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的香港情緣 ——紀念周恩來誕辰120周年
在周恩來誕辰120周年之際，回顧他抗戰時期對滯港愛國人士大營救的關切，回顧他重視香港特殊地位的戰略眼光，以及他對香港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的關心，是為了表達我們對這位黨和國家傑出領導人的懷念和敬意，也希望大家能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新的歷史時期更好地發揮香港獨特的作用，將香港所長和國家所需結合起來，將香港的發展和國家的發展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文｜香港 劉蜀永
1924年至1928年期間，周恩來總理曾三赴香港。這段經歷，使他對香港在國家歷史上的特殊地位有過親身體驗和初步認識。此後，除了二十世紀50年代出訪歸國時曾在香港機場有過一次短暫停留外，再無踏上過香港的土地，但他對香港的關心與關注從未間斷。
抗日戰爭初期的周恩來
抗戰時期關切滯港愛國人士秘密大營救
抗日戰爭初期，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面晤時任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爵士。他說，八路軍在敵後英勇作戰，得到國內外人士的讚揚，廣大華僑紛紛捐助款項、醫藥和其他物資，可是沒有機構辦理接收。為此，八路軍想在香港設立一個辦事處。辦事處不公開掛牌，將不妨礙英國的中立地位，請卡爾關照港英當局。徵得英國政府同意之後，1938年1月，廖承志前往香港，同潘漢年一起籌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辦事處設在皇后大道中18號二樓，以粵華公司的名義掛牌，以經營茶葉生意作掩護。
辦事處成立後，接收了大量捐贈物資。1938年冬，辦事處收到藥品和醫療器械130箱，由水路經淡水、惠州、老隆運至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再轉運到延安。1939年10月，辦事處收到南美華僑捐贈的大批西藥以及東南亞華僑捐贈的20輛卡車和兩輛轎車。這些物資都被轉交給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八路軍駐港辦事處油印的《華僑通訊》及時向海外華僑報導中國抗戰消息。不少華僑青年通過辦事處回內地參加到八路軍、新四軍的戰鬥行列。辦事處還組織過幾批汽車司機和醫務人員回內地參加抗戰。
1941年12月日軍佔領香港以後，立即封鎖交通要道，大肆搜捕抗日人士。當時滯留在香港的抗日文化人多是“外江佬”，既不會講廣東話，社會關係又不多，長久隱蔽很不容易，處境十分艱險。中共中央非常關心這些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的安危。1941年12月8日，日軍剛進攻香港，中共中央書記處便向香港的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發出電報，指出香港文化人、黨的人員、交通人員應向南洋及東江撤退。接著，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兩次發出加急電報。12月20日，他就香港文化界人士如何安置、朋友是否已撤出等問題電詢廖承志。12月下旬，他又致電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並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將困留在香港的愛國人士接至澳門轉廣州灣然後集中赴桂林；留港的少數人必須符合秘密條件；存款全部取出，一切疏散和幫助朋友的費用均由你們開支等。
在周恩來的直接關心下，秘密大營救從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起，到1942年11月22日鄒韜奮到達蘇北抗日根據地為止，歷時十一個月。中共多個地下組織和廣東抗日游擊隊無數無名英雄排除土匪的干擾，闖過日軍的哨卡，歷經千難萬險完成了這一歷史壯舉。先後救出的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知識青年及其家屬約八百人，沒有一人落入日軍手中。
周總理直接主導一些具體舉措，支持香港經濟發展，關心香港同胞的福祉。圖為1956年1月，在全國政協第二屆第二次全體會議的宴會上，周恩來與特邀代表、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卓雄（右）和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何賢（左）在一起
“廣交會”的說法是周恩來最先提出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一貫立場是：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這一問題，未解決前暫時維持現狀。中國政府還確定了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
1957年4月28日，周總理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講話，對在經濟上如何發揮香港的特殊作用，如何“為我所用”有進一步的闡述。他說，“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連英國也可能這樣想。”“我們不能把香港看成內地。對香港的政策同對內地是不一樣的，如果照抄，結果一定搞不好，因為香港現在還在英國統治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會主義化。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我們在香港的企業，應該適應那裡的環境，才能使香港為我所用。”“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
周總理還直接主導一些具體舉措，支持香港經濟發展，關心香港同胞的福祉。廣交會、東江水供港等就是典型的事例。
1955年10月至1956年5月，廣東省外貿系統憑借廣東毗鄰港澳的地緣優勢，先後舉辦了三次出口物資展覽交流會，在推動外貿發展及出口創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和經驗。經周總理同意，國務院批准外貿部和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共同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的名義在廣州舉辦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這個展覽會每年春秋各舉辦一次，一直延續至今。將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簡稱為“廣交會”的第一人就是周總理。當年，周總理在接見原外貿部的有關負責人時，表示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這一名稱太長，既然在廣州舉辦，乾脆簡稱為“廣交會”。於是，“廣交會”這一稱呼便流行開來。“廣交會”對推動香港與內地的貿易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香港淡水資源缺乏。1963年香港出現60年來最嚴重的水荒，當時港英政府宣布限制用水，每隔四天供水一次，每次四小時。這一措施維持整整一年。香港中華總商會和工聯會曾多次向廣東省反映香港的供水困難，英國政府也向中國政府表示希望引入東江水以穩定香港供水。
為了長遠解決香港的用水困難，周總理下令修築東江—深圳供水工程。1963年12月8日，他聽取時任廣東省水電廳廳長劉兆倫關於工程方案的匯報，並同陶鑄、陳郁、程子華、曾生等談話，指出：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我們自己的同胞，供水工程應由我們國家舉辦、列入國家計劃，不用港英當局插手。並指出：向香港供水問題，與政治談判要分開，不要連在一起。
1964年工程建設初期，在國家遭受自然災害、經濟尚未復興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從援外資金中撥款3,584萬元人民幣，確保了工程的順利進行。首期工程於1965年3月1日竣工，並在當年就向香港供水6,000萬立方米，佔當時香港全年用水量的三分之一。為了滿足香港不斷增長的用水需求，1970年代、1980年代和1990年代，東江—深圳供水工程三次進行擴建，累計耗資逾20億元人民幣。1994年底，第三期擴建工程完工後，對香港的供水能力增至11億立方米。長期以來，香港大部分淡水依靠內地供應。東江水供港體現國家重視香港特殊地位的戰略思想，也飽含周總理關心香港民生的深情厚誼。
1956年7月，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中南海接見香港大學師生
與香港大學的交往留下感人故事
周恩來與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大學香港大學也有過交往，留下了感人的故事。1955年冬天，以E．C．布蘭頓教授為首的香港大學訪問團24人和國民黨元老陳友仁之子、香港著名律師陳丕士等5人越過羅湖橋，踏上了新中國的土地。訪問團的客人大部分是抱著懷疑態度來看看，他們對新中國太不了解了。
12月23日，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他們時說：“香港離北京不遠，但是消息不通，有隔閡。你們這次來了，要想法把消息溝通才好！”他提出：“不僅是消息不通，交通也不靈，不通暢，香港到廣州、廣州到香港很麻煩，把它通起來好不好！”會見中，周總理談到北京、香港和廣州之間的關係，他說：“這個問題是最切身與最現實的問題，我們希望關係更緊一些，更密切一些。”“過去我們經常經過外交途徑，把一些情況告訴英國代辦處，我們希望今後不必都經過英國代辦處，而和香港政府能夠直接接觸，這樣會便於兩個地方關係的增進，也就是香港和北京之間的關係。”
12月20日和27日，周總理還兩次會見與香港大學訪問團一同來京的陳丕士等人，並在中南海西花廳家中請他們共進午餐。在座的有一位年輕姑娘，是香港大學的學生，名字叫廖瑤珠。她直率地問周總理：“香港問題怎麽樣？”周總理回答說：“香港問題我不能肯定地說，你今年才21歲，到80歲還有60年，總有一天，你會看到香港問題得到解決的。”周恩來寄希望於港人，他說，香港人絕大多數是愛國的同胞，他們願意看到祖國前進。
1956年7月27日，周恩來總理（右一）在中南海懷仁堂，與中華醫學會第十八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及港澳來賓座談。香港的侯寶璋教授（右二）和李崧醫生（右三）被安排坐在周總理身旁
周恩來與香港大學教授侯寶璋的交往具有傳奇色彩。侯寶璋是我國病理學先驅之一，1948年—1960年出任香港大學病理學教授。他雖然身處香港，仍然抱著一腔愛國熱忱。1956年7月23日—29日在北京舉行的中華醫學會第十八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上，原國家衛生部的官員知道侯寶璋是國內外知名的病理專家，殷切希望他能回內地參加新中國的建設。7月27日下午，周總理在中南海懷仁堂同大會主席團成員以及港澳來賓座談。周總理緊握侯寶璋的手，表示了親切的問候，並關心地詢問侯寶璋在事業上的成就。侯寶璋深受感動，回到駐地就表達了要回內地參加建設的決心。
1960年，侯寶璋從港大醫學院約滿退休，退休後他接到英美等國的工作邀請，但都一一拒絕。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侯寶璋毅然回到內地，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工作。
1961年底，國務院任命侯寶璋為中國醫科大學（現為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副校長。1962年春天，侯寶璋帶著從英國學成歸來的次子侯健存啟程往北京赴任。
到京後，周總理親切接見了侯寶璋伉儷和侯健存，並在西花廳設家宴為他們洗塵。出席作陪的有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陳毅、時任國務院辦公廳主任童小鵬和時任香港《大公報》總編輯費彝民。席間，周恩來總理說：“侯老，對你們在這個困難時期回來，我十分欽佩！……我們關閉自守多年，對外面科技發展、進步很少了解。侯老這次回來可以引進醫學新科技，引進人才。”鄧穎超也說：“有什麼困難就給我們說。”
在北京，侯寶璋除擔任中國醫科大學副校長外，還負責指導中國醫科大學病理系、中國醫學科學院病理研究室，以及阜外醫院、同仁醫院和日壇醫院的病理科研究工作。他還先後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中華醫學會理事及中華病理學雜誌副總編輯等職。
本文部分內容引用自《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及《周恩來總理生涯》（熊華源、廖心文著）等書
（作者係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
責編：李幸
原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8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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