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伯父周恩來對家人的教誨
伯父對我們晚輩的教育，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兩條：一條是嚴禁特權，決不允許我們享受任何特權待遇，就連特權思想都不可以有；另一條是教育我們“人民為上”，無論上學、工作和生活，都要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重，而不能以個人利益為標準。
文｜原全國政協委員、周恩來侄女 周秉德
1951年，周秉德與伯父周恩來合影
今年是全面貫徹中共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全國人大、政協也都剛剛換屆，各方面都展現了新時代的新氣象，迎來了令人振奮和鼓舞的新形勢。
今年也是我的伯父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同志在中央舉辦的紀念座談會上，以極為深刻的思想、極富深情的語言，高度概括了周恩來同志的光輝業績和人格風範，給予了空前的高度評價，也集中表達了廣大人民的心聲。
習近平總書記在座談會上說：“周恩來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周恩來，這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當我們提起這個名字就感到很溫暖、很自豪。周恩來同志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的光輝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勳、展現的崇高風範，深深銘刻在中國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銘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與正義的人們心中。”
習近平同志在講話中又指出：
周恩來同志是不忘初心、堅守信仰的傑出楷模;
周恩來同志是對黨忠誠、維護大局的傑出楷模;
周恩來同志是熱愛人民、勤政為民的傑出楷模;
周恩來同志是自我革命、永遠奮鬥的傑出楷模;
周恩來同志是勇於擔當、鞠躬盡瘁的傑出楷模;
周恩來同志是嚴於律己、清正廉潔的傑出楷模。
我們應該向周恩來同志學習的方面有許許多多，在此，我從“嚴於律己、清正廉潔的傑出楷模”這個題目出發，以在他身邊的所見所聞回顧和講述他對“家風教育”的一些實際事例。
1950年7月，周恩來與鄧穎超在西花廳與親屬合影
教育我們嚴禁特權，
連特權思想都不可以有
伯父對我們晚輩的教育，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兩條：一條是嚴禁特權，決不允許我們享受任何特權待遇，就連特權思想都不可以有；另一條是教育我們“人民為上”，無論上學、工作和生活，都要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重，而不能以個人利益為標準。
第一方面，嚴禁特權。伯父要求我們在外面不能講與他的親屬關係，不能享受特權，我們就是普通老百姓。他常對我們說：“你們現在就是普通學生，將來參加工作，就是普通老百姓、普通勞動者。自己的將來要靠自己去奮鬥，而不能依賴家庭。” 他說：“我是全國人民的總理，不是周家的總理，這就是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不同所在。”
對我父親周恩壽（多年來以其字“同宇”為名）的工作安排上，一開始他就對我父親的領導說:“對周同宇的工作安排，職務要低，待遇要少。因為他是我的親弟弟，我們是共產黨，不能像國民黨那樣的裙帶關係；更不能像封建社會那樣一人得道雞犬飛升，家裡人就享受高官厚祿。我們共產黨就是為全國人民服務的，家裡人就是普通老百姓。”因為父親的職務低，家裡住房小，我們家孩子多，只能讓我們三個大孩子住在伯父家的一間小屋裡。
伯父對我們的教育多在細微之處。我上初中時在學校住宿，星期六看到有的同學家裡有汽車接送，而我只能擠公交，心中不平衡，回家就對伯父伯母念叨，伯父很嚴肅地對我說：“伯伯的汽車，是為了工作需要而配備的，不能用在私事上。”他不但不讓孩子們用車，即使他自己接待外賓前到北京飯店理髮的路程、他接送南開老同學聚會的路程，以及接送親友來家相聚的路程，都記錄下來，按里程付費。這類事看起來是小事，但伯父認為這些小事中往往包含著廉潔從政的大道理。
我上初中的暑假期間，一天早晨起來在院子裡看書。伯父通宵達旦工作，告一個段落，睡之前到院子裡呼吸新鮮空氣，看到我，嚴肅地說：“秉德，你怎麼還在這裡看書？！”我不解。伯父又說：“你沒看見那邊戰士們在打掃庭院嗎？”我立即懂得了：我雖然是國家總理的侄女，但是在普通戰士們面前，我不能自認為“高人一等”，我就是普通學生、普通老百姓！伯父對我們的教育不僅是言教，遇到具體事情，他又會隨時指正。
我參加工作後不久，從基層農村小學調動到區委機關工作。伯父知道後立即問我：“是不是人家因為我周某人的關係而照顧你進城的？”我說：“因為區委的一項工作需要黨員，小學裡黨員少，只得把我抽調上來。”伯父說：“哦，是這樣，那就沒有辦法了，我也不能干涉你們基層組織的工作呀！但你還是要多在基層工作鍛煉才好。”
20世紀60年代，為減少北京人口，國務院出台了一個政策：凡夫妻倆一方在北京，一方在外地的，都從北京調往外地。當時我在朝陽區委工作，我丈夫在西安部隊工作。1965年6月，領導找我談話做動員。我說不用動員，四個月後，我休完產假就調往西安。因為伯父經常教導我們，國家有政策，我們就應該遵守，就應該執行，沒什麼可說的，不能有任何特殊。就這樣，我們在西安工作了五年，後來又去貴州遵義山溝裡的三線建設工廠工作了四年。伯父對我這樣做很滿意。
1974年初，我丈夫接到部隊上級調令回北京，我沒有調令，就沒敢想一起回京的事。臨行前，我陪他向部隊領導辭行，部隊領導奇怪地問我為什麼不一同調走？我說我沒有調令呀。他們想當然地說：“你回北京安排個工作，還不是一句話的事兒嗎？還要什麼調令啊？”我說，我從來不走“一句話”的路，只能按組織手續辦事。就這樣，我最後是按隨軍家屬的正常手續調回了北京。即便如此，等我們再去看望兩位老人時，伯父還是嚴肅地問我：“你離開北京工作已經九年了，現在回到北京，是不是照顧到我周某人的關係，才回來的？”這時我伯母在旁邊提醒道：“恩來呀，你別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還是軍人家屬，她是隨軍調動回來的。”伯父這才放心，不再追究。
1958年6月，周恩來帶領國務院機關工作人員前往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勞動
教育我們處處“人民為上”，
不能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
第二方面，教育我們處處“人民為上”。伯父經常對我們說：“我們參加革命幾十年，隨時隨地都在準備可能的犧牲，從來沒想到過革命取得政權後還當個什麼官。想起幾十年來那麼多戰友與同志拋頭顱灑熱血英勇犧牲，現在能夠活著看到了新中國的建立，我們只是個‘幸存者’，我們要替他們去完成他們未竟的事業，還有什麼權利去考慮個人利益，還有什麼權利不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呢？”所以，他要求我們無論上學、工作和生活，都要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重，而不能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
1949年我進入北京師大女附中（實驗中學）讀初中，到初三時，看了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看到她為國家培養出工人、農民、工程師、建築師、教授、醫生，深受感動，認為做教師非常重要、非常崇高！我們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需要各種建設人才，但是全國的文盲就佔了七八成，就需要大量的教師、特別是小學教師。於是積極報考北京師範學校，而沒有繼續讀高中。
當時青年們的追求，都是高中畢業去蘇聯留學，或者上清華、北大。學校領導要我回去徵得家長意見，我回去對伯父伯母談了自己的想法，伯母鼓勵我說：“秉德這個想法好，咱們國家剛剛建設，需要人才，就非常需要教師。我就是16歲當老師的，你畢業都18歲了，這個選擇很好！”
我在師範學校畢業時，沒有與很多同學那樣繼續報考大學，而是認為國家已經培養了我們三年，應該積極投入到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我主動報志願，到農村做了小學老師。
我有四個弟弟妹妹都有過參軍的經歷，在國家面臨不同形勢時，伯父對他們有不同的要求。
1961年，我二弟周秉鈞高中畢業準備報考清華大學，同時空軍到學校招收飛行員，他也已入圍參加體檢。一天伯父找他談話，問：“萬一體檢不合格，當不成飛行員，就去服兵役，不上大學，怎麼樣？”秉鈞對此毫無思想準備，一時不能理解。伯父對他談了國家形勢：“今年農業受了災，需要增加農村勞動力。國務院研究決定，今年的復員軍人都不在城市安排工作，要回到農村參加農業生產。徵兵的重點在城市青年，這就增強農村勞動力，支援了農業生產。”就這樣，秉鈞放棄了考大學的志願，愉快地參了軍，而且他被空軍錄取為飛行員，在空軍戰鬥機飛行部隊飛行20多年。
1965年，伯父又支持四弟周秉華不考大學，積極服兵役當了兵。三年復員回京，做了普通工人、幹部，經過自己的努力，被評為先進工作者。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青年學生的最好選擇就是上大學，似乎只有考不上大學才會去當兵。而伯父一直要求我們根據國家的需要作出選擇。
“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968年我的五弟周秉和16歲，六妹周秉建15歲，分別去了延安農村和內蒙古牧區插隊落戶，伯父積極支持他們上山下鄉，插隊落戶。他們在農村和牧區，生活條件十分艱苦，但是他們精神狀態都很好，先後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70年底徵兵時，他們由基層民兵組織推薦，通過正常手續入了伍，他們都非常高興。當時大學不招生，而解放軍的威望最高，入伍以後生活上也可得到極大改善，因此青年們都以參軍為榮，也是最向往的去向。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伯父卻要求他們脫下軍裝，離開部隊，回到農村，回到牧區！他們難以接受，伯父諄諄教導他們說：“越是困難越是不能離開基層，越要帶頭堅持在農村牧區，做個普通農民和普通牧民，把參軍的機會讓給其他知識青年和青年農民、青年牧民。”就這樣，他們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還是服從了伯父的要求，回到了農村和牧區，做個普通勞動者。
1961年5月，周總理在河北磁縣農村與農民座談
我的大妹妹周秉宜喜歡藝術，於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畢業後，在伯父伯母多年教育熏陶下，沒有報考中央美術學院，而是報考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伯父鼓勵她說：“這樣好，這是實用美術，可以改善提高我們出口產品的包裝裝潢，增加外匯收入，就是支援國家經濟建設。”
伯父始終認為：“對於幹部子弟，要求高、責備嚴是應該的，這樣有好處，可以督促他們進步。”伯父多年的言傳身教，在我們的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們深切地感到，越是與伯父關係親近的人，他對你的要求就越是嚴格，越要按照國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形勢的需要去做，到最基層、最艱苦、最邊遠的地方，去做個普通勞動者！這就是伯父一貫的“親者嚴，疏者寬”的原則。伯父對我們近乎苛刻的要求，我們從來沒有感到委屈，相反，為有這樣一個伯父感到驕傲，為中國共產黨有這樣優秀的領導人感到自豪！
習近平同志曾說：“為政清廉才能取信於民，秉公用權才能贏得人心。” 我想，伯父離開我們42年了，人民依然懷念他，崇敬和愛戴他，正是印證了這個道理。
伯父一生的追求就是國家的強盛、民族的繁榮、人民的幸福！絲毫沒有他個人的追求！13歲他讀書是“為中華之崛起”。16歲中學作文裡就寫出：“吾將公之天下，使四萬萬同胞共得而僕之，必不負所託也。”要為全國四萬萬同胞做公僕。19歲他東渡日本之前，在瀋陽寫給小學同學郭思寧的一句話是:“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多有氣魄的中國夢！大家知道，整整一百年前，我們中國是多麼貧窮、落後！誰能想到“騰飛世界”！年輕的周恩來同志就如此強烈地熱愛自己的國家，就有這樣的崇高志向！ 周恩來同志寫的還不是臨別贈言，而是“臨別預言”！ 他不但百年前就想到“中華騰飛世界”，而且還滿懷信心地寫著“預言”！
如今，在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下，我們國家各方面的事業都在蓬勃發展。我想，只要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共同努力，一定會更快地走向“崛起”、邁向“騰飛世界”！實現偉大的中國夢！
責編：李幸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8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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