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與香港「一帶一路」尋蹤之旅

  鄭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大事,明清時期所說的「西洋」(即後來的「南洋」)包括東南亞地區及以西一帶,所以對於世界經濟發展熱點話題的「一帶一路」倡議而言,也是一段不可不知的歷史。值得一提的是,鄭和船隊原來已在600多年前經過今日香港地區的水域,而香港早在明朝時更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之一。

鄭和下西洋與香港「一帶一路」尋蹤之旅

鄭和下西洋是世界衍航海史上舉世矚目的壯舉。圖為南京鄭和寶船遺址公園


出使西洋乃舉世矚目壯舉

  約1405年明代早期,明成祖命正使鄭和率兵出使西洋。至1433年,前後28年間7次出使,為中國史上,乃至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遠航航海壯舉。據說其7次下西洋的總航程達7萬多海里,長度相當於地球圓周的3倍有多。

  明成祖在位期間積極發展對外交通。1405年(永樂三年),鄭和率副使王景弘等奉命通使西洋。船隊從蘇州劉家港出海,經福州,向南海出發,又經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後南下至東爪哇,在經過舊港(三佛齊)、滿剌加(麻六甲)海峽後方才出了印度洋,來到錫蘭山,沿印度西海岸駛至古里。

  鄭和船隊規模龐大,計有「寶船」62艘,大船長達44丈,寬18丈。船隊總人數據約27,800人,主要為將士、醫官、醫士、水手、內監、通事(翻譯)、書算手、工匠等。哪怕是今時今日,此等規模也屬於舉世矚目的壯舉。船隊出發後,沿海地區還需要支援物資供應,廣東的虎門是中國境內最後一個補給站,往後便離開國境範圍了。據《明史‧鄭和傳》記載,出使西洋一舉除了彰顯明朝聲威國外,還可以「宣德化而柔遠人」,與諸國「共享天下之福」,奉行對外開放與和平外交的方針。


早於明代海圖已存香港地名

  據世界現存最早的航海圖《鄭和航海圖》所示,全圖以南京為起點,最遠到非洲東岸,其中所收地名有500多個,當中中國版圖內的地名佔約200個,其餘亞、非諸國約佔300個。近百年來,經過不少學者的研究,這些地名大致可以確定。而歷史學家向達在《鄭和航海圖》一書中所輯錄的幾個香港地名就做了以下說明:

  1.大奚山——「據圖,大奚山、小奚山俱在東珠江口外鞋洲之北。」

  2.官富寨——「官富寨明屬廣州府,置巡檢司。」

  3.佛堂門——「據圖,佛堂門為廣東海上一島,在南澳與伶仃山之間。亦見《海國聞見錄》圖,在今大亞灣與大鵬灣之間,不見今圖。」

  4.蒲胎山——「據圖,蒲胎山在大星尖西,即今香港南面之蒲台島。」

  由此可見,現時香港地區內的一些地名,包括官富寨、蒲胎山、佛堂門、大奚山等均明確見於航海圖中。向達在整理載於明代茅元儀編輯的《武備志》中的《鄭和航海圖》後,指出這部地圖應該是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的路線。因為圖上的航程、地理與祝允明《前聞記》所載內容相符合,因而認為《鄭和航海圖》「可以假定為十五世紀中葉傳下來的。在中國地圖學上,就海圖而言,這要算是最早的了。」換言之,在中國現存最早的海圖上,就已收錄香港的一些地名了。

鄭和下西洋與香港「一帶一路」尋蹤之旅

圖為經後人整理的《鄭和航海圖》(局部)


  只是向達據圖解說,除指出蒲胎山即蒲台島外,對其他地名的了解並不深入。比如他並不知道大奚山即香港的大嶼山;不知道「官富寨明屬廣州府」其實在香港境內,只說其西面為「東莞所」;更謂佛堂門在「南粵山」之西,是「當時南澳山之誤,即南澳島」,「不見今圖」而不察覺佛堂門仍是香港現時使用的名稱。順帶一提,宋代已有「官富場」、「官富山」和「官富寨」三個名稱。場即鹽場,寨即寨城(或作城寨),山則是與場、寨相連接的山地。官富寨又名官富九龍寨,即今日香港的九龍城。

  因此,鄭和船隊經過香港一帶水域留下的清晰記錄,充分證明了他們曾「到此一遊」。只是當時未有「香港」一稱,所以才沒有記載。

然而歷來研究鄭和下西洋的中外專家學者對香港史並無深入研究,所以他們的著作中亦甚少討論,使得鄭和下西洋這一航海壯舉,予人與香港無關之感。

  比如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P,Pelliot)在西方被公認為是研究鄭和的權威著作《鄭和下西洋考》中,就沒有對上文指出的香港地名進行研究。

  至於「香港」一名,最早載於明朝郭棐撰修《粵大記》一書所附的《廣東沿海圖》中。「九龍」之名,則始見於《蒼梧總督軍門志》中劉堯誨所繪的《全廣海圖》。換言之,香港、九龍兩個名字早在嘉靖至萬曆年間(1522-1620年)已經出現。不過明清時期人們所說的「香港」,僅指香港島的一隅(今香港仔石排灣周圍一帶的地方)。

  於此筆者認為,香港史是中國史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忽略香港史地和文化會影響對整體中國歷史進程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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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葉香港曾是海濱瓷都,在大埔墟的西南面建有一座規模頗大的窰場,稱為碗窰。圖為碗窰遺址出土的文物,目前在大埔上碗窰村的碗窰展覽展出


明代時香港屬海上絲路重要節點

  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使明朝與亞、非兩大洲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友好關係,促進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影響深遠。中國人的地理知識豐富了,到南洋謀生者亦逐漸增多,當中有華僑、華商、華工等,成為今天很多海外華人的先祖輩。

  由於南宋時期大力發展海上交通,經海路輸出的商品以瓷器為最大宗,因此有人將中外海上交通路線稱為「陶瓷之路」,一般亦叫做海上絲綢之路(簡稱海上絲路)。應予指出,明代中葉香港曾是海濱瓷都。當時新界吐露港西端,在大埔墟的西南面曾建一座規模頗大的窰場,稱為碗窰。其範圍包括今日上碗窰村、下碗窰村、張屋地村及後山一帶,面積達5萬平方米。

  1995年,區域市政局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合作,對大埔碗窰窰址進行考古調查,發現該處有瓷土礦洞、水碓作坊、牛碾作坊、淘洗池、製坯工場、窰爐等多處遺址,採集和出土的器物多達6,000件。當中有不少明代中晚期青花瓷產品、捲草紋軍持、青花柳樹山水紋碗、影青瓷硯、白釉高足燈、青花童子舞圖殘碗片等等。

鄭和下西洋與香港「一帶一路」尋蹤之旅

圖為明代釉裡紅纏枝花卉紋軍持


  當時大埔碗窰的瓷品生產量巨大,窰爐每次可裝燒產品達1萬件,主要透過水路運至廣東沿岸及南洋各國銷售。而在深圳、福建平和及馬來西亞雕門島所發現的青花瓷片,與大埔碗窰產品極為相似。碗窰製品中的軍持,是伊斯蘭教徒常用的盛水器,漢人極少採用,由此可證大埔碗窰產品多屬外銷。

  根據碗窰村馬氏族譜記載及耆老相傳,窰場前期由來自江西的文、謝二姓人士管理。文姓族人為文天祥同輩兄弟文天瑞的後代,元末明初輾轉至新界立村,先居屏山,後遷至大埔泮涌村一帶。文氏來自江西陶瓷業發達地區,因而在大埔設場燒瓷。至清代初期,文氏將磁窰賣給遷入該區的客籍馬彩淵家族,繼續生產各類青花日用瓷器,至1930年代才停止生產。大埔碗窰全盛時期,工人多達300人,年產超過40萬件。1999年底,大埔上碗窰列為香港法定古跡,現時是華南地區最具規模的青花瓷工場遺存之一,保存完好。如果能夠申報列為「一帶一路」文化遺產,定能引起更大注意。

作者係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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