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大灣區社會發展　構建國民身份認同

　　「一國兩制」在內地與香港之間劃下一條邊界，區隔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生產方式。香港回歸20年，在「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前提下，這條邊界日益模糊。香港經濟與內地日益融合，生活模式更是成為珠三角「三小時生活圈」的一部分，所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無容置疑的。而在大灣區的框架下不斷完善港人在內地的福利政策，對於提升港人國民身份的認同起著重要的作用。

儘管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邊界日益模糊，但邊界兩側仍然存在著不同的文化及行事方式。圖為深圳河

香港青年的民族認同危機

　　儘管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邊界日益模糊，但邊界兩側仍然存在著不同的文化及行事方式，若缺乏政策配合，穿越邊界可能導致矛盾與衝突。此前香港一部分人反自由行的抗議，乃至推動特區政府「零雙非」、「限奶令」等重新強調邊界管制的措施，就是典型例子。

　　按照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7年12月公布的最新結果，18 至 29 歲本港青年自稱純粹「香港人」的比率為69.7%，為回歸以來最高；自稱純粹「中國人」的比率則為 0.3%，為回歸以來最低。青年是香港的未來希望及「一國兩制」的執行人，低國家認同感無疑隱含著管治危機。

　　公民身份是聯結公民個人與國家體系的紐帶，包括「權利」和「身份認同」兩個組成部分。前者是對公民身份的制度描述，具體表現為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權利；後者是對這個公民身份的主觀感受，對其他「共同體」成員的共情及同理心，如「港澳同胞」積極參與內地救災等慈善事業。

　　不過「港澳同胞」的稱謂也表示「不（完全）是自己人」，至少不是本地人。當港人希望在內地生活、求學、就業時，他們的「境外」身份成為一把雙刃劍，未知的困難及不便往往令他們選擇退回到舒適區。

　　香港發展面臨瓶頸，希望透過區域合作重新定位。但過往簽署的各類區域合作文件，如《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等等有何實質成效？「粵港澳大灣區」要與世界級灣區比肩，必須妥善處理「邊界」問題，令高質素人才來去自如，無後顧之憂。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長者醫療券試點計劃，是特區政府在大灣區內的安老服務政策之一

大灣區推動身份認同

　　如果說國族認同是社會建構及想像的產物，那麼社會保障不斷完善的「社會中國」及大灣區可能是應對國族認同危機的出路之一。

　　目前解決內地港人民生需要的途徑，主要透過「福利可攜」政策及「可享內地居民待遇」。「福利可攜」政策框架下，仍然由香港特區政府負責社會服務的融資，主要用於安老服務，包括高齡津貼的「廣東計劃」、「福建計劃」、長者醫療券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試點計劃等。此類政策涉及香港公帑的跨境使用，政策認受性備受挑戰。而且，愈來愈多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長者因社會支援網絡集中在香港，無回鄉安老需求，故此政策的目標社群逐漸消失。

在「福利可攜」政策框架下，特區政府負責社會服務的融資主要用於安老服務中。圖為工聯會副會長向老人講解如何申領「廣東計劃」津貼

　　相比之下，「可享內地居民待遇」容許內地港人在當地得到社會保障，如參加社會保險、享受社會服務等，更有前瞻性。這些社會保障措施，實質是在同一個共同體內不同成員之間實施社會資源的再分配，從而避免兩極分化和階級對立。例如，社會保險就是通過風險、不幸及資源的再分配，使個人不需要獨自面對市場競爭的不確定性。這種再分配既依賴於，也強化了社會團結。因此，社會權利的實現有助於促進社會團結，形成命運共同體的想像。

　　內地社會保險制度以戶口、就業決定供款類，非常碎片化，不利於財政穩健及風險分攤。中央政府近年不斷整合各種保險計劃，力爭實現全民受保。將內地港人納入社保體系，已經成為制度轉軌、項目整合的考慮。當然，港人信奉自力更生，一向抗拒強制供款的社會保險模式。最新的政策表述是「可以參加」，而不是《社會保險法》規定的「應當參加」，無疑是為港人提供多一個選擇。這也是「一國兩制」的優勢所在，賦予在內地港人同樣的社會權利，並非「兩制」下的特權，而是維護「一國」，構建統一中國社會公民身份的嘗試。這種打破行政邊界的社會治理模式，不妨在「粵港澳大灣區」「先行先試」。

　　大灣區發展必須增強社會政策思維，在社會治理模式上有所突破，令區內民眾的日常生活直接受惠，進而奠定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方向。

作者係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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