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香港政治建立深度的理性討論

　　隨著非法「佔中」事件告一段落，游、梁等人被取消議員資格、初中中史科成為必修科等，在一眾撥亂反正的聲音中，反對派繼續在立法會消極「拉布」，反映時下想要追求理性的政治討論愈趨困難。為此，筆者認為，為香港政治建立深度的理性討論尤為重要。

香港有全球最發達的媒體資訊，視像、文字以至各式各樣的會議場地讓政客、學者、青年交流溝通。圖為正在交流意見的青年們

香港社會缺乏理性溝通

　　從香港過往的政治經驗來看，經歷動盪過後的特區政府以行政吸納政治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of politics) 的方式，把社會精英適當地安置在各種諮詢渠道中，仍然有效收拾殘局，故動盪往往被視為一次性，未致於如現時陷於膠著的局面。行政長林鄭月娥自上任後，積極在房屋、教育、安老、基建等方面推出惠民政策，獲得社會不少的掌聲。惟觀反對派刻意於立法會上製造對立，陷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徹底二分，無法無天地挑戰著素來行之有效的管治傳統，演變成非政府在爭取民意層面上所能解決的問題。

　　令筆者大惑不解的是，香港本有全球最發達的媒體資訊，視像、文字以至各式各樣的會議場地讓政客、學者、青年交流溝通，讓不同黨派的持份者尋找一條可行之路。然而事與願違，語言暴力、行動抗爭充斥各大小公眾平台，與過往中外的社會運動原理存在一定的偏差。而一向發揮主導的知識階層瞬間消失在政治改革的舞台上，改為一班街頭戰士及幾個「學生領袖」衝擊著百年的文明建制，這是十分反智的事例，難道香港民主已經走到盡頭，再沒有更深層的改革理論吸引年輕人，循正途議事嗎？

　　具法律見識的大學教授，理應知道「公民抗命」當中包含承擔法律後果而故意不予闡釋；從政之人似乎不再耙梳書本理論，只管瘋狂地投進一場又一場的「抗爭」運動中。當民主政治變成簡單的反建制符號，它也淪為扼殺自身文化制度的殺手，比真正的暴亂恐怕還要來得野蠻。

　　香港政治架構經歷多個世紀的沉澱，具備相當理性的進程，在「一國兩制」的法理基礎保障下，任何試圖以非法手段衝擊制度者，都會為此付上政治代價。年輕議員選擇以「本土意識」衝擊中央掌控的層面，既不可能，亦是極不符合現實之舉。蓋中華民族國家的形成、挫折與發展，在歷史中是長期的進行式，它為達至民族的復興，有其致力尋根和奮發求存的深層道德解讀。

　　年輕人不懂歷史，盲目跟從反對派的論調，只會與希望團結的大眾意願相背離，突顯出「本土」「港獨」言論的理論貧乏。

培養公民在知性上理解自己的社會責任，更加在感情上重尋個人與民族整體的根本，從而產生高度自覺，自願投入祖國母體文化的懷抱中。圖為兩岸及港澳學生正在學習手工活

「有機結合」理論具深厚的研究根基

　　事實上，習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上的講話精警，不但說明中央牢牢掌握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更清楚說明今後中央與香港的關係是在彼此互動，按著特定條件完成有機的結合。不少人忽略了「有機」的定義，而「有機」兩字無疑十分重要，它在實踐上行下效的過程中，指情意相互的融合。中央的權威(authority) 通過各種政令施行的同時，也深得地方人民的認同(recognition)，從而強化了權力的合法性 (legitimacy) 。

　　關於國族的有機結合，不少前輩學者已提出過精闢的理論，他們根據孔德 (Auguste Comte) 的實證主義、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李里菲 (P.Lilienfeld) 的社會有機體論，以至賴朋 (Gustave Le Bon) 的國民性理論等，逐漸構建獨特的「生物史觀」。例如上世紀20年代，當中國面對懸而未決的山東、滿蒙問題時，史學家常乃德在其《中華民族小史》﹙1928﹚中，便觀察到中華民族的成熟聚合，就如有機細胞跨越各種自然險阻，以保持茁壯的國族生長目的，開通拓展與世界的發展脈絡。

　　所謂心同此理，百年之後，此番國族觀的重申得到不少成功事例的引證，說明中華民族的復興不是奢望。今後學人需要以更科學的理論，探究大國形成的各種有利條件，透過中央與香港互動時的效果，解釋民族有機結合的步驟。

以國家民族理論重奪話語權

　　在「國家論」(state theory) 中，經常碰到中央與地方權力協作的角色話題，尤其在現今西方世界被高舉的「公共空間」(public space) 或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中，類似的討論更為普遍。當中，有衡量政府的權力尺度，也有突顯社會精英作為上下中介的積極角色，卻不知為何在探討香港政治問題時，一意把中國列為專制 (despotic) 的權力。

　　從民族國家 (nation state) 的構成而言，內部文化漸趨融和，從而消弭部族之間制度、宗教、風俗等歧見是大勢所趨。就正如史家陳寅恪和錢穆所見，中華文化是構建中國的原動力，非政治的地區文化融合往往超越了政權與疆域的限制，令國族文化得以傳承伸展。香港在嶺南地區中，長期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部分中原宗族自中古而近世輾轉南遷，形成了香港的早期居民，在國族關係下發軔成長。香港就算進入殖民地時期，兩地宗族與血緣交往從未止息，足以解釋民間抗日時愛國意識的強大。任何傷害民族感情的謬論，面對民族國家的有力建立 (state building)，都很容易發現其言論的漏洞。在某種意義上，歷史教育不是只為了培養公民在知性上理解自己的社會責任，更加在感情上重尋個人與民族整體的根本，從而產生高度自覺，自願投入祖國母體文化的懷抱中，追求更大的參與力度。

　　21世紀國家提出「中國夢」，致力建設「小康社會」，進而發展為強國。這些看似抽象的願景，卻在民族復興的過程中找到歷史的精神依據。若加比對，不難發現內裡總結了康有為所言的小康與大同，見證著中國近代化的一幕幕進程。歷史知識和國族理論的重建關係密切，它是解釋中央與地方互動的有力資源，也應該是建制派重奪話語權的最佳途徑，往後與學者深耕細作，必能發掘更多堅實的論據。

「中國模式」在世界政治中掀起熱潮

　　在曠日持久的政治爭拗中，反對派應該檢視內部的政治視野，其中一些視差源於對歷史文化的過簡解讀，結果推向極端而不自知。他們漠視國家民族的尊嚴，由血肉戰火洗煉而成的國家民族性格，蓋非單一的西方民主價值可以抹殺。西方的觀察家至今還是大惑不解這種自我優化的中華民族特色，在中共的領導下，為何能夠產生如鄧小平以至習近平主席這樣開明而具遠見的領導者。

　　網上翻查「良好管治」(或稱「善治」，good governance)一語，早被西方學者著作定性為必具公眾參與議會決策，體現平等正義的法治精神，避免權力落於貪腐的少數人手中等等。把這些準則置於中國，雖然仍有不足之處，伹不能因此否定中國一日千里的社會進步。事實上，「中國模式」已在世界政治生態中脫穎而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與世界思潮比拚優劣。中國提出「以法治國」，就是回應良好管治的價值質疑。視微知著，相信中央政府在未來日子將加強展示國家論的觀點。

　　2017年12月4日的「國家憲法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出席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舉行的座談會時重申，沒有國家憲法就沒有基本法，儘管香港不適用社會主義制度，但必須尊重、認同國家主體，依照憲法實行社會制度，以及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其理念就是指出國家憲法含最高的法理地位，唯有在國家層面的「母法」得到確認之下，「一國兩制」及「子法」基本法才能行之完善。此外，要保證「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便必須妥善處理基本法與國家憲法的關係，維持憲法不可動搖的權威地位。

　　這些觀點言簡意深，在近代中國處理地方民族關係的歷史場景中能否得出更多的啟示？為此，知識分子應勤下苦功，努力從學理闡釋，將國家理論逐步推向為人信服的層面。

作者係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