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與香港「一帶一路」尋蹤之旅

　　鄭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大事，明清時期所說的「西洋」（即後來的「南洋」）包括東南亞地區及以西一帶，所以對於世界經濟發展熱點話題的「一帶一路」倡議而言，也是一段不可不知的歷史。值得一提的是，鄭和船隊原來已在600多年前經過今日香港地區的水域，而香港早在明朝時更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之一。

鄭和下西洋是世界衍航海史上舉世矚目的壯舉。圖為南京鄭和寶船遺址公園

出使西洋乃舉世矚目壯舉

　　約1405年明代早期，明成祖命正使鄭和率兵出使西洋。至1433年，前後28年間7次出使，為中國史上，乃至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遠航航海壯舉。據說其7次下西洋的總航程達7萬多海里，長度相當於地球圓周的3倍有多。

　　明成祖在位期間積極發展對外交通。1405年（永樂三年），鄭和率副使王景弘等奉命通使西洋。船隊從蘇州劉家港出海，經福州，向南海出發，又經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後南下至東爪哇，在經過舊港（三佛齊）、滿剌加（麻六甲）海峽後方才出了印度洋，來到錫蘭山，沿印度西海岸駛至古里。

　　鄭和船隊規模龐大，計有「寶船」62艘，大船長達44丈，寬18丈。船隊總人數據約27,800人，主要為將士、醫官、醫士、水手、內監、通事（翻譯）、書算手、工匠等。哪怕是今時今日，此等規模也屬於舉世矚目的壯舉。船隊出發後，沿海地區還需要支援物資供應，廣東的虎門是中國境內最後一個補給站，往後便離開國境範圍了。據《明史‧鄭和傳》記載，出使西洋一舉除了彰顯明朝聲威國外，還可以「宣德化而柔遠人」，與諸國「共享天下之福」，奉行對外開放與和平外交的方針。

早於明代海圖已存香港地名

　　據世界現存最早的航海圖《鄭和航海圖》所示，全圖以南京為起點，最遠到非洲東岸，其中所收地名有500多個，當中中國版圖內的地名佔約200個，其餘亞、非諸國約佔300個。近百年來，經過不少學者的研究，這些地名大致可以確定。而歷史學家向達在《鄭和航海圖》一書中所輯錄的幾個香港地名就做了以下說明：

　　1.大奚山——「據圖，大奚山、小奚山俱在東珠江口外鞋洲之北。」

　　2.官富寨——「官富寨明屬廣州府，置巡檢司。」

　　3.佛堂門——「據圖，佛堂門為廣東海上一島，在南澳與伶仃山之間。亦見《海國聞見錄》圖，在今大亞灣與大鵬灣之間，不見今圖。」

　　4.蒲胎山——「據圖，蒲胎山在大星尖西，即今香港南面之蒲台島。」

　　由此可見，現時香港地區內的一些地名，包括官富寨、蒲胎山、佛堂門、大奚山等均明確見於航海圖中。向達在整理載於明代茅元儀編輯的《武備志》中的《鄭和航海圖》後，指出這部地圖應該是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的路線。因為圖上的航程、地理與祝允明《前聞記》所載內容相符合，因而認為《鄭和航海圖》「可以假定為十五世紀中葉傳下來的。在中國地圖學上，就海圖而言，這要算是最早的了。」換言之，在中國現存最早的海圖上，就已收錄香港的一些地名了。

圖為經後人整理的《鄭和航海圖》（局部）

　　只是向達據圖解說，除指出蒲胎山即蒲台島外，對其他地名的了解並不深入。比如他並不知道大奚山即香港的大嶼山；不知道「官富寨明屬廣州府」其實在香港境內，只說其西面為「東莞所」；更謂佛堂門在「南粵山」之西，是「當時南澳山之誤，即南澳島」，「不見今圖」而不察覺佛堂門仍是香港現時使用的名稱。順帶一提，宋代已有「官富場」、「官富山」和「官富寨」三個名稱。場即鹽場，寨即寨城（或作城寨），山則是與場、寨相連接的山地。官富寨又名官富九龍寨，即今日香港的九龍城。

　　因此，鄭和船隊經過香港一帶水域留下的清晰記錄，充分證明了他們曾「到此一遊」。只是當時未有「香港」一稱，所以才沒有記載。

然而歷來研究鄭和下西洋的中外專家學者對香港史並無深入研究，所以他們的著作中亦甚少討論，使得鄭和下西洋這一航海壯舉，予人與香港無關之感。

　　比如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P，Pelliot）在西方被公認為是研究鄭和的權威著作《鄭和下西洋考》中，就沒有對上文指出的香港地名進行研究。

　　至於「香港」一名，最早載於明朝郭棐撰修《粵大記》一書所附的《廣東沿海圖》中。「九龍」之名，則始見於《蒼梧總督軍門志》中劉堯誨所繪的《全廣海圖》。換言之，香港、九龍兩個名字早在嘉靖至萬曆年間（1522-1620年）已經出現。不過明清時期人們所說的「香港」，僅指香港島的一隅（今香港仔石排灣周圍一帶的地方）。

　　於此筆者認為，香港史是中國史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忽略香港史地和文化會影響對整體中國歷史進程的認識。

明代中葉香港曾是海濱瓷都，在大埔墟的西南面建有一座規模頗大的窰場，稱為碗窰。圖為碗窰遺址出土的文物，目前在大埔上碗窰村的碗窰展覽展出

明代時香港屬海上絲路重要節點

　　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使明朝與亞、非兩大洲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友好關係，促進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影響深遠。中國人的地理知識豐富了，到南洋謀生者亦逐漸增多，當中有華僑、華商、華工等，成為今天很多海外華人的先祖輩。

　　由於南宋時期大力發展海上交通，經海路輸出的商品以瓷器為最大宗，因此有人將中外海上交通路線稱為「陶瓷之路」，一般亦叫做海上絲綢之路（簡稱海上絲路）。應予指出，明代中葉香港曾是海濱瓷都。當時新界吐露港西端，在大埔墟的西南面曾建一座規模頗大的窰場，稱為碗窰。其範圍包括今日上碗窰村、下碗窰村、張屋地村及後山一帶，面積達5萬平方米。

　　1995年，區域市政局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合作，對大埔碗窰窰址進行考古調查，發現該處有瓷土礦洞、水碓作坊、牛碾作坊、淘洗池、製坯工場、窰爐等多處遺址，採集和出土的器物多達6,000件。當中有不少明代中晚期青花瓷產品、捲草紋軍持、青花柳樹山水紋碗、影青瓷硯、白釉高足燈、青花童子舞圖殘碗片等等。

圖為明代釉裡紅纏枝花卉紋軍持

　　當時大埔碗窰的瓷品生產量巨大，窰爐每次可裝燒產品達1萬件，主要透過水路運至廣東沿岸及南洋各國銷售。而在深圳、福建平和及馬來西亞雕門島所發現的青花瓷片，與大埔碗窰產品極為相似。碗窰製品中的軍持，是伊斯蘭教徒常用的盛水器，漢人極少採用，由此可證大埔碗窰產品多屬外銷。

　　根據碗窰村馬氏族譜記載及耆老相傳，窰場前期由來自江西的文、謝二姓人士管理。文姓族人為文天祥同輩兄弟文天瑞的後代，元末明初輾轉至新界立村，先居屏山，後遷至大埔泮涌村一帶。文氏來自江西陶瓷業發達地區，因而在大埔設場燒瓷。至清代初期，文氏將磁窰賣給遷入該區的客籍馬彩淵家族，繼續生產各類青花日用瓷器，至1930年代才停止生產。大埔碗窰全盛時期，工人多達300人，年產超過40萬件。1999年底，大埔上碗窰列為香港法定古跡，現時是華南地區最具規模的青花瓷工場遺存之一，保存完好。如果能夠申報列為「一帶一路」文化遺產，定能引起更大注意。

作者係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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