛港團體骨幹作報告，也對有疑慮的各方人士作耐心解釋。浚生書記結交的朋友，左、中、右都有，他不要求對方一下子完全贊同中方的觀點，只要求擁護祖國統一和香港回歸。一個香港朋友評論張浚生說，他是最有人情味的共產黨幹部。香港籍唯一的國民黨中將，香港首富何東之子何世禮已多年謝客，閉門不出。他聽聞浚生書記的為人，特意通過朋友邀請去他家坐。張書記去了，兩人交談甚歡。何將軍說，他就是有感於中國老是被列強欺負，才棄商從戎的，他希望中國強大、統一。這位多年不願在社會上露面的國民黨的老將軍，終於同共產黨的駐港官員張浚生，在香港愛國愛港社團舉辦的晚會上，登台亮相，握手言歡了。香港英美煙草公司的老闆何伯，是一個非常低調、十分節儉的超級富豪，也請張書記去他家聊天，並面交賑災的巨額支票。和諧的人際關係，真誠的人格魅力，給張書記在港工作帶來了良好的效果。
這裡要特別說說浚生書記與香港媒體的關係。他認為，香港記者提問題，甚至尖銳的問題，是其職業習慣使然，除非是謠言，他從不正面批駁，而是耐心擺事實，講道理；他不要求有些偏激的媒體立馬改變立場，只規勸對方秉持新聞要尊重事實，客觀、公正的原則報導中方觀點。他與香港大部分媒體人，上到老闆，中到部門負責人，小到一線記者，保持了良好的關係。香港一線的採訪記者，是非常辛苦的。他們經常為了第一手的新聞，空腹等候採訪對象；為了拍出理想的新聞畫面，扛著攝影器材往前擠。浚生書記很替他們著想，常常選一個寬敞的地方接受他們採訪，有時確實沒有新內容，他會把過去幾天說的歸納一下，讓他們當天有料可寫。許多一線的記者因此成了張書記的好朋友，他們有時結伴去張書記家聊天，有時約張書記到小飯店喝酒。甚至有的找男朋友，也想听聽張書記的建議。回歸前，香港出現一個對我們非常有利的輿論環境，從客觀上保證了人心穩定，政權順利交接。
——浚生書記對工作認真負責，頭腦冷靜，處事果斷。他認真學習鄧小平關於香港問題的指示，準確掌握中央對港工作方針政策，注意研究港英當局的動向，時刻關注香港的輿情。周末、節假日，他也必到辦公室看文件、閱材料、讀報紙。在港工作期間，他應對本港、內地和外國媒體記者採訪近千次，回答的問題上萬個，而且大都是“遭遇戰”，要臨機應對，他都能準確表達中央精神，沒有出過偏差。他離任時，中國新聞社特意贈送他一個紀念牌，上刻“縝密靈活，言多不失”八個大字。這確實是對張書記工作的最佳總結。
回內地後，他仍然非常關心香港的事務，衷心擁護並積極宣傳以習主席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港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對香港發生“佔中”之類的亂港事件，他也常掛於懷，唯恐“一國兩制”的方針受到干擾，香港的繁榮穩定的局面遭到破壞，只要有機會他就公開對亂港言行進行有理有據的批評，還多次通過正當途徑，向有關方面談意見，提建議。
浙大等四校合併後，他又全身心地投入新浙大的建設。從聘請香港知名學者擔任教授，聯繫國外學校合作，選擇新校址，到動員各界人士捐款等等，無不全力以赴。四校合併後，為了新校址，他跑遍周邊縣區，後來，還是他的好朋友，杭州市委書記王國平向他推薦了紫金港。他一看，就喜歡上了。這裡不僅地勢開闊，而且發展餘地大。他對我說，浙大現在的四個校區：玉泉校區、西溪校區，湖濱校區，華家池校區都帶水，紫金港不僅帶水，還是個港，是個好兆頭，表示浙江大學將從港口出發，向世界一流大學挺進。據不完全統計，這些年來，經張書記做工作，境內外朋友給浙江大學的捐款，累計達5個多億，對浙江大學順利合併、學校的發展、壯大，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張浚生在浙江生活工作的時間超過原籍，又當過杭州市委書記，對浙江的事，杭州的事特別關心。省市在香港舉辦重大活動，只要在港，他一定參加；來人求見，只要有空，他一定安排。新華社組織香港新聞代表團訪問內地，他首選浙江；香港商人徵求到內地投資的建議，他首推浙江。杭州的邵逸夫醫院，就是張書記向邵逸夫先生推薦，無償捐建的。在建設過程中，一度在工程進度、項目預算和雙方配合上，發生一些問題。張書記應邵先生的要求，親自陪方逸華女士到杭州見省委領導，一一解決所有問題，確保了醫院順利開業和雙方的合作。杭州越劇團希望來訪港演出，他即聯繫有關公司發邀請，定劇場，並請江浙同鄉會鄉賢包場、贊助。杭州雜技團希望延長他們在香港海洋公園的演出周期，張書記也幫他們解決了。這樣的事例有很多很多。
——張書記對自己有多少的錢不清楚，但對浙江大學浚生助學基金有多少錢一清二楚。張書記沒有錢的概念，口袋裡也沒有多少錢，基本是楊惠儀老師管家。但自他退出領導崗位，設立“浙江大學浚生貧困學生助學基金”後，張書記對錢的概念變的清晰了，誰答應給基金捐錢，他會時時讓我們跟進；誰給基金捐了錢，他會提醒發證書；助學基金總數不斷增加，他比自己有錢更高興。張書記出生貧寒，讀書全靠國家助學金。在整個大學讀書期間，他只回過一次家；他最好的衣服，是大哥送的一件短大衣。他知道窮人家孩子的艱辛，他了解沒有錢的窘迫，他希望每個進浙大的學生都能安心讀書，不因家庭經濟困難而羈絆。這，就是張書記建立這個助學基金的出發點；這，也是張書記熱心發展這個助學基金的原因。到2017年底，“浙江大學浚生助學基金”累計幫助貧困學生2978人次，資助額1087萬，基金餘額超過3600萬，不少受惠學生已順利畢業，走上工作崗位，其中的佼佼者，已是年輕副教授。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個人都會遇到拐點；在事業的發展上，每個人都會有轉折。不是每個人都能順利拐彎，不是每個人都能華麗轉身。而張浚生書記，不管在人生的道路上，還是在事業的發展上，都能順利拐彎，華麗轉身，更上一層樓，做出新成績。我想，這與張書記的信念、文化素養、工作態度，個人品德，人際關係有密切關係。
每個成功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張書記也不例外。談到張書記在工作上取得的輝煌成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太太——楊惠儀老師。楊老師是上海姑娘，和張書記同屆同學，畢業也同時留校當老師。在讀書期間，他們兩個都是團幹部，讀書都非常優秀，甚至，楊老師更全面。楊老師不僅學習好，運動素質也非常好，是學校短跑冠軍，運動健將，而張書記從小體質瘦弱，缺乏運動天賦。當他們成了家，有了孩子，在當時的經濟、生活條件下，一個現實問題是必須有一個人為家庭做出事業上的犧牲。楊老師毅然挑起家庭重擔，只擔任基礎課教師。張書記不管在浙大、在杭州、還是在香港，生活上的事全部交給了楊老師，自己基本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從香港回到杭州，楊老師又支持女兒工作，主動承擔起輔導外孫的責任。自此，其外孫不管是讀高中、大學，一路優秀，一直保送，直至博士畢業。
浚生書記是我的老領導，是我思想上的良師益友，更是我人生路上的貴人。謹以此文，悼念在天之靈的張浚生書記，願他一路走好；也謹以此文，寬慰還差10個月就可迎來鑽石婚的楊惠儀老師，望您節哀順變。
2018年2月22日凌晨於悉尼
編輯：莫潔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