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琼：粵港澳大灣區中的香港角色
文｜香港民建联主席 李慧琼
李慧琼
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廣東代表團審議時，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表示，廣東要抓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重大機遇,攜手港澳加快推進相關工作。5月20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廣東調研時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要立足三地優勢，加強三地聯動，高質量高起點做好大灣區規劃建設，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對香港而言，有觀點質疑大灣區“只是將香港由一個國際大都會變身為珠三角對外交流的聯繫者”而已；也有觀點相信，香港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優勢、通過內地9城來擴闊發展空間，從而找到令經濟再度騰飛的新契機。
5月20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廣東調研自貿試驗區建設和深化粵港澳合作等工作。這是5月22日，韓正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與深港青年創業創新團隊互動交流（圖：新華社）
粵港澳大灣區概念的提出由來已久。二十年前，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就提出過“港深灣區”的概念，呼籲香港人要“站得高看得遠，注目珠江海岸”。2015年，國家出台《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提出要“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這是“粵港澳大灣區”首次在國家層面提出。隨後，2016年出台的“十三五”規劃，更明確提出“攜手港澳共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2017年3月，“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可見國家對“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視程度在逐步升級。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要注意的三個問題
無論從人口、GDP總值、基礎設施、配套的交易中心、製造業中心，還是高校、科研機構的數量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在這些硬件條件上都不輸給世界上其他成功的灣區。
從開發面積、常住人口、經濟增長速度、港口吞吐量和機場通航量的數據看，粵港澳大灣區更是已經超越現有的世界三大灣區：美國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如果各灣區按當前增長速度發展，五年後，粵港澳大灣區的GDP將達到2.1萬億美元，全面超越其他三大灣區。
在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一帶一路”最重要的門戶樞紐，這裡同時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點、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運要衝、東南亞乃至世界的重要交通樞紐。
粵港澳大灣區硬件齊備、實力雄厚，成為“全球第一”似乎指日可待，但細細分析，其中卻也存在一些問題。
其一，其他三大成熟灣區都是“單核”的，而粵港澳大灣區則“三核”相當。紐約灣區以紐約市為中心，東京灣區以東京都為中心，舊金山灣區則主要以舊金山、其次以聖荷西市為中心。而在粵港澳大灣區內，有香港、廣州、深圳三個龍頭，經濟總量基本相當（2017年香港的GDP總值約為2.66萬億港元，深圳約2.24萬億元人民幣，廣州約2.15萬億元人民幣）。三城體量相當，如能實現聯動發展，對整個大灣區城市群來說，是一種對外競爭優勢，但如果分工不當、互動不足、缺乏協調規劃，也可能會變成內部矛盾的源頭。
其二，紐約、舊金山、東京三大灣區，在維持“單核”的同時，也在各自的城市群中形成了深度、密切的聯合協作。
在舊金山灣區，舊金山市是政治中心、金融中心和公共服務中心；奧克蘭是製造業基地；聖荷西是高新科技產業基地。灣區內成立了委員會，其統籌發展的思路是：“不能讓每個城市自顧自地建設，完全不和其他城市交流，而是通過城市之間良好溝通共建區域：共用的交通運輸系統，共同承擔解決人們住房等問題的責任。”
紐約灣區已經存在百年，其區域規劃協會從20世紀20年代就開始為整個灣區內各城市的協調發展做規劃。
在東京灣區，日本運輸省港灣局早在1967年就提出了《東京灣港灣計劃的基本構想》，把東京灣區內的7個港口整合為一個分工不同的有機體，形成一個“廣域港灣”，職能分工體系鮮明。各港口群雖然保持各自獨立經營，但在對外競爭中則形成一個整體。
相比之下，粵港澳大灣區存在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和科創中心的資源重複配置問題，珠三角城市間傳統製造業的同構性也非常明顯。並且，目前尚缺乏可以協調各城市發展的頂層設計。
其三，雖然粵港澳大灣區的空港年載貨量比其他三大灣區的總和還多、港口集裝箱年運量是其他三大灣區總和的4倍，但其第三產業的比重只佔約六成，總體上還處於港口經濟和工業經濟階段，尚未達至較高級別的服務經濟階段。相比之下，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及東京灣區的第三產業比重均接近或超過八成。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單獨看香港，其第三產業的比重達九成，可以為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的第三產業發展提供經驗和借鑒。
值得強調的是，灣區經濟之間的比較，不在於大，而在於強；不在於規模，而在於品質；不在於單體城市，而在於城市群和產業圈的集聚和擴散能力。
香港的優勢與角色
粵港澳大灣區內有三個關稅區、三個貨幣區、三個合同區、三個法律區、三個教育區。有人認為，這對於大灣區內部的協調合作是一個不利因素，但在筆者看來，對香港來說，如果善加利用，這恰恰是一種競爭優勢。
宏觀上來看，“一國兩制”、自由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疊加效應，擴大了香港在貿易和產業合作上的選擇面。經濟和司法體系有別於內地、港元與美元掛鉤、金融市場開放、出入境相對簡易、以中英雙語為官方語言，與國際商業市場完全接軌……這些因素讓香港在享有“一國”之利的同時，更加擁有“兩制”之便。
具體來說，在企業層面，香港一向是跨國公司設立地區總部或代表辦事處的熱門地點。香港相對國際化、便利的生活環境，對外資企業高管深具吸引力，同時，將總部設在香港，也方便他們與珠三角地區保持緊密聯繫。截至2017年6月，香港共有3,752家地區總部和地區辦事處，代表其位於香港以外地區的母公司。在這些公司中，76%是負責在中國內地的業務。未來，粵港澳大灣區龐大的經貿體量、香港在大灣區中的獨特作用，將進一步鞏固香港“總部基地”的地位。
在科創層面，香港科技業者更為熟悉外國先進科技，而且善於使用根據國際標準開發的技術，可在協助內地有關項目進行商業化方面發揮所長。此外，相比內地，香港對知識產權能夠提供更好的保護，並擁有優良的專業服務，這些都是吸引海外科技、創意、研發及眾多自設研發部門的設計生產公司以香港為平台與中國內地及亞洲其他市場進行知識產權交易的因素。因應大灣區未來科技與創新的發展需要，香港正可發揮知識產權貿易的優勢，一方面引進所需海外技術等知識產權，同時協助大灣區的科研成果推出市場並發展國際市場業務。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2018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到，大灣區發展對香港而言，重點有三個，包括“雙市場”“創新科技產業”和“土地資源”。
一直以來，在與全球其他金融中心的比拼中，周邊的珠三角地區都是香港強大的“靠山”，本港很多產業與珠三角地區建立了密切的關聯，如超過70%的香港珠寶產自廣東番禺，六福、周大福、謝瑞麟等品牌均在當地設廠加工。在高鐵、港珠澳大橋等口岸基建完成以後，對接內地高速運輸系統、利用河套科技園與深圳合作來發展創新科技產業，對香港來說，都是新的機遇。
如果香港能夠充分利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契機，重新在經濟發展上佔據鰲頭，將更能夠體現“兩制”的優勢與必要性。
藉助灣區機遇解決本港問題
香港社會目前面對的兩大主要問題，一是經濟發展遇到瓶頸，二是生活成本高昂。如能有效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既可以為香港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突破現時瓶頸，又可以為港人提供更多元化和優質的工作職位、甚至更寬鬆的居住環境，解決部分民生問題。
4月25日，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論壇在港舉行。圖為主禮嘉賓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2018）》《2018粵港澳大灣區智庫發展報告》發布揭幕
那麼，香港如何才能有效地融入大灣區？筆者對此有以下具體建議。
其一，在金融、科創方面，香港應與大灣區其他城市聯合發展金融科技，通過對人工智能和電子支付等領域的研究和實踐，提升區內金融機構及工商業的營運效率，例如打造高度互聯的電子支付系統、建立廣泛應用的區域平台，降低區內交易成本。
還可以在大灣區內成立國家級科技創新中心，為灣區提供最佳的科創資源和平台。2018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及，特區政府將預留額外500億港元支援創科發展，其中200億港元用於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創科園）第一期。這或將成為一個積極的開端。
其二，在民生方面，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國民待遇”。現時有20萬港人在內地工作，兩萬多港人在內地安老。港人在內地工作和停留超過183日，便要向內地繳交個人所得稅。建議放寬此項安排，將出入境當天只算作半天，以及將周末和節日假期等非工作日數排除在外；更可以考慮“先行先試”，規定在內地工作的港人按香港稅率向內地政府繳稅。
此外，港人在內地只能以回鄉證作為身分識別，很多時候會遇到問題，比如申請內地電子支付系統、開設銀行戶口、使用共用單車時，常常無法辦理，港人長者在內地乘車、去公園或博物館，也享受不到長者優惠。筆者建議，可研究在廣東省“先行先試”，放寛港人申領內地身份證的規定，向在廣東省工作或安老的港人發放內地身份證明，令其在內地的生活更加便利。
醫療方面，可由特區政府定期向廣東省政府繳付差額，或研究將醫療券擴展至粵澳，讓港人在整個大灣區內均可享受醫療保障。
其三，“土地資源”是大灣區規劃帶給香港的另一項福祉。港珠澳大橋通車後，香港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之間將形成“一小時生活圈”、“三小時生活圈”，對於“寸土寸金”的香港來說，這是一個極佳的突破民生瓶頸的契機。筆者建議，可以在珠海、中山、惠州等城市興建“香港村”，興建居屋讓香港合資格居民申請。同時，也可以在大灣區內開辦醫院、健康養老中心，為港人長者提供安老保健服務。
本文刊登於《紫荊》雜誌2018年6月號
編輯：莫潔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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