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產階層投票取向變化分析

　　在非法「佔中」發生後的香港各級選舉中，選民投票率均錄得大幅增長，選舉結果也可以認為是香港政治形勢變化的重要指標。有不少分析認為，反對派爭取到了部分青年人的票源。而在功能組別的選舉中，有相當部分的沉默中產也投票予反對派。這幾次選舉結果既反映了非法「佔中」之後青年人對待政治的心態，也反映了中產階層的投票取向的變化，當中一些動向值得關注。

2016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創新高， 達58.28%。圖為投票結束後工作人員正在緊張地點票

　　本文挑選了9個以個人票為主的功能組別作觀察，包括教育界、會計界、法律界、醫學界、工程界、社會福利、衛生服務、建築測量及規劃和資訊科技，這些界別是香港的專業中產精英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透過在2016年立法會功能組別和2016年選舉委員會選舉的結果，從新增選民登記數目、投票率、以及建制和反對派的得票，來分析最近幾次選舉中產選民的投票變化。

選民登記人數增長溫和

　　2014年非法「佔中」結束後，全港的選民登記人數，由2011年的356萬增加21.8萬，達到377.8萬，增長幅度為6.1%。至於傳統功能界別的登記選民人數不升反跌，由243,142萬減至236,859萬，減少了 2.6%。在本文提及的9個界別中，資訊科技界的選民人數大幅增加80%，建築測量及規劃界增加近9%，可是其他7個界別的增幅都是在3%至4%之間，有3個界別甚至出現輕微下降，當中教育界的選民更下跌了5%。

選民投票率增加

　　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中，選民展示出很強的投票意欲，地區直選的投票率由53.05%增加至58.28%，增加 5.23 個百分點；至於傳統功能界別，整體投票率由2012年的69.65%上升至2016年的74.33%，上升了4.6個百分點，與地區直選投票率增幅接近。

　　在表二列出的9個功能組別當中，有6個組別的投票率升幅都比整體的4.6個百分點高，當中以衛生服務界上升8.2個百分點，升幅最高；醫學界也上升7.38個百分點，排列第二；競爭激烈的建築測量及規劃界和社會福利界，也有6個百分點的升幅。

多界別反對派得票率增加

　　至於投票率增加，對於選舉結果有何影響？傳統看法認為，投票率大幅增加有利於反對派候選人。而在傳統功能界別的選舉中，也可以得到類似的結論。比如會計界和資訊科技界，在2016年的選舉中投票率增加了5個百分點，而反對派的優勢也隨著投票率增加而增加。在會計界，反對派候選人的得票由2011的44%增加至62%。至於資訊科技界，反對派候選人的得票由56%增至63%；而在投票率增加6個百分點的建築測量及規劃界，反對派候選人的得票率由2011年的30%上升至43%，再加上建制派陣營有兩人角逐，令此議席首次被反對派奪得。至於工程界，有兩名反對派背景候選人競逐，反對派得票率由28%升至33%，但與建制派仍有一定差距。

　　可是，一些原本被反對派佔優勢的界別，投票率的增加卻並未令反對派得票率增加。投票率增幅最高的衛生服務界，反對派候選人李國麟的得票率，由2011年的69%下跌至2016年的59%；在投票率增加6個百分點的社會福利界，儘管同時有三名反對派候選人同場競爭，但這沒有明顯增加反對派的得票率，其仍然維持在83%；在教育界，反對派候選人的得票率由71%略為下降至 70%；事實上，在反對派佔優勢的界別中，僅有法律界出現反對派候選人得票率增長。

　　醫學界的情況則較特別，在2011年的選舉中，兩名候選人未有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傾向。而2016年勝出的陳沛然，也被視為中間派，故此難以從反對派與建制派的角度比較。

　　投票率和投票人數的增加，令反對派候選人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功能界別選舉中取得了建築測量及規劃界的議席，同時加大了在會計界和資訊科技界的優勢，當中會計界候選人更是首次以過半數得票率當選。這些結果似乎影響了2016年的選舉委員會選舉，令上述界別的投票率比2011年的選委會選舉顯著增加，也令反對派進一步獲利，從而改變了多個界別的政治光譜。

　　需要注意的是，在選委會的界別分組中，醫學界、會計界、法律界、工程界、社會福利、衛生服務、建築測量，資訊科技的8個界別選民，基本上等同於立法會選舉功能界別，可以與立法會選舉直接作比較。而立法會中的教育界，在選舉委員會選舉中就分拆為教育界和高等教育界兩個界別。

　　從社會的關注度和參與度來說，選委會選舉遠遠不及立法會選舉，前者的合資格的選民只有23萬人，僅佔全港370萬選民的7%。另外，選舉委員會的投票也不便利，在立法會換屆選舉中設有投票站有400多個，但在選舉委員會選舉則減少至約110個。再加上選舉委員會的功能單一，只是在特首選舉中投票，進一步減低選民的投票意欲。以2011年的在選舉委員會選舉為例，這幾個界別的投票率只有兩成至四成，最低的衛生服務界更只有14.78%。

2016年選委會選舉投票率激增

　　不過，在2016年的選委會選舉，選民的投票意欲大增，打破了過去的投票紀錄。整體投票率由2011年的27.6%躍升至46%。即使是投票率最低的衛生服務界，也從2011年的14.78%激增至2016年的35.18%，投票人數由5,784 人增加至 13,154 人，增幅達138%，是增長幅度最高的組別。其次是教育界，投票率由上屆的23.19%增至41.77%，投票人數由約20,084人增加至33,688人，增幅達八成。而其他的界別，分別也有三成至六成的增幅。

　　在這9個界別中，投票率增加都是一面倒有利反對派。在2011年，反對派只可在法律界一個界別全取60個議席；另外，在社會福利界﹙60席取59席﹚、教育界﹙30席取25席﹚、高等教育界﹙30席取24席﹚、資訊科技界﹙30席取20席﹚佔有明顯優勢；至於在會計界和衛生服務界中，均可在30席中取得9席；較弱的是醫學界、建築測量及工程界，反對派只有1至2位代表能成功當選。可是，在2016年，反對派得益於投票率的增加，令反對派得票出現明顯變化。

反對派全取優勢界別議席

　　首先，反對派在社會福利界、教育界、資訊科技界等界別中，原本的優勢得以擴充，以極大票數領先建制派，輕易全取該界別的所有議席。以社會福利界為例，反對派最低票的當選者有2,973票，而非反對派的最高得票者關銳煊，只取得1,938票，兩者相差1千票之多；在教育界，最低票當選的來自教協的代表得票21,554票，而非反對派的最高票當選者何漢權，得票8,492 票；在資訊科技界中，反對派最低票當選者得票4,139票，而非反對派的最高票當選者王維基，得票只有2,752 票。

建制票倉優勢喪失

　　另外，在兩個過往反對派相對不佔優勢界別：衛生服務界和會計界，2016年，反對派竟也取得了所有議席。衛生服務界是投票率增幅最高的界別，反對派由2011年的1席增至30席。上屆「票王」黃河2016年以2,960票排名31位落選，距離反對派最低票當選者的6,283票，有相當大的差距。至於會計界，反對派由9席增加至全取30席，但雙方得票差距不算大，建制派的劉麥嘉軒以3,595票落選，與反對派最低票的當選者僅有49票之差。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中，建制派得票率過半的建測界和工程界，反對派也都取得十分理想的結果。在建測界，反對派的議席由1席增加至25席。民主黨的吳永輝在上屆以706票排名倒數第4當選，2016年他以1,913票排名17當選。而上屆以1,209票成為票王的鄔滿海，在2016年僅能以1,375票排30，以最低票數當選。

　　在9個界別中，唯一一個反對派未能佔優勢的是工程界。此界別投票率增加近四成，其增幅在各界別中較溫和。反對派一共20人參選，當中15人當選，令該界別反對派議席由過去的1席增加至能夠與建制派。醫學界的情況尤其值得一提，代表反對派的「真普選醫生聯盟」19人全部當選，得票率高居前茅。2011年以853票排名25當選的反對派候選人歐耀佳，在2016年選舉中得到3,879票成為票王。歐的得票比兩位前醫學會會長蔡堅（2,293票）及方津生的（1,861票）多了近一倍，就算是「聯盟」內最低選當選者有3,071票，也是比兩位前醫學會會長高。必須要注意的是，蔡堅在政治理念上與「聯盟」十分接近，可能是政治標籤不如「聯盟」般鮮明，導致不同的結果。

在反對派的煽動下，大量選民忽略了候選人在界別內的聲望、在行業的服務資歷等因素，直接將票投給了「立場鮮明」的反對派候選人。圖為2016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站

反對派的政治動員

　　在分析今次選舉結果時，要指出三點：過往對於不少的反對派支持者來說，選舉委員會是一個「小圈子」的選舉，且在1,200名的選委中，以個人票為主的專業界別僅佔四分之一，難以影響整體的選舉結果，反對派要動員其支持者積極參與投票，有一定的困難。不過，在 2016 年的選舉中，反對派以反對政府、反對特首作為動員中產階層投票的口號，再加上在非法「佔中」的過程中，不少年輕專業人士連結起來，成為選舉中的新生力量。而在反對派的動員口號中，反對梁振英連任成為關鍵，也令這次選委會選舉，比過去更加政治化。儘管在投票前的幾天，梁振英宣布放棄連任，但選舉的結果，說明大部分投票的中產選民，還是希望透過選票來表達對政府的不滿。

　　在廣泛的政治動員下，反對派候選人以聯合名單的方式，將理念一致的候選人列入名單之內，以全取界別所有議席為目標。例如教育界的教協名單、資訊科技界的「IT Vision」、法律界的「ProDem21」和「ProDem9」、衛生福利界的「衞．真普 30」，均取得了該界別的所有議席。在反對派的聯票策略下，過去選委會的選舉模式：例如專業界別內的人脈關係、候選人在界別內的聲望、在行業的服務資歷等等選民需考慮的因素，在 2016 年的選舉中被沖淡，大量投票者將選票投給「立場鮮明」的反對派候選人，這導致界別內很多名不經傳的候選人，得票可以遠超資深的界別代表。

建制派支持者投票意欲較反對派低

　　相對於反對派支持者的踴躍投票，建制派的支持者則相對冷淡，投票的意願較低。本文使用了反對派和非反對派在2016年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的得票，與 2016年的選舉委員會選舉中，反對派和非反對派的最高票候選人作比較，計算他們分別可取回多少陣營內的支持來計算他們的「出票率」。結果發現，反對派的最高得票者與功能界別得票較接近。至於建制派的最高得票者，取回建制派在立法會功能界別得票的比例卻較低，出票率比反對派差。

　　以教育界為例，教協的候選人在立法會選舉中取得45,984 票，而在選委會選舉中，最高的教協當選者取得26,684票，即是在選委會選舉中，教協最高票者可取回58%在立法會選舉中的得票。至於建制派， 在立法會選舉中蔡若蓮取得18,158票；而在選委會選舉，非反對派的最高得票者是何漢權，有8,492票，他可取回47%建制派在立法選舉中的得票。蔡若蓮本身也有參與選委會選舉，她以7,827票排在何漢權之後，她的出票率比何漢權更低，只可取回43%自己在立法會選舉中的得票。

　　在其他界別，建制派或非反對派候選人也出現出票率偏低的問題。在法律界，反對派的出票率達 79%，同樣有參與立法會和選委會選舉的建制派代表文理明，在選委會選舉只能取回65%的得票。在衛生服務界，反對派出票率有46%，非反對派最高的得票者黃河出票率只有31%，至於同樣在立法會及選委會中有參選的非反對派候選人蔡沛華，出票率更跌至27%。在資訊科技界反對派的出票率有77%，建制只有58%。在建築測量界反對派的表現其佳，出票率達到101%，即是反對派選委會最高的得票者比立法會選舉更高，此情況與建制剛剛相反，同樣在兩次選舉中有參選的謝偉銓，在選委會選舉的出票率僅得44%。唯一的例外是社會福利界，同樣在兩個選舉中參選的關銳煊出票率達107%，即是他在選委會選舉中，取得比立法會選舉更高的票數，但由於票數仍然與反對派最低當選者有太大差距，這個例外難以影響選舉結果。

中產階層投票取向的警示

經歷了非法「佔中」和多次選舉後，香港的青年問題，被社會廣泛關注。相對來說，中產階層對現狀的不滿就被青年問題所掩蓋，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文中提及的9個界別在兩次選舉中，投票率顯著增加，而新增的投票人數，大多數是投給「立場鮮明」的反對派候選人，支持他們的政治訴求。可是，建制派的支持者卻欠缺投票的積極性，令反對派能成功突破多個功能界別，取得理想的成績。必須要強調的是，除了資訊科技和建測界選民登記有明顯增長外，其他7界別的新增選民人數增幅溫和。故此，這些功能界別投票率增加，並非源於新增的選民，而是來源自過去不願投票的選民，亦即是所謂的沉默大多數。所以，要思考的是，愈來愈多香港的中產專業精英，受到反對派的政治動員而投下了反對派一票，背後所釋放出的信息，值得關注。

鄧咏駿係新世紀論壇副召集人

陳志輝係新世紀論壇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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