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國民身份建構困難的意識形態根源

　　香港回歸20年來，香港人的國民身份建構仍然是個未解決的問題。增進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是未來一段時間中央對港工作的重要任務，因此，探析造成香港人國民身份建構困難的根源顯得十分必要。冷戰時期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嚴重對立，造成部分香港人形成了看待內地的「冷戰意識」，在後冷戰時代也並未消失。相反，還在近年來被香港某些別有用心者散布的歪論誇大，造成部分港人對內地和中央政府的疏離和戒備，影響了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當下，香港人需要拋棄冷戰意識，正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建立正確的國民身份認同，方能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創造香港新的輝煌。

香港回歸二十年來，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始終是香港從法理回歸轉向人心回歸的關鍵所在。圖為遊客在香港禮賓府開放日與國旗合影

香港人國民身份認同現狀及意識形態根源

　　香港回歸二十年來，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始終是香港從法理回歸轉向人心回歸的關鍵所在，也是檢驗「一國兩制」最終成功與否的試金石。然而，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最終解決。香港多家民調機構近年來的調查表明，對於國民身份，不少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總是在「香港人」、「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和「中國的香港人」等選項中徘徊。香港大學民意網站稱，2014年非法「佔中」發生以來，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一直在低位徘徊。從2014年到2017年底以半年結的8次調查結果中，港人選擇「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比例只有兩次勉強超過20%，而其餘6次均在20%之下，2017年年底的調查結果顯示為14.5%，達到歷史新低值；選擇「香港人」的比例均超過30%，甚至達到40%以上；其他則選擇了「香港的中國人」和「中國的香港人」的混合身份。在極端本土主義和「港獨」勢力的鼓噪煽動之下，「香港人」與「中國人」從一個一般性的社會文化問題迅速演變成一個嚴重的政治化問題，引發香港社會人心動盪，嚴重損害內地與香港關係和「一國兩制」的順利推進。

　　對此，筆者認為，香港之所以產生這些問題，意識形態作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儘管在後冷戰時代，國際局勢趨於緩和，意識形態已不被刻意強調。對於「一國兩制」下人們的國民身份認同問題，似乎更不宜從意識形態的視角來考察，但是也應該看到，香港人之所以在國民身份認同上搖擺不定，實質上就是沒有形成正確的國民身份認同，其中既有長期與祖國分離的政治歷史原因，也有對社會主義制度懷有戒備、質疑的思想意識原因，這就是在冷戰時期受多種原因影響形成的冷戰意識。也就是說，在「一國兩制」下，部分香港人還無法擺脫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糾葛，甚至把非政治領域的矛盾政治化，使情況更加複雜。當前，雖然「『港獨』勢力已走到盡頭」，但是其負面影響不會在短期內消除。因此，分析港人國民身份建構困難的意識形態根源，展望香港人超越意識形態的前景，是當前增進香港人國民身份認同、深入推進「一國兩制」的內在需要。

上世紀中葉，內地曾發生過兩次大規模「逃港潮」。圖為1962年5月，廣東方面一度允許內地居民自由赴港

冷戰意識對港人國民身份建構的影響

　　冷戰意識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嚴重對立的冷戰時期，人們內心形成的看待敵我雙方及其關係的一種意識，它實質上是國家冷戰思維在個體心理上的投射和反映。香港人的冷戰意識對如今國民身份認同的建構產生如下的不利影響。

　　其一，造成部分香港人視祖國為「他者」的思想認識。香港雖然不是一個政治實體，但是特殊的歷史使它形成了獨特的社會政治形態。冷戰時期，中西矛盾、國共矛盾都在此交匯、鬥爭，香港人也難以擺脫冷戰思維的影響。尤其是在對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的認識和態度上，不少人把祖國視為「他者」。這種認識通過代際承傳從冷戰時期延續至今。改革開放後，雖然香港與內地的交流日益頻繁，但是在意識形態上，不少人甚至精英階層對內地的看法卻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一些建制派人士「既未把自身看作是中國政治體系的一部分，也對中央在香港的管治意圖和權力沒有興趣、渠道和相應的知識儲備進行深入了解」。這些都是冷戰意識留下的負面影響。

　　其二，造成部分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用激進方式表達意見和訴求。相較於精英階層，一般民眾更容易以情緒化的方式表達其意見，他們被一些極端勢力所利用，情緒激化地參與一系列社會運動。甚至「港獨」這一從未曾進入香港社會主流論述的異端思潮，也開始逐漸在年輕一代中網羅不少追隨者。早期的小規模、單一議題抗議活動，逐漸發展為大規模、總體性、對抗性的社會運動，讓人感到不僅是情緒發洩，而且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劍拔弩張和冷戰意識遺毒甚囂塵上。

這種社會運動究其根源是香港人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抗斥。可見，這種發展為謀求獨立政治實體的社會運動已經完全不是一般的、可以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能商議解決的問題，它是政治意識形態對立的冷戰意識在後冷戰時代的極端化表達。無論是不認同中央的管治，還是「逢中必反」謀求獨立的「獨化」運動，在深層次上都是不認同國家的表現，而不認同國家的根源還在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心結，其表現就是想當然地把資本主義等同於「民主」，把社會主義等同於「專制」。不少香港人對內地的偏見依然嚴重，不僅對中央和國家制度反感，甚至有部分年輕人抵觸學習普通話，這些都不能不說是冷戰意識遺毒在當前的影響。

香港回歸二十年來，香港人的國民身份建構仍然是個未完成的問題。圖為香港中環

香港人冷戰意識形成的原因

首先，受冷戰時期國際大氣候的影響。二戰後，逐漸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進入了長達40多年的冷戰時期。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生活在兩種制度下的人們形成了視對方為敵人的冷戰意識。由於與內地同宗同族的關係，絕大多數香港民眾對內地說不上敵視，但至少也是懷著警惕和戒備之心。冷戰以前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的結果告終，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但並沒有打消香港人對回歸的疑慮。在這種情勢下，冷戰結束並不意味著冷戰意識的消失。回歸二十年來，部分香港人始終對中央缺乏信任，想像社會主義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威脅，以強調「兩制」的不同來區隔香港和內地。這是冷戰意識在「一國兩制」實施進程中的普遍表現，構成了國民身份建構的意識障礙。

　　其次，冷戰時期港英政府殖民統治的宣傳與政策所致。冷戰雖然主要源于美蘇矛盾，但是，「英國參與了導致冷戰的全部行動」。港英政府在香港的宣傳和統治策略中充滿了對中國的猜忌、警惕和防範。英國雖然礙於與中國政府簽訂的協議，不能在香港明目張膽地進行反共和反華宣傳，但暗地裡的反共和反華行動也做得毫不遜色。把1967年香港工人的「反殖抗英」運動界定為暴動，隨即進行大規模鎮壓就是明顯的例證。在同期，港英政府對意識形態的管控也表現在香港電影業中。港英政府建立了嚴格的電檢制度，對電影的政治審查極其嚴格。20世紀50年代初期，港英政府忌諱共產主義思想在港滲透，如嚴格審查來自內地的電影，禁止電影中出現政黨領導人、政治集會、國旗等元素，在傳媒領域也控制對新中國的宣傳。

　　「六七」之後，新上任的總督麥理浩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大基礎設施建設，興建公屋，改革醫療、教育體制，吸納精英，成立廉政公署，大力打擊腐敗，建立政治諮詢制度等。這些改革取得了明顯成效，香港人的生活狀況有巨大改善，人心安定。生活的改變讓他們不僅增進了對殖民政府的好感，也開始尋找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以身為「香港人」為榮，同時加深了與內地的疏離，成為影響如今國民身份建構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解放戰爭時期，大批逃到香港的內地居民身份十分複雜，既有上海、天津的資本家，南京、廣州的達官貴人，也有躲避共產黨土改的地方豪紳，還有更多的是躲避戰火的老百姓和國民黨敗兵。由於當時國民黨的反面宣傳及戰爭的殘酷，這些逃港者及其後代對新中國也難有正確的認知。新中國剛成立後開展的「三反」、「五反」運動，使得不少未能跟隨蔣介石前往台灣的民族資本家及一大批文化精英，也選擇去了香港。可見，建國初期，香港的新移民對共產黨和新中國就已經充滿誤解甚至敵意。隨著國際上兩極格局的形成，1951年2月15日廣東省政府公開發布深港邊境「封鎖河口」的命令。從此，兩地民眾的交往徹底中斷，開始了幾十年的隔離。而隔離的結果只能是對彼此的無知和恐懼，加深誤解和敵意，並深刻影響著後世。

　　最後，部分香港市民的逃港經歷引發的情感傷害也助長了他們的冷戰意識。從建國到改革開放前，發生過1952年和1962年兩次大規模的「逃港潮」，特別是1962年，僅僅十幾天時間，即使保守估計，通過深圳邊界逃往香港的人數也不少於20萬。 而如果把時間拉長來看，從1950年到1970年的20年中，從內地逃往香港的總人數則接近90萬。這20年中，又以1960年到1970年逃到香港的人數最多，統計總人數在60萬以上。這些數據表明，新中國成立後逃往香港的內地人，除了部分原本政治立場相左、害怕甚至仇視共產黨、社會主義的資本家、知識分子、國民黨遺老遺少以外，相當多數量的群眾則是原先接受和認可黨中央和政府的普通百姓，絕大多數是世世代代的農民，他們對黨和國家態度上的改變多與其遭遇有關。一是逃港者的生存境遇極其艱難，大部分沒有知識技能，只能從事層次低、賣苦力而報酬卻很低的工作，而有一些在內地原本有工作、學歷和知識技能的人，由於逃港者的身份也不敢從事原有職業，只能從事一些底層的工種；二是不少逃港者在途中經歷千辛萬苦，有的甚至一夜之間失去親人。不難理解這部分人及其後代對社會主義制度從心理的恐懼發展到情感上的抗拒和思想上的冷戰意識，要他們在短期內建立起國家認同和國民身份認同無疑也頗有難度。

冷戰意識必被拋棄和超越

冷戰結束後的歷史表明，無論是現代化的發展模式，還是國家所秉持的文化價值理念，都不是只有一種。不能只站在西方的立場，用西方話語來評判中國制度的好與壞、先進與落後，否則就像政治學者張維為所指出的那樣：「民主與專制這個話語，已經落後於時代了，已經遠遠不能解釋我們這個非常複雜非常精彩的世界了。」抱著這種眼光和認識不放，本身就表明了其思維的落後性。而且，必須看到，從20世紀中後期長達半個世紀美式民主話語的高歌猛進到21世紀初的恐襲頻發與金融危機呈現出的制度性危機，表明美式民主在某些方面確已積重難返。

　　不可否認，「民主是個好東西」，民主抗衡專制、保障人權，是現代政治文明最偉大的成果。資本主義有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揚棄，其民主必然更加豐富、真實。不能因為一些歷史的原因而閉目塞聽，拒絕社會主義中國的巨大發展和進步。那種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等同於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等同於專制」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謬的，它是一種在冷戰意識驅使下形成的獨斷式話語。毫無疑問，冷戰意識是一種必被拋棄和超越的落後意識，但是部分香港人恰恰因為抱著固有的冷戰意識而陷入了對「民主」與「專制」的認識誤區。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從制度上保障了香港市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但必須明確「一國」是「兩制」的前提，香港的自治權來自於中央的授權。然而，「在文化價值與政治認同上，不少相關精英內心中其實認同英國這個『國』，或美國這個『國』，而不是中國這個『國』」，所以，香港人仍然以「民主和專制」的西方話語來審視中央和內地，始終對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心存疑慮。部分香港人還固守意識形態立場，甚至有意無意地人為製造障礙，對內地進行妖魔化宣傳，企圖與內地徹底區隔，並用「香港人」、「中國人」身份爭論的話題來強化這種區隔，造成香港社會矛盾重重、人心撕裂，陷入嚴重的政治困局。固守這種傳統的冷戰意識不放，就難以正確地了解中央，認識內地，更不可能建構國民身份認同。面對如今香港的困局，一方面固然需要中央和內地以包容的姿態關懷香港的發展，另一方面還亟需香港市民自身轉變觀念，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對中央和內地的評判上拋棄冷戰意識，認清香港與內地真正的分歧並不是「民主」與「專制」的區別，而是「不考慮中央主權的獨立政治實體的民主」與「中央主權之下地方政府（即中央決定並參與到香港政制發展之中）」的區別。

　　中共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轄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一國兩制」是解決香港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回歸後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深入推進「一國兩制」，除了中央的意志外，也需要香港市民的努力。毫無疑問，這就必須增強香港市民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讓香港市民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在國家民族巨大的召喚力面前，香港市民理應放下思想包袱和歷史包袱，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順應歷史大勢、共擔民族大義、共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未來。

作者係深圳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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