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伯父周恩來對家人的教誨
伯父對我們晚輩的教育,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兩條:一條是嚴禁特權,決不允許我們享受任何特權待遇,就連特權思想都不可以有;另一條是教育我們“人民為上”,無論上學、工作和生活,都要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重,而不能以個人利益為標準。
文|原全國政協委員、周恩來侄女 周秉德
1951年,周秉德與伯父周恩來合影
今年是全面貫徹中共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全國人大、政協也都剛剛換屆,各方面都展現了新時代的新氣象,迎來了令人振奮和鼓舞的新形勢。
今年也是我的伯父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同志在中央舉辦的紀念座談會上,以極為深刻的思想、極富深情的語言,高度概括了周恩來同志的光輝業績和人格風範,給予了空前的高度評價,也集中表達了廣大人民的心聲。
習近平總書記在座談會上說:“周恩來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周恩來,這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當我們提起這個名字就感到很溫暖、很自豪。周恩來同志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的光輝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勳、展現的崇高風範,深深銘刻在中國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銘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與正義的人們心中。”
習近平同志在講話中又指出:
周恩來同志是不忘初心、堅守信仰的傑出楷模;
周恩來同志是對黨忠誠、維護大局的傑出楷模;
周恩來同志是熱愛人民、勤政為民的傑出楷模;
周恩來同志是自我革命、永遠奮鬥的傑出楷模;
周恩來同志是勇於擔當、鞠躬盡瘁的傑出楷模;
周恩來同志是嚴於律己、清正廉潔的傑出楷模。
我們應該向周恩來同志學習的方面有許許多多,在此,我從“嚴於律己、清正廉潔的傑出楷模”這個題目出發,以在他身邊的所見所聞回顧和講述他對“家風教育”的一些實際事例。
1950年7月,周恩來與鄧穎超在西花廳與親屬合影
教育我們嚴禁特權,
連特權思想都不可以有
伯父對我們晚輩的教育,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兩條:一條是嚴禁特權,決不允許我們享受任何特權待遇,就連特權思想都不可以有;另一條是教育我們“人民為上”,無論上學、工作和生活,都要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重,而不能以個人利益為標準。
第一方面,嚴禁特權。伯父要求我們在外面不能講與他的親屬關係,不能享受特權,我們就是普通老百姓。他常對我們說:“你們現在就是普通學生,將來參加工作,就是普通老百姓、普通勞動者。自己的將來要靠自己去奮鬥,而不能依賴家庭。” 他說:“我是全國人民的總理,不是周家的總理,這就是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不同所在。”
對我父親周恩壽(多年來以其字“同宇”為名)的工作安排上,一開始他就對我父親的領導說:“對周同宇的工作安排,職務要低,待遇要少。因為他是我的親弟弟,我們是共產黨,不能像國民黨那樣的裙帶關係;更不能像封建社會那樣一人得道雞犬飛升,家裡人就享受高官厚祿。我們共產黨就是為全國人民服務的,家裡人就是普通老百姓。”因為父親的職務低,家裡住房小,我們家孩子多,只能讓我們三個大孩子住在伯父家的一間小屋裡。
伯父對我們的教育多在細微之處。我上初中時在學校住宿,星期六看到有的同學家裡有汽車接送,而我只能擠公交,心中不平衡,回家就對伯父伯母念叨,伯父很嚴肅地對我說:“伯伯的汽車,是為了工作需要而配備的,不能用在私事上。”他不但不讓孩子們用車,即使他自己接待外賓前到北京飯店理髮的路程、他接送南開老同學聚會的路程,以及接送親友來家相聚的路程,都記錄下來,按里程付費。這類事看起來是小事,但伯父認為這些小事中往往包含著廉潔從政的大道理。
我上初中的暑假期間,一天早晨起來在院子裡看書。伯父通宵達旦工作,告一個段落,睡之前到院子裡呼吸新鮮空氣,看到我,嚴肅地說:“秉德,你怎麼還在這裡看書?!”我不解。伯父又說:“你沒看見那邊戰士們在打掃庭院嗎?”我立即懂得了:我雖然是國家總理的侄女,但是在普通戰士們面前,我不能自認為“高人一等”,我就是普通學生、普通老百姓!伯父對我們的教育不僅是言教,遇到具體事情,他又會隨時指正。
我參加工作後不久,從基層農村小學調動到區委機關工作。伯父知道後立即問我:“是不是人家因為我周某人的關係而照顧你進城的?”我說:“因為區委的一項工作需要黨員,小學裡黨員少,只得把我抽調上來。”伯父說:“哦,是這樣,那就沒有辦法了,我也不能干涉你們基層組織的工作呀!但你還是要多在基層工作鍛煉才好。”
20世紀60年代,為減少北京人口,國務院出台了一個政策:凡夫妻倆一方在北京,一方在外地的,都從北京調往外地。當時我在朝陽區委工作,我丈夫在西安部隊工作。1965年6月,領導找我談話做動員。我說不用動員,四個月後,我休完產假就調往西安。因為伯父經常教導我們,國家有政策,我們就應該遵守,就應該執行,沒什麼可說的,不能有任何特殊。就這樣,我們在西安工作了五年,後來又去貴州遵義山溝裡的三線建設工廠工作了四年。伯父對我這樣做很滿意。
1974年初,我丈夫接到部隊上級調令回北京,我沒有調令,就沒敢想一起回京的事。臨行前,我陪他向部隊領導辭行,部隊領導奇怪地問我為什麼不一同調走?我說我沒有調令呀。他們想當然地說:“你回北京安排個工作,還不是一句話的事兒嗎?還要什麼調令啊?”我說,我從來不走“一句話”的路,只能按組織手續辦事。就這樣,我最後是按隨軍家屬的正常手續調回了北京。即便如此,等我們再去看望兩位老人時,伯父還是嚴肅地問我:“你離開北京工作已經九年了,現在回到北京,是不是照顧到我周某人的關係,才回來的?”這時我伯母在旁邊提醒道:“恩來呀,你別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還是軍人家屬,她是隨軍調動回來的。”伯父這才放心,不再追究。
1958年6月,周恩來帶領國務院機關工作人員前往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勞動
教育我們處處“人民為上”,
不能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
第二方面,教育我們處處“人民為上”。伯父經常對我們說:“我們參加革命幾十年,隨時隨地都在準備可能的犧牲,從來沒想到過革命取得政權後還當個什麼官。想起幾十年來那麼多戰友與同志拋頭顱灑熱血英勇犧牲,現在能夠活著看到了新中國的建立,我們只是個‘幸存者’,我們要替他們去完成他們未竟的事業,還有什麼權利去考慮個人利益,還有什麼權利不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呢?”所以,他要求我們無論上學、工作和生活,都要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重,而不能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
1949年我進入北京師大女附中(實驗中學)讀初中,到初三時,看了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看到她為國家培養出工人、農民、工程師、建築師、教授、醫生,深受感動,認為做教師非常重要、非常崇高!我們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需要各種建設人才,但是全國的文盲就佔了七八成,就需要大量的教師、特別是小學教師。於是積極報考北京師範學校,而沒有繼續讀高中。
當時青年們的追求,都是高中畢業去蘇聯留學,或者上清華、北大。學校領導要我回去徵得家長意見,我回去對伯父伯母談了自己的想法,伯母鼓勵我說:“秉德這個想法好,咱們國家剛剛建設,需要人才,就非常需要教師。我就是16歲當老師的,你畢業都18歲了,這個選擇很好!”
我在師範學校畢業時,沒有與很多同學那樣繼續報考大學,而是認為國家已經培養了我們三年,應該積極投入到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我主動報志願,到農村做了小學老師。
我有四個弟弟妹妹都有過參軍的經歷,在國家面臨不同形勢時,伯父對他們有不同的要求。
1961年,我二弟周秉鈞高中畢業準備報考清華大學,同時空軍到學校招收飛行員,他也已入圍參加體檢。一天伯父找他談話,問:“萬一體檢不合格,當不成飛行員,就去服兵役,不上大學,怎麼樣?”秉鈞對此毫無思想準備,一時不能理解。伯父對他談了國家形勢:“今年農業受了災,需要增加農村勞動力。國務院研究決定,今年的復員軍人都不在城市安排工作,要回到農村參加農業生產。徵兵的重點在城市青年,這就增強農村勞動力,支援了農業生產。”就這樣,秉鈞放棄了考大學的志願,愉快地參了軍,而且他被空軍錄取為飛行員,在空軍戰鬥機飛行部隊飛行20多年。
1965年,伯父又支持四弟周秉華不考大學,積極服兵役當了兵。三年復員回京,做了普通工人、幹部,經過自己的努力,被評為先進工作者。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青年學生的最好選擇就是上大學,似乎只有考不上大學才會去當兵。而伯父一直要求我們根據國家的需要作出選擇。
“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968年我的五弟周秉和16歲,六妹周秉建15歲,分別去了延安農村和內蒙古牧區插隊落戶,伯父積極支持他們上山下鄉,插隊落戶。他們在農村和牧區,生活條件十分艱苦,但是他們精神狀態都很好,先後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70年底徵兵時,他們由基層民兵組織推薦,通過正常手續入了伍,他們都非常高興。當時大學不招生,而解放軍的威望最高,入伍以後生活上也可得到極大改善,因此青年們都以參軍為榮,也是最向往的去向。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伯父卻要求他們脫下軍裝,離開部隊,回到農村,回到牧區!他們難以接受,伯父諄諄教導他們說:“越是困難越是不能離開基層,越要帶頭堅持在農村牧區,做個普通農民和普通牧民,把參軍的機會讓給其他知識青年和青年農民、青年牧民。”就這樣,他們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還是服從了伯父的要求,回到了農村和牧區,做個普通勞動者。
1961年5月,周總理在河北磁縣農村與農民座談
我的大妹妹周秉宜喜歡藝術,於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畢業後,在伯父伯母多年教育熏陶下,沒有報考中央美術學院,而是報考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伯父鼓勵她說:“這樣好,這是實用美術,可以改善提高我們出口產品的包裝裝潢,增加外匯收入,就是支援國家經濟建設。”
伯父始終認為:“對於幹部子弟,要求高、責備嚴是應該的,這樣有好處,可以督促他們進步。”伯父多年的言傳身教,在我們的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們深切地感到,越是與伯父關係親近的人,他對你的要求就越是嚴格,越要按照國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形勢的需要去做,到最基層、最艱苦、最邊遠的地方,去做個普通勞動者!這就是伯父一貫的“親者嚴,疏者寬”的原則。伯父對我們近乎苛刻的要求,我們從來沒有感到委屈,相反,為有這樣一個伯父感到驕傲,為中國共產黨有這樣優秀的領導人感到自豪!
習近平同志曾說:“為政清廉才能取信於民,秉公用權才能贏得人心。” 我想,伯父離開我們42年了,人民依然懷念他,崇敬和愛戴他,正是印證了這個道理。
伯父一生的追求就是國家的強盛、民族的繁榮、人民的幸福!絲毫沒有他個人的追求!13歲他讀書是“為中華之崛起”。16歲中學作文裡就寫出:“吾將公之天下,使四萬萬同胞共得而僕之,必不負所託也。”要為全國四萬萬同胞做公僕。19歲他東渡日本之前,在瀋陽寫給小學同學郭思寧的一句話是:“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多有氣魄的中國夢!大家知道,整整一百年前,我們中國是多麼貧窮、落後!誰能想到“騰飛世界”!年輕的周恩來同志就如此強烈地熱愛自己的國家,就有這樣的崇高志向! 周恩來同志寫的還不是臨別贈言,而是“臨別預言”! 他不但百年前就想到“中華騰飛世界”,而且還滿懷信心地寫著“預言”!
如今,在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下,我們國家各方面的事業都在蓬勃發展。我想,只要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共同努力,一定會更快地走向“崛起”、邁向“騰飛世界”!實現偉大的中國夢!
責編:李幸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8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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