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冠深：香港可與央企同行 共建“一帶一路”
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有著“獅子山精神”的香港人一直在積極探索該如何抓住這一重大歷史機遇。從香港特區政府到全港各類商業機構及大小企業，皆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商機多、前景廣，可是如何讓“一帶一路”真正在香港落地、啟航，挑戰依然巨大。近日，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博士接受了本刊記者專訪。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幾十年貿易往來的蔡博士認為，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應不再拘泥於傳統的“超級聯繫人”角色，建議搭載央企“雁行出海”，抓住“一帶一路”重大機遇。
文｜本刊記者 魏東升
2017年10月17日，新華集團與東北大學合作的“新華東大鋼鐵先進技術研發與轉移中心”正式揭牌，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鋼鐵企業需要的全方位服務（圖：新華集團）
建議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統籌委員會
記者：今年兩會期間，由您牽頭、近120位政協委員聯署提案，建議由中央政府牽頭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統籌委員會”，並由國家領導人親自出任該委員會第一負責人。為什麼會提出這樣的建議？您希望這份提案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帶來哪些積極影響？
蔡冠深：這份提案的想法，源自全國兩會前夕，多名香港委員到香港禮賓府與特首進行座談。席間，大家都十分關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所以我決定發起這個提案。想不到這份提案在短短3天內就獲得了113名粵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爭相聯署。
中國南部這一片改革開放熱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並且在全國經濟發展中具有強大能量。我注意到粵港澳大灣區已經是連續第二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經過一年的醞釀，李克強總理今年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有關提法，與去年相比有相當大的不同。比如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首次與京津冀區域一體化、長江經濟帶並列，被放在區域經濟戰略部分。
粵港澳三地經過數十年的合作發展，累積了大量豐富的經驗，但在新的發展階段，必須突破傳統的合作模式和限制，最大可能整合三地不同制度的優勢，弱化以至消除由於三地行政區劃不同而造成的人為隔閡，積極爭取在大灣區試行全面開放政策。做到人流、物流、資金流最大限度的便捷對接以至無縫對接，以配合國家在世界經濟分工體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我認為，粵港澳三地涉及不同社會制度及經濟體系、關稅政策，主政粵港澳三地的官員層級都比較高，廣東省委書記更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所以大灣區統籌委員會應該由一位國家領導人親自掛帥，方能有效統領中央有關部委和粵港澳三地，為大灣區宏觀發展進行具體規劃，制訂全域性、戰略性和決策性的政策和決議，從而推進灣區體制和發展機制全面創新。
當然，粵港澳大灣區要充分釋放發展活力和潛能，就必須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儘量減少各類要素流動的障礙，才能有效推動灣區內各城市之間的融合，同時避免不必要的內耗和重複建設。
“一帶一路”將改變世界格局
記者：作為一名成功的政商界領袖和社會活動家，請您展望一下“一帶一路”倡議未來的發展前景。如何評價它對中國、對亞洲乃至全球的影響？
蔡冠深：對中國來說，我看到“一帶一路”將帶來的好處是，為中國的未來提供了一個非常清晰明了的方向。一直以來，中國經濟都是“引進來”比較多。在吸引了很多投資進來後，接著就開始抓出口、擴內需，這也是中國經濟傳統的三大發展方向。中國已經改革開放40年了，積累了資金、技術、設備設施等方面的優勢。所以，“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原本只有五十多個國家參與，但是現在中國的朋友圈正越來越大，而且已經大到歡迎全世界的朋友來參與。
從區域發展來看，東南亞、中亞甚至延伸至非洲地區，目前的發展是相對滯後的。他們需要各種基礎設施的投資，這剛好是“一帶一路”的主推方向。
對全球來說，“一帶一路”將改變世界格局。一直以來，全球貿易格局分為兩大塊：太平洋兩岸和大西洋兩岸。而“一帶一路”則剛好把橫跨歐亞大陸的陸上經濟帶和包括連接東南亞、印度洋、非洲東岸的海上絲綢之路串聯起來了，它是一個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戰略性部署，等於把傳統以西方為主導的全球貿易格局打破了。如此一來，不僅逐漸增加了中國的國際話語權，而且是大家都可以發表意見了，全球貿易市場不再只是單一國家和地區說了算。所以，“一帶一路”實際已經不僅局限於“一帶”和“一路”，而是一個全球參與、互利共享的倡議。
最開始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其它國家可能還不太理解，但是現在大家都慢慢認可了，意味著中國正在慢慢改變世界格局。“一帶一路”對整個世界格局和全球未來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和深遠的意義。
“一帶一路”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民心相通，我也一直在思考怎麼能夠借助“一帶一路”讓中華文化走出去。當我們在海外投資時，我們的文化也會自然帶過去，當地人能夠逐漸接受，這種文化輸出比強硬宣教的方式好得多。比如，我們在海外建鐵路，就可以辦一座鐵路學校，“授人以漁”地教授當地人鐵路建設知識，除了授課還可以組織他們來中國培訓學習。這些都是很自然的交流，這種民心相通也是實實在在的，而不是刻意生硬的。
“一帶一路”涵蓋的不僅僅是鐵路，還有能源、礦產、基建等等，通過這些工程建設都可以把民心很自然地連在一起。如此，中華的文化、大國的擔當和我們所做的事情也可以慢慢“走出去”，讓更多人知曉。總的來講，我認為“一帶一路”會改變世界格局，意義非常深遠。
2016年11月，新華環球青年領袖網絡成員及嘉賓參加由新華基金會舉辦的“日本九州中山論壇”（圖：新華集團）
香港各方優勢都可嵌入國家發展戰略中
記者：有說法認為，隨著內地開放度越來越高，加之“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香港作為內地與海外交流橋頭堡的優勢正在消失。您是否認同這一觀點？
蔡冠深：我不太同意這個觀點，我一直覺得香港是個“福地”，香港的優勢在於“一國兩制”。去年香港回歸20周年時習主席視察香港，他對“一國兩制”實施20年來所取得的成績給予了充分肯定。為什麼說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成功了呢？
在我看來，首先，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和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地方一樣，是國家的一座城市。既然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它堅實的大後盾就是我們的祖國。那麼，其它城市有的資源，香港也有；其它城市擁有的1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香港也有啊。所以不用說香港的資源特別好，但它至少和內地其它城市是平等的。這就是“一國”的內涵。
至於“兩制”，指的是香港依然保留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各種生活方式不變。所以，同一時間，香港既是“北京”和“上海”，又是“紐約”和“倫敦”，而北京和上海卻不能同一時間轉換為紐約和倫敦。這種情況下，香港“一國之利、兩制之便”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也正是得益於“一國兩制”的背景，香港至今才能連續20多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我對自己的身份定位是來自於中國香港，香港是不能離開祖國的，不然就沒有強項了。
為什麼我認為香港的優勢並沒有消失呢？現在國家正在主推三大發展戰略——“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以及人民幣國際化，其實香港方方面面的優勢，包括金融中心、商貿中心、航運物流中心等等，都可以嵌入到國家的發展戰略中。
人民幣國際化肯定是要落在香港的，香港是中國的“親兒子”、是國家的一部分，所以利用香港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和結算中心，等於是中國人自己就把這項工作完成了。可如果把這些事情交給新加坡和倫敦，一旦出現問題，人家會甩開我們。香港作為財資中心的好處是沒有外匯管制，資金流動非常迅速，稅率自由化，又是嚴格按照國際法律來操作，並且企業贏利後的稅率低。這也是為什麼那麼多央企到香港來進行融資。另外，香港的航運物流絕對是國際一流水平。
可以看到，香港的傳統優勢並沒有被削弱，反而還要繼續發展下去。內地企業去海外投資，在一些國家還會遇到阻礙，可是如果轉換成香港身份就不一樣了。香港企業去了，人家不會過多猜測，同時他們也都非常尊重香港。
攜手中央企業一起走向世界
記者：您認為未來香港該如何挖掘新的發展潛力？如何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蔡冠深：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前，我們其實已經在這些沿線國家投資幾十年了。只不過那時候港企都是單打獨鬥，尤其香港回歸之前，我們出去做生意每天都擔驚受怕。被欺負，也不敢吭聲，因為誰都不會站在你背後。但是到了今天，情況不一樣了！如果我們在海外營商時遭遇了不公平對待，可以向當地的中國大使館申訴，人家就不敢再欺負我們了。所以，祖國作為堅實後盾，已經為香港的繼續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政治保障。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國家更重要的是為香港提供了更廣泛與央企、國企、民企合作的商機。我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及工商界都會熱烈歡迎央企借助香港優勢，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並攜手一起走向世界。國資委負責人也一再強調，支持中央企業在港投資、發展，充分發揮香港橋頭堡作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香港在金融、投資、貿易、航運、現代服務、跨國人才等方面具有深厚積累，我認為央企尤其在港中央企業可以更好地利用香港的一系列有利條件。第一，用好香港金融、資本優勢。央企可以把香港作為開展國際化經營的融資平台，為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提供貸款、債權、股權等融資渠道，在滿足自身多元化資金需求的同時，也可以推動香港金融業的發展。第二，用好香港交通、物流優勢。香港是全球重要的貨物流通中心，與內地貨物往來便捷，央企可與香港企業開展海外運營等方面的廣泛合作。第三，用好香港人才、服務優勢。香港與國際接軌程度高，聚集了金融、會計、法律、工程等方面的大量專業機構和高端人才，央企“走出去”的時候若帶上香港的專業服務團隊，可以有效防範海外運營風險。第四，用好香港區位、文化優勢。香港長期處於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心，在跨文化交流和融合方面具有豐富經驗，可以助力央企更順暢地實現跨文化、跨區域交流。
對香港來說，與央企攜手也是一次重大機遇。尤其對香港的中小企業而言，走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特別是中亞、中東、非洲等不熟悉的市場時，會顯得勢單力薄，充滿危險性，因此可以搭載實力雄厚的央企“雁行出海”，實現共贏。
總的來說，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央企可以轉換成香港身份“走出去”， 或是委託香港企業“走出去”，也可以同香港企業一起“走出去”。時至今日，香港的身份已經不再拘泥於傳統的“超級聯繫人”角色，它更可以與內地企業尤其中央企業共同投資和運營。
記者：下一步，香港中華總商會、新華集團或您個人在“一帶一路”倡議方面，有哪些具體的項目安排？
蔡冠深：我已經連續三屆擔任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原來中總的定位是香港的總商會，而現在我把它定位為國家的香港中華總商會。因為只有定位為國家的中總，才可以把它推向全世界。中總目前正在合作的內地機構主要有：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博鰲亞洲論壇組委會、中國僑商聯合會，等等。
我經營的新華集團是一個多元的企業，業務涉及廣泛。目前新華集團主要合作的央企包括中國建築、中國石化、中信集團、中國誠通和華潤集團。我們已經和中國建築簽署了兩個全面戰略性協議，一個是在國內的大灣區、寧夏和無錫建設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項目，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另一個是把我們在越南胡志明市的一些項目委託給中國建築去建設，另外在柬埔寨也準備和中國建築合作，進行一些項目投資。
我們和中石化的合作主要是利用我們在進口商品供應鏈方面的優勢資源和強大的海外采購能力，優化加油站易捷便利店的產品結構和產品品質。目前，已經覆蓋了廣東省內上千家易捷便利店，接下來我們還會向全國推廣。
越南河內的蔡冠深文化中心設有ULIS-SUNWAH漢語教學及研究中心和中國研究所（圖：新華集團）
致力民心相通的“民間外交家”
記者：您在業界一直被稱為“民間外交家”， 您對這個稱呼怎麼理解？您在對外文化交流、“一帶一路”民心相通方面有哪些建議？
蔡冠深：“民間外交家”是大家給我的稱謂啦，我自己不敢當。只能說我在海外很多國家有近五十年的營商經驗，尤其在日本、韓國、越南、印度、柬埔寨、緬甸、印尼的投資和業務比較多，與當地政府的關係還不錯。另外，由於新華集團也是祖國比較信任的企業，所以趁著“一帶一路”的大勢，除了把自己的企業做好外，我們也希望能為國家做點事。
在經濟交流方面，由於我擔任香港中華總商會的會長，並且也是香港多個海外商會的會長，所以我可以通過商會平台來推動香港與海外各地的經貿合作。譬如，香港越南商會就基本是我來推動的。由於我推動得不錯，現在有一些北京的機構也希望同我合作，讓我來幫助內地的央企、民企與其它海外商會對接。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感覺我在做民間外交。
此外，我在積極推動的另一件事是“一帶一路”的民心相通。一個例子是越南的文化中心。大家都知道，我們國家在海外開辦孔子學院，其實並不是每一個地方都辦得順利。那怎麼讓中華文化自然而然地“走出去”呢？我們集團在越南河內創辦了一所新華漢語教學與研究中心，成立已經七八年了，屬於民間資本捐獻，我們辦這個中心，只是因為越南人民想要學習漢語，而不是強制教學。正因為這個項目做得不錯，越南方面希望我能繼續支持，所以我又在河內國立大學捐建了一所蔡冠深文化中心。這所文化中心舉辦過東亞儒學論壇，又開設了中國研究所，專門研究中國的改革開放、科教興國等政策。現在，他們還讓我們幫著編寫漢語教材……
這些都是我們這幾十年在民間，用平實的角度讓人家舒服地接受中華文化、語言、倫理和思想的成果。越南總理評價這項事業做得非常棒，可他覺得還不夠，所以又希望我們能在胡志明市也建一個文化中心，我就派了我女兒過去和胡志明國立大學對接。
另一個我一直在推進民心相通的例子，是在日本。由於我在經濟方面，為日本的食品、農水產品、飲料蔬果的出口作出過一定的貢獻，現在香港已經超越美國，成為日本這些產品的最大買家，因此日本政府一共給我頒發過三個獎。在民心相通方面，我想的是怎麼能夠讓中日兩國的下一代多多交流。所以每年，我都邀請東京大學的一些精英學生來香港，同時組織香港的一些大學生，由我做主持人，坐在一起交流。另外，大家都知道孫中山先生是兩岸四地，乃至日本人都認同和尊敬的一位先輩，而我又是孫先生的同鄉，所以借此淵源，我曾在日本東京、九州以及中國香港舉辦了多屆中山論壇。現在我又在日本九州大學捐建了一所蔡冠深文化中心，預計很快開幕。我把中心的大禮堂取名為中山堂，主要為了講述孫中山先生的事跡和精神，這樣就把兩國人民的心連起來了。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 2018年4月號
編輯：李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