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香港東盟自貿協定對香港經濟發展的影響

　　香港與東盟於2017年9月9日共同宣布，就《香港與東盟自由貿易協定》(下稱《香港—東盟自貿協定》)和相關投資協定的談判達成共識，並於同年11月12日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第31屆東盟峰會中正式簽署相關協定。東盟目前共有10個正式成員國，擁有6億多人口，資源物產豐富，具備現代化生產能力，是一個具備高增長潛力的新興市場，更是繼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外全球第三大自由貿易區。因此，《香港—東盟自貿協定》比一般區域經貿合作協定對香港經濟發展的影響更為深遠。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香港有特別的角色，可以連接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

香港在自由貿易協定方面的發展歷程

　　自2000年起，香港開始雙邊區域性經濟合作談判，部分原因可能是主要對手新加坡成功啟動了區域雙邊經貿合作協定，與新西蘭於2000年11月簽訂了《新加坡與新西蘭緊密經濟夥伴關係》﹙Agreement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Singapore on a Closer EconomicPartnership, ANZSCEP﹚，並於2001年1月正式生效。

　　新加坡與香港都是「零關稅」的「自由經濟體」，在區內是高度同質性的競爭對手，ANZSCEP生效意味著新一輪的經濟競逐比拚開始。香港在此時也正式開始與新西蘭進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磋商，但一直到2010年3月才成功簽訂《中國香港與新西蘭緊密經貿合作協定》，耗時長達10年。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左六）和其他東盟貿易部長於2017年9月9日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第二屆中國香港—東盟經貿部長會議上合照，會上宣布中國香港—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和相關投資協定的談判順利完成

　　當時談判的障礙，主要來自新西蘭業界的擔心：一是擔心協議對原產地標準界定不清，會給其國內企業帶來巨大挑戰；二是擔心香港企業北移到內地生產加工產品，特別是紡織、製衣、造鞋等行業的加工產品輸出問題，對新西蘭業界構成重大挑戰；三是擔心兩地勞工政策差異，會導致採用較高勞工標準的新西蘭失去競爭力。此外，在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標準下，香港的部分經濟領域還未達到標準，例如郵政服務和開放教育市場，令新西蘭具有優勢的行業難以發揮，這也從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協議的發揮。

　　直到2003年，香港才達成其歷史上首項區域經貿合作協議，即與內地簽訂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於2004年1月正式生效。CEPA是一個持續發展和擴充的區域合作協定，由2003年6月29日簽訂的第一份文件到2017年6月為止，陸續簽訂共20份附件和補充性協議文件。

　　而2011年簽訂的《中國香港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國家自貿協定》則分兩階段開啟，與冰島、列支敦士登和瑞士的協定在2012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與挪威的協定則在2012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EFTA﹚是覆蓋歐盟﹙European Union，EU﹚以外的歐洲國家組織。這份協定的簽訂，意味著香港能透過EFTA加強與歐盟經貿的聯繫與合作。

　　《香港—東盟自貿協定》是香港簽訂的第6份自由貿易協定 ﹙見表一﹚，當中包含一系列區域自由貿易協定，逐漸形成一個自由 (關稅優惠)的經貿網絡。

　　根據WTO資料顯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區域性經貿合作協定持續增長，從1948年到2017年，總共有445項協定簽訂﹙見表二﹚。1993年是區域經濟協作潮流的轉捩點，區域貿易協議 ﹙Regional TradeAgreements, RTAs﹚急速增加，國際經貿發展體現出新趨勢，雙邊或多邊的區域經貿合作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策略，這也是為什麼「零關稅」的香港和新加坡仍要積極參與區域經貿協議的原因。

「零關稅」自由港促成自貿協定的原因和困難

　　早前曾有不少評論提出疑問：香港除了4類產品，即煙草、酒類2、碳氫油類3及甲醇需課稅外，其他商品和服務均是「零關稅」。那麼，在雙邊或多邊的經貿關稅優惠談判中，香港怎樣提供互惠條款和合作誘因來促成協議？如何說服對方降低關稅和提供國民待遇條款？區域經貿合作協定對香港有甚麼好處？這些觀點同時認為，香港處於談判「弱方」，達成協定能獲得多少利益？如果要做更多的讓步來達成協議，結果可能得不償失。

　　或許，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看這問題。所有經濟活動都會帶來「衍生需求」，促進各行業蓬勃發展，因此，各國都希望爭取更廣闊的貿易空間。香港透過「零關稅」，已經拓寬了國際貿易的寬度和深度，得到國際貿易帶來的一定程度的好處。那麼，在是否進一步建立雙邊或多邊區域經貿合作談判時，香港就沒有對方的焦急，談判上也多了選擇空間，能進能退。如果讓步帶來太大損失，香港大可放棄，而非無奈接受，這正是香港諸多談判歷時較長的原因。比如《中國香港與新西蘭緊密經貿合作協定》談判耗時近10年；《香港—東盟自貿協定》由2011年11月正式提出，到2017年11月簽訂，也歷時6年。

香港在區域經貿合作談判桌上主要有兩張王牌。第一張是CEPA，這是在「一國兩制」方針下，香港與內地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通過CEPA，香港特區享受了祖國經濟增長的「紅利」。作為其他談判的籌碼，CEPA框架能夠方便其他經貿合作協議的國家或地區進入內地市場。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017年7月11日在「香港高峰論壇」上表示，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香港有特別的角色，可以連接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如香港與東盟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簽署作實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和《香港—東盟自貿協定》，連同內地與香港簽訂的CEPA，會共同構成香港與東盟成員國之間堅實的貿易基礎，形成促進雙邊貿易和投資的「有效平台」，釋放出香港國際貿易中心和投資樞紐的潛力和優勢。特首說的「有效平台」和「釋放潛力」，關鍵就在CEPA。

　　另一張談判王牌是，香港具有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的經驗、脈絡和人才庫；具備健全的法制基礎、資訊和資金自由、普及教育水平、高消費生活模式、政局穩定、治安良好及極低地震和風暴風險，這些政經和自然地理優勢成為不少跨國企業把香港作為設立亞洲區總部首選地的原因。2017年6月13日，香港特區政府宣布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成員，將更有利香港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加速其他區域經貿合作協議的達成。

香港透過「零關稅」，拓寬了國際貿易的寬度和深度。圖為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東盟自貿協定助拓新興市場

　　香港東盟自貿協定帶給香港最明顯的好處是，香港能夠更方便地進入發展潛力豐厚的東盟市場，這是一個人口規模龐大、實質經濟增長理想、人口結構年輕的新興經濟市場。根據世界銀行 (World Bank，WB) 資料顯示，從1967年至 2016年間，東盟的實質國內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 增長了15.9倍，遠高於全球平均的4.79倍，這意味著東盟經濟活動的活躍程度高於世界平均程度 3至4倍。

　　從表三可以看到，東盟十國共6.3億的人口規模，僅次於中國和印度，比歐盟5.1億人口，多出1.2億，相等於日本全國人口總數。這是一個具備龐大消費力和生產力的市場，而且部分國家已經擁有多個商業發達的現代化城市。整個東盟的平均實質經濟增長率接近5%，其中6個國家實質經濟增長率高於5%。東盟活躍的經濟動力，能為香港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出路。

　　經濟增速高於全球平均增速，意味具備消費力上升的基礎和實力。此外，東盟還有另一方面的發展優勢，就是人口結構年輕。從表四可見，東盟地區的青年人口﹙0—14歲﹚佔總體人口26%，高於全球平均數，而60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卻低於全球平均數，是經濟蓬勃發展地區中少見的 「人口資源」優勢。年輕人口的人生成長帶來的家庭變化、事業變化、文化變化，都能刺激各類商機發展，鼓勵創新和生產，這是東盟經濟的另一亮點。

　　《香港—東盟自貿協定》幫助香港分享到東盟的經濟活力優勢，給香港帶來不同的經貿合作機遇，促進香港經濟增長，而東盟國家也能借助香港成熟的國際經貿網絡和豐富的商業人才庫，拓展中國和國際經貿市場。

　　上世紀90年代，東盟的經濟結構以農業和製造業為主要骨幹。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東盟國家開始設法擺脫單靠「廉價勞工」的「血汗型經濟增長」，不再集中於代工生產的「製造業」經濟發展模式，逐步轉型到服務業的現代經濟運作。例如新加坡於2010年開始發展博彩業，重振旅遊觀光產業發展；泰國政府於2013年耗資200億泰銖 ﹙約合49億港元﹚啟動「創意泰國」﹙Creative Thailand﹚計劃，成立亞洲最大的創意設計知識庫，將泰國打造為東盟的創意中心，其創新產業產值佔泰國國內生產總值20%；而馬來西亞在亞洲金融風暴後，大力改革金融產業生態，啟動銀行整頓合併，開拓伊斯蘭金融業務，在2012年躋身為全球第六大新股發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s,IPO﹚市場，超越倫敦的新股集資規模。香港東盟簽訂自貿簽訂後，東盟各國將借助香港健全的金融系統和「總部經濟」優勢，進一步深化其服務產業的發展。

對「積極不干預」經濟思維的反思

　　香港與東盟簽訂自貿協定之所以歷時6年，其中一個原因是來自新加坡的阻力。香港與新加坡在經濟優勢上存在較高的同質性，二者都能協助其他東盟國家深化服務產業發展、為他們提供現代化金融服務，因此，香港與東盟簽訂自貿協定對新加坡來說，是一個直接的挑戰。香港在過去競爭較少的國際市場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成果，但各種經貿協作關係帶來不同程度的「競爭優勢攤薄效應」，對香港和新加坡來說，都會帶來新挑戰。

　　因此，香港是時候重新審視在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下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制度設計的問題了，過去提倡「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的自由經濟政策﹙laissezfaire policy﹚，放之今日可能並不適用。

　　當各國透過自由貿易協議取得「國民待遇」，進入本土市場直接競爭，政府需要多加考慮，如何運用自身的力量，來加強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優勢、開拓新的競爭能力。新加坡政府主導博彩業的開發、泰國政府積極介入改造創意產業、馬來西亞政府積極推動伊斯蘭金融業務創新等都是很好的先例。如何發揮區域經貿合作協議帶來的發展優勢，以及如何應對協議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將是香港特區政府和經濟學界需要深思的課題。

作者係上海財經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