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地區補選初探

香港現行的立法會選舉分為地方選區和功能組別兩個部分。其中，地方選區選舉是將整個香港劃分為香港島、九龍東、九龍西、新界東、新界西五個選區以直接選舉方式進行，凡年滿18歲的合資格人士，都有權登記為選民並在選舉中投票。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候選人資格有以下五方面的要求：一是香港特區永久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外國無居留權；二是需年滿21歲；三是無因《立法會條例》第39條喪失獲選為議員的資格；四是過去三年通常在香港居住；五是登記選民。候選人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選區參選。當地區選舉產生的議員出現空缺時，則進行地區補選。2018年3月11日，香港進行了立法會香港島、九龍西、新界東地區補選。經過激烈角逐，鄭泳舜、區諾軒、范國威分別在九龍西、香港島、新界東選區當選立法會議員。加上此前補選，回歸以來，香港立法會共舉行了5次地區補選，產生11名議員，本文擬結合這些情況的回顧，分析地區補選的特點和規律，進而對立法會地區補選的未來走向提出幾點看法。

建制派在九龍西選區大勝，首次在地區補選中奪得選席，創造了歷史。圖為鄭泳舜（右四）順利當選，上台與支持者揮身致謝

一、回歸以來香港歷次立法會地區補選

（一）2000年立法會香港島地區補選

在2000年9月10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中，香港島地方選區選出了五名議員。其中一名當選人，民建聯的程介南因選前負面反應（被揭發沒有申報個人利益），於9月19日根據立法會條例第13條，通知立法會不接受當選的議員席位。在收到程介南通知後，立法會秘書根據立法會條例，刊憲程介南不接受議席，並宣布出現議席空缺。補選於12月10日舉行。在補選中，民建聯推出東區區議員鍾樹根參選。時任民主黨主席的李柱銘與他的律師朋友協調，推舉前大律師公會主席余若薇參選。儘管民主黨內部不服，但在該黨上層把持下，仍然支持余若薇。選舉結果，有208,672名選民投票，佔港島區選民人數的33.27%，比9月10日香港島立法會選舉中42.03%的投票率低。報稱獨立的余若薇以108,401票（佔52.11%）當選；民建聯鍾樹根78,282票（37.63%）落選。

（二）2007年立法會香港島選區補選

2004年，時任民建聯主席馬力被提名在香港島參選，列在名單第一位，第二位是蔡素玉。參選過程中，馬力體檢發現患癌，立即前往內地醫治，病情控制後再回香港拉票，結果順利當選，而排名第二的蔡素玉也以800票的優勢擊敗「泛民」候選人何秀蘭當選。2007年8月8日，馬力不幸在廣州病逝。補選在12月2日舉行，本次補選共有321,938名已登記選民參與投票，投票率為52.06%，較2004年立法會港島區換屆投票率低3.58個百分點。與2000年立法會港島區補選比較，則提升了22.79%。最終陳方安生以175,874票（54.84%）勝選。葉劉淑儀則以137,550票（42.89%）惜敗。

立法會地區選舉通過比例代表制進行，本意為盡可能等比例反映當區民意。圖為立法會綜合大樓

（三）2010年立法會地方選區補選

2009年底，屬於「泛民主派」的公民黨與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發起「五區總辭運動」，透過派出香港立法會議員辭職引發補選，兩黨以爭取「儘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作為唯一選舉議題，意圖將補選當作「變相公投」。

2010年1月26日，五名議員，即港島區陳淑莊、九龍東梁家傑、九龍西黃毓民、新界東梁國雄、新界西陳偉業正式向立法會秘書處遞交辭職信，政府於2月5日刊憲宣布議席空缺。由於全港五個選區各有一席出缺，是次補選全港所有已登記選民均可投票。

建制派陣營反對辭職後隨即參選的行為，認為這無異於鑽法律空隙，將選舉當作政治工具，建制派陣營杯葛這次補選，沒有派出人員參選。5月16日選舉日，有政府高級官員高調表態不投票，有主要政黨明言杯葛。最終，全港投票率僅17.1%，無效選票比率最高，高達3.28%，約有19,000票。由於請辭及當選的都是同一批人，本次補選成為一場鬧劇，浪費了大量公帑。「五區公投聯合委員會」副發言人陳家洛不肯評論「公投」是否失敗，但承認未達到預期目標。民主黨元老司徒華認為公民黨和社民連要自我反省。時任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斥責，把這次補選稱為「公投」是欺騙公眾的鬧劇，而且浪費公帑。

（四）2016年立法會新界東地方選區補選

2015年10月1日，公民黨湯家驊辭去立法會議員席位後，新界東出現地方選區議席空缺。補選於2016年2月28日舉行，雖然這次選舉只有一席任期7個月的補選議席，但由於可視作2016年9月全港立法會選舉的參考指標，因此成為各大政團爭取的目標，初期形成反對派和建制派之爭。但在2016年旺角騷亂之後，被稱為「本土派」的「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被警方落案起訴暴動罪，知名度大增，令是次選舉增添變數。最終，由公民黨楊岳橋當選，民建聯周浩鼎高票惜敗。主張「港獨」及「勇武抗爭」的「本土派」候選人梁天琦獲得6萬多票，令人擔心「本土」激進勢力抬頭並進入立法會，使香港社會更為撕裂和紛亂。民主黨劉慧卿在電台表示，留意到梁天琦有很多年輕人支持，宣傳物資多得令人吃驚。這次選舉的一個特點是，兩大陣營均未能協調出單一名單參選。反對派方面，除上述激進「本土派」的梁天琦外，另有較有影響的前民主黨成員，自稱中間派的新思維黃成智參選；而建制方面，另有自稱獨立無政黨的方國珊（哪吒）參選，均對選舉結果有重大影響。

從選舉工作的角度來看，地區工作無論何時都不能忽視。圖為長者在佐敦參加相關保健課程

（五）2018年3月立法會補選

香港特區高等法院裁定，羅冠聰、游惠禎、梁頌恆自2016年10月12日起喪失立法會議員就任資格。特區選舉管理委員會安排2018年3月11日，就上述三人喪失就任資格導致的港島、九龍西、新界東三個立法會地區直選議席空缺進行補選。這次選舉，建制派普遍批評選舉管理委員會的補選安排：一是在時間點上與全國兩會的召開時間衝突，許多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在京開會，難以從北京返港助選、投票，這對建制派無疑非常不利。二是以兩位已經被法院撤銷議員資格的梁國雄及劉小麗正等候上訴，預期排期至少半年為由，這次補選不包括他們的議席，這樣由於每個選區只補選一個議席，事實上這三個地區都將採取單議席單票制。

根據過往數屆選舉結果，在地區直選層面，反對派與建制派的得票比例約為55-65%對35-45%。如果反對派可以有效整合，重奪這3個議席的機會極高。但選舉結果，則是建制派大勝，不僅首次在地區補選中奪得議席，創造了歷史，而且整體上將與反對派的得票比率收窄到4.2%，接近「五五波」。一是在九龍西這個「泛民」傳統票倉，過去建制派的得票從未超過38%，此次代表民建聯參選的鄭泳舜得票率則達到49.9%，得票上升4,000多張，甚至高過換屆選舉建制派陣營總得票，這在香港立法會地區補選史上尚屬首次。反對派得票則大跌1.5萬，知名度頗高的反對派候選人姚松炎在被法院DQ後，又被市民用選票DQ；二是港島區代表新民黨出選的陳家珮雖然惜敗，但成功將建制與反對派之間得票率差距從８％收窄至３％；三是新界東雖然反對派的范國威無意外當選，但建制的得票率超過反對派。經此一役，建制派繼續保持了在立法會地區直選分組點票過半優勢，繼續保持宣誓覆核案之後形成的兩個分組雙過半優勢，理論上建制派議員議案都能獲得順利通過，從而在新的補選結果前，有足夠實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壓制反對派的政治操弄空間。

另外，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特區政府首次推出參選確認書，阻止「港獨」分子參選，但當時具體裁量權掌握在一線選舉主任手中，他們標準不盡一致。此次補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對基本法第104條釋法，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04條規定的『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既是該條規定的宣誓必須包含的法定內容，也是參選或者出任該條所列公職的法定要求和條件」。此次補選，是這次釋法在參選人資格認定中第一次選前運用，共有3人被選舉主任依法確定不具備參選資格。雖然，在港島選區中關於區諾軒未被取消參選資格引發較大爭議。但從整體上講，此次補選嚴格執行了釋法和香港本地法律關於參選資格的規定。然而毋庸置疑，一個細緻、清晰的反「港獨」標準，還有待在未來選舉中進一步確立。

二、立法會地區補選特點及規律

（一）立法會地區直選中的名單比例代表制，經常會因為只補選一個議席，轉化為事實上的單議席單票制。香港地方選區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的最大餘額法。在這一制度下，候選人須以名單參選，每份名單的人數最多可達至相關選區內的議席數目。候選人在名單內按次序排列。選民投票給一份名單，投票結束後，各選區把有效票數除以該選區議席總數得出一個數額，一份名單每取得與這個數額相等的票數，便能分配一個議席。每份名單的候選人按照原先訂立的順序當選。當最後每份名單的餘額，均低於上述數額，則從最大餘額順序分配餘下議席。在選舉實踐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名單分拆參選，以期以最小的得票拿到議席。而在地區補選中，由於實際上發生的幾次補選都是一個選區只補一個議席，雖然仍然規定的是比例代表制，但實際成為單議席最高票當選制，即只有在選舉中獲得最高票數的候選人才會當選，以多數制決定勝負。

（二）由於經常只有一個議席，寬廣的政治光譜在選舉中都會最大限度地整合進兩大陣營，各派出一位有影響力的參選人，形成兩大陣營兩軍對壘之勢。從世界各地選舉實踐看，多議席比例代表制，往往會催生政黨制度上的多黨制；而單一席位之爭，往往會最終演變為兩黨制，雖然也會有其他政黨或政治勢力參與，但很難形成決定性影響。立法會地區補選實踐中的單議席單票制，應該講並非立法會選舉的常態，而是多議席比例代表制在只出現一個席位空缺時的政治現實。因此，在選舉中，政黨政治的演變規律表現為由多個黨派整合為兩大陣營，各推出一位代理人參與競選。在此前香港立法會11個地區席位的補選中，除了2008年補選建制派整體杯葛未派人參選外，其他6個席位之爭全部是在建制派和反對派各自協調推出的參選人之間進行，這一參選人大都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並且比較能夠為本陣營各種政治勢力所接受，而最終當選者也均為兩大陣營各自協調出的人選，雖然每次選舉總會有其他參選人參選，但最多只能造成一定影響，很難意外當選。由於地區補選選民人數眾多，兩大陣營各自協調出的人選即使未能勝選，也會得到遠較換屆選舉時為多的選票，這些選票在以後換屆選舉時即使僅保留一部分，已足以支持有關人選當選議員（如鍾樹根、葉劉淑儀、周浩鼎）。

（三）在兩大陣營基本面對比中，歷史上反對派在補選中佔有優勢，但這種優勢地位正日益消弱。有一種觀點，認為香港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在一定比例的市民中有一種「恐共」、「反共」的心理，演化成「逢中必反」的情緒，進而演化成針對中央任命的特區政府，希望立法會能更多起到監督和制衡作用，所以支持反對派參選人的選民往往更多一些，有所謂「6：4」之說。從另一個角度上，無論執政者實際治理效果如何，社會上總會有不滿與怨氣存在，這種負面因素只有程度之分，不可能完全消除，因此每次選舉，反對派總會有一些天然的反對票，而在愛國愛港力量長期穩健治港的前提下，選舉鐘擺效應總有對反對派相對有利的一面。無論是何種原因，事實上，通過對過往立法會地區換屆選舉和補選的觀察，反對派的整體得票率確實一直佔據優勢。在補選中，如不計及其他因素，面對反對派的天然基本盤優勢，建制派很難奪得議席。在今年之前立法會地區補選中，建制派無一勝績，最主要因素還是基本面上不佔優勢。早在2016年新界東補選後，民建聯譚耀宗曾表示，根據過去選舉數據，新界東支持「泛民主派」的選民多達25萬，而建制派為19萬，故早料到周浩鼎不易當選。

隨著回歸後「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反對派的天然優勢正呈現逐步下降趨勢，建制派的基本面穩步上升。20年來，建制派在立法會選舉的總體得票率大體從三成稍多上升到四成幾，上升10多個百分點，「3．11」地區補選更將與反對派的得票差距進一步拉近至不足5個百分點。在立法會換屆選舉中，由於實行比例代表制，這一比例上升已經足以影響反對派與建制派的得議席率。在補選中，當建制派得票率上升到一定程度，與反對派基本面日趨接近（差距小於一成）時，其他選舉因素的作用已上升為足以影響議席得失。

（四）對各自陣營的整合度，往往對選舉結果有較大影響，而候選人影響力、參選綱領、同陣營政治力量相互包容程度等，都會對陣營整合度造成影響。由於補選事實上的單議席單票制，兩大陣營都會盡力協調，各推出一位本陣營共同支持的參選人，但此整合效果有時也未必理想。一是因為政治光譜的碎片化，候選人很難包攬本陣營的所有選票。特別是選票流向某位候選人後，會有一定比例轉化為候選人的忠實粉絲，導致同陣營不同光譜的政治力量在為單一候選人催票時，往往會有所保留。如2018年「3.11」補選，九龍西民協、新界東「自決派」在為本陣營拉票時，要麼出工不出力，要麼乾脆在網上呼籲「一票不投范國威」。九龍西不僅民協未出全力過票給姚松炎，「青年新政」、「人民力量」，也很少為姚站台，兩個組織的頭目也沒有為姚助選。

二是參選人的影響力會對選情有較大影響。影響力越大，越容易得到本陣營各種力量的支持。特別是當這一參選人地位較高，同時又宣布或明顯不會再次參選時，往往本陣營的支持度較大。在2000年立法會香港島補選中，建制派協調推出的鍾樹根雖有地區基礎，但影響力明顯不能與反對派推出的余若薇抗衡。在2007年立法會香港島補選中，建制派協調推出曾任保安局長的葉劉淑儀參選，在當時普通市民心目中，原特區局長政治地位顯然高於立法會議員，加之葉劉二十三條立法時堅定的態度，得到建制派支持，其辭職後赴美留學歸來服務市民的經歷，又獲得不少中間市民稱讚和支持，最後在補選中得票高達137,550，得票率達42.89%，這也是建制陣營此前歷次選舉較高得票率。在接下來2008年立法會換屆選舉中，整個建制陣營在港島得票也不過123,656，得票率39.45%。但此次補選葉太並未能當選。反對派為確保補選必勝，不惜派出曾任政務司長的陳方安生參選，以曾任司長高位參選議員前所未有，陳方安生當時還身披一系列光環，不僅反對派支持，一些中間力量也其對青睞有加，最後獲得175,874票。

經此一役，其徹底與建制決裂，成為所謂「泛民共主」。此次補選，建制打了漂亮一仗但未能當選，主要原因還在基本面，但反對派推出超級參選人也是一個因素。三是有無實力強的「第二人」、「第三人」參選會對選情造成影響。所謂第二人，指同一陣營未形成共識，有主推參選人之外的人參選；第三人，則指在兩大陣營之外，有實力強的中間力量或其他第三力量參選。在2018年「3．11」補選中，九龍西蔡東洲雖然僅得2,794票，但已超過鄭泳舜、姚松炎得票差距，理論上可對選舉結果重大影響。新界東方國珊得票64,905，遠超范國威、鄧家彪得票差距，由於其雖報稱獨立但政治光譜更接近建制派，實際上已對選舉結果產生重大影響。2016年新界東補選，激進「本土」梁天琦參選，雖未對反對派選情造成決定性影響，但對建制派來講，也是一個在基本面較弱情況下奪取議席的很好時機。

（五）在政治氛圍熾熱時，對壘雙方特別是反對派常在選舉中形成激進鮮明的政治口號和政綱，但當政治氛圍轉於平緩時，激進政治口號的作用會下降，務實理性的支持度則會上升。立法會地區補選，是香港選舉中競爭較為激烈，當選人得票較高的選舉。由於選區大、參選人地區工作影響較小，選舉政治性較強，參選各方特別是反對派往往主打政治牌。如反對派常以「踢走保皇黨」、爭取「真普選」、反「國教」、反對「831」決定等口號欺騙選民，挑起或迎合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一些不滿情緒，這種手段往往對中產專業人士比較有效。而建制派在早期補選時，大多主打經濟、民生、穩定議題，這種方式有利於吸納基層票源，但較難適應中產專業人士的關切。近年來，隨著反對派部分勢力愈益激進，大搞「拉布」、流會、擲蕉等立法會「暴力」，發動非法「佔中」、旺角暴亂等違法活動，部分反對派甚至和一些新生激進本土乃至「港獨」、暴力等違法勢力合流為亂港派，引起越來越多理性人士反感，希望社會和諧穩定的力量增長。建制派在補選時，除繼續主打經濟民生議題，也開始在政治上轉守為攻，在參選政綱、選舉論壇主動設置反「佔中」、反「拉布」、反流會、反暴力、反「港獨」等政治議題，贏得越來越多理性中間選民支持。比如在2018年「3．11」補選中，反對派大打「反DQ牌」，聯動口號，聯動宣傳，以圖喚起反對派的核心和堅定支持者。但最後由於政治氛圍趨緩，這一口號一般市民反應較為平淡。一些反對派還試圖挑起高鐵「一地兩檢」、鄭若驊違建、周庭參選被DQ的所謂風波，但由於很多選民，尤其是中間市民，對近年立法會爭拗不休、「拉布」不斷、流會頻頻越來越厭煩，反對派的激進口號作用明顯下降。

（六）補選的總體投票率一般會低於換屆選舉，其中反對派得票的下降幅度一般較建制派為大，所以當選舉氣氛和緩，投票率低於一個臨界點時，總體上對建制派有利。補選規模遠小於換屆選舉，由於參選人數減少，累計投入的選舉經費和人力資源下降，社會輿論對補選的關注度也往往相對較低，立法會地區補選投票率過往都低於換屆選舉。由於反對派基本面佔優，在投票率下降幅度較小時，選舉往往仍對反對派有利。在投票率下降幅度較大時，一方面說明社會政治氛圍較緩和，對特區政府的反對情緒較低落，這無疑對建制派有利。同時，由於建制派有較高的協同程度，選民基礎比較鞏固，投票率對建制得票負面影響相對較小，從歷次補選數據可以看出，建制補選得票下降幅度大都低於投票率下降幅度。在2018年「3．11」補選中，新界東、港島、九龍西3個區的補選投票率，分別是42.1%、43.8%、44.3%，只及2017年換屆選舉的七成至七成多，已對建制相對有利。在此情況下，九龍西鄭泳舜得票打破規律超過換屆選舉建制得票總和，而姚松炎則比換屆時反對派總得票低近6萬票，勝利高下，民心得失，盡在其中矣。

（七）在基本面趨於接近時，日常地區工作和傳統選舉工程的作用依然有效，在基層市民多的選區效果更為明顯。地區補選選民基礎大，政治性強，在兩大陣營基本面差距大時，和區議會選舉及立法會換屆選舉相比，由於日常地區工作直接受益市民總數有限，對補選結果難以造成大的影響。在新媒體、自媒體影響力上升和政治口號滿天飛的地區補選中，傳統選舉工程的作用也日益下降，但在基層市民密集區的作用仍然明顯，在選舉氛圍平淡時仍有較大影響。在2018年「3．11」補選中，姚松炎在九龍西大熱倒灶，綜合多名泛民人士分析，姚地區工作薄弱，「離地」，沒有在平時參與地區工作，也沒有用好傳統的選舉工程，街站過少，不洗樓，少做落區，選舉海報遲遲才張貼。可能在中產區，參選者的政治綱領和網上宣傳會起到較大作用，但在基層區，當事人無服務，居民不認識無疑將影響選票。相比長期紮根九龍西的鄭泳舜，姚松炎只著重在中產區拉票，在基層缺乏知名度。其中在啟德的啟睛、德朗兩個社區，有居民直言從未見過姚，僅此兩區姚失票已經1,700多票（總票數僅比鄭泳舜低2,400多）。當然，這未必是姚敗選最重要的因素，因為根據分析，姚落敗主因，是因為其因宣誓遭DQ後，很難得到溫和理性選民的支持；同時，由於在此前選舉工作中的「牙齒印」，民協對其支持難免打折扣，如九龍西由民協擔任區議員的7個選區，反對派均佔優勢，但此次姚在近半選區落敗。但地區工作缺陷，無疑是其敗選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對未來立法會地區補選的幾點看法

（一）香港立法會地區補選制度需要進一步完善。立法會地區選舉通過比例代表制進行，本意為盡可能等比例反映當區民意，在現有補選制度下，由於反對派佔據基本盤優勢，當出缺議席原為建制或獨立人士所有時，支持他們的選民很難在補選中選出代表他們的議員，事實上改變了當區議員的代表性。如果建制派基本盤占優，也會同樣產生相反情形。同時，補選制度使出缺議席長期懸空，不利議會運作；補選浪費大量公私資源，也時常炒熱政治氣氛。另外，現有補選制度，還有法律空隙（或漏洞），導致部分政團無視社會利益，造成所謂「五區公投」之弊。為此，筆者認為應加快修訂有關選舉制度。如，可考慮在換屆選舉時盡可能一次性解決議席出缺問題，出缺議席由同名單依次遞補（前提是有同名單人選，無則可由其他名單最大餘額人遞補）；杜絕辭職後本人在同界再次參選；同時或相近時間出缺議席時，應同時補選等。通過這些制度，可有效減少補選次數，最大限度地尊重選民選定的議員比例，也有利於節約資源，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另外，應進一步明確參選資格，堅決杜絕被DQ人員及其他不符合資格人員參選。

（二）在基本盤日益趨近模式下，各陣營對補選議席將有更為激烈的爭奪。由於建制派基本盤與反對派日趨接近，預計每次補選均會以奪取議席為首要目標，培養人才、鍛煉隊伍等只會退居次級目標。而反對派為奪取議席，則面臨兩難境地，如果溫和反對派與激進亂港派合流參選，則不免時刻面臨不能入閘、受到DQ等風險，也會大量流失中間票，無異於自吞政治毒藥；如果分流參選，則無疑將使漁人得利。

（三）在基本盤趨近模式下，參選人素質與陣營整合度將成為勝負關鍵。換屆選舉中，兩大陣營均會對各選區基本盤有一個大致判斷。在基本盤佔優情況下，兩大陣營均更大可能派出政治新星出選。在基本盤相對劣勢情況下，則可能派出老牌政治名星出選，原因在於，老牌名星因資望較高且經常宣布不會再次參選，易得到本陣營各團體共同支持，而不必擔心在下次換屆選舉時搶走本陣營其他團體選票。但無論何種情況，一旦雙方基本盤接近，往往本陣營是否有實力強的第二人參選成為決定勝負的關鍵。從近年選舉實踐看，兩大陣營各自推出的第一參選人只要能取得換屆選舉時本陣營的全部選票，大部分已穩操勝券，甚至對處於相對弱勢的建制派也是如此。如果不能協調得當，本陣營出現較強實力第二參選人，則獲勝概率將大為降低。

（四）政治議題的作用更為明顯，但地區工作也不可忽視。由於反對派的道德光環日益褪色，而建制派近年設置了諸如尊重憲法、反對「港獨」、反對「拉布」、反對暴力等受到理性中產支持的政治議題，在民生議題上由於國家出台大量利港政策，在選舉辯論時，建制派似乎已經擺脫在政治議題上被動應對的局面，而往往顯得議題全面自信，攻防進退有餘。同時，建制長期重視地區工作的成績，在立法會補選中雖然未必是第一致勝要素，但在雙方其他力量持平時，則能起到關鍵作用。當然，反對派陣營也可以學習多做地區工作，如此則為建制所樂見。

表一：立法會地區換屆選舉與補選數據一覽表

作者係紫荊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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