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康：沙士之後 “浴疫重生”
2003年香港沙士一役中，位於沙田的威爾斯親王醫院首當其衝，是最早發現病人、接受病人最多、醫護人員受到感染也最多的醫院之一。馮康醫生其時剛剛來到威院擔任行政總監4個月，也不幸被感染，好在一個月后即康復。
文｜本刊記者 羅影
馮康在香港公營醫療體系內工作逾30年，5年前轉職香港中文大學
威院醫護人員的專業與敬業有目共睹，他們自願組成的“Dirty Team”（專責處理沙士患者的前線醫護人員團隊），獲當年《時代週刊》評選為“亞洲英雄”。而馮康在戰勝了自身的沙士病魔之後，創辦了“沙士互助會”並親任會長，希望能夠幫助那些深受沙士之苦的人們走出生理與心理的陰影。
沙士一役雖然已經過去了15年，但對香港社會來說，它絕對不是能夠輕易煙消雲散的陳年往事，沙士給香港社會及醫療體制帶來的巨大衝擊，時至今日仍然可見清晰的烙印。而對於馮康來說，雖已於5年前離開威爾斯親王醫院、轉職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但沙士之役可能是他職業生涯中最難打、也最難忘的一場仗。
“沙士是不同的”
記者：2003年沙士於香港大規模爆發時，您正在威爾斯親王醫院工作。當時整個醫院處於一種什麼樣的氛圍？
馮康：威爾斯親王醫院是香港公立醫院的龍頭之一，對於大型災難性事件的處理其實是很有經驗的，比如96年的“八仙嶺大火”（注：1996年2月，一所中學的師生在八仙嶺遠足期間遭遇山火，導致3名學生及2名老師死亡，13名學生受傷），大批傷者都是送到威院救治的。還有香港從前經常發生泥石流之類的災害，每次我們對於災害中的受傷者也都處理得很好。
但沙士不同。在其他災害性事件中，醫護人員自己是健康的，但在沙士中，最先受到感染的就是醫護人員。我記得很清楚，2003年3月10號，星期一，大家回來上班的時候，突然發現有一個病房好幾位同事同時請病假。那是一個很大的病房，分4個病區，每個病區8張病床。當時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回事，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同事同時生病。但醫院管理層很重視，當晚就把50多個醫護人員和他們的家人叫回來，臨時開闢了一個會議室用作診室，給他們做初步檢查，結果發現幾乎有一半人出現了肺炎跡象。當時醫院都是滿的，只能把急診室里的觀察病房作為臨時隔離病房，正好擺下22張病床，多一個也沒有。
我永遠無法忘記沙士爆發的第三天，我們在威院召開全體員工大會，告知同事們發生了什麼事情，那是一個特別震撼的經歷，我站在前台，面前的300多雙眼睛里充滿了焦慮、恐懼、惶惑、無助和無奈……沙士之後，我繼續面對過很多挑戰，但沒有一件事可以與沙士相比。
沙士之後，香港人的防護意識提高很多，習慣於在感覺不舒服時主動戴口罩
記者：您做了多年醫生，此前從來沒有碰到過這種情況？
馮康：“非典型性肺炎”其實並不是新東西，早在我讀書的時候，1970年代就已經有這個名詞了。之所以叫“非典型”，就是因為沒有人能診斷出這種肺炎到底是什麼原因引發的，找不到特定的致病病毒。不過，以前發現的都是零散的，大規模爆發這是第一次。所以，對醫院的同事們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大恐慌。大家開始紛紛議論：這是什麼原因啊？我們的防護措施夠不夠啊？我們應該怎麼去應對啊？為了給同事們一個交代，我們請了袁國勇教授和黎錫滔醫生來威院會診，袁國勇是我的同班同學，黎醫生是瑪嘉烈醫院傳染科的專科醫生，二位連夜趕來，討論應對措施。不過，因為當時還沒有弄清病因，我們討論來討論去，也就是對付一般傳染病的控制方法。
那時候，沈祖堯決定，把內科病房的醫護人員分成兩組，一組是Dirty Team，專門去照顧那些可能受感染的病患，另一組是Clean Team，負責診治其它病人。最初受感染的都是內科醫護人員，後來內科人手不夠，外科護士長就主動請願，帶著她的團隊加入Dirty Team。再後來，因為其他科的病人減少，骨科、婦產科等科室的同事也都自願過來幫忙。你知道，在香港，醫護人員做這些危險的、額外的工作，是沒有一分錢額外報酬的，雖然大家心裡都很恐慌，但基本上沒有人說不願意，都自願地來照顧受感染的同事和病人，我真心覺得，我們威院的同事們都很勇敢。
政府的反應很快
記者：那時候，從醫院的管理層、醫管局到香港政府，都是怎麼應對的？
馮康：應該說，從醫院管理層到政府，各級機構的反應和採取措施都很及時。
威院發現病情的第三天，我們就把一間會議室變作了控制中心和數據中心，每天在這裡開兩次會，中午一次晚上一次，通報病人的病情進展、病房的安排等情況。會議室里有一塊白板，寫滿了病情進展、病房調動、防護衣物供應等各種數據，董建華先生來探我們時，還讚我們“很專業”。
不過，當時威院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根本沒有隔離措施。甚至以傳染病專科聞名的瑪嘉烈醫院也都一樣，病房結構都是1970年代設計的，空調系統很落後，很難對受感染的病人做到有效隔離。因此，在疫情發展的前期，最激烈的辯論之一是：我們需不需要關掉急診室？甚至需不需要關掉整間醫院？有些人覺得應該關掉，不應該再接收其他病人，以免增加傳染機會；也有些人認為不應該關掉，要是有病人心臟病發卻沒辦法進醫院怎麼辦？後來是衛生署做出明確決定，不關閉醫院。
後來淘大花園爆發疫情時，政府很快派人去調查原因，並及時採取隔離措施，將受感染最嚴重的E座居民送往鯉魚門度假村和麥理浩夫人度假村隔離，這是香港歷史上從來沒有採取過的措施。此外，政府還從世界衛生組織請了專家來會診，其中包括福田敬二，他是全球最權威的流感病毒專家之一。從請專家到決定是否關閉醫院、是否隔離居民，應該說，香港政府的反應都很快，做決策很果斷。
記者：當時中央對香港控制疫情有沒有給過什麼幫助？
馮康：中央政府給我們送了很多防護物資，那時候就是我代表醫管局出面接收的。
在淘大花園爆發疫情之後，防護物資不夠突然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病人陸續進了觀塘的聯合醫院，後來醫管局決定把他們集中送到瑪嘉烈醫院。瑪嘉烈醫院傳統上是傳染病醫院，香港的公立醫院中傳染科集中在這裡。一下子湧進幾百個病人，給瑪嘉烈醫院造成了很大的困擾。前面說過，瑪嘉烈醫院和威爾斯親王醫院一樣，都是1970年代設計的陳舊病房，根本沒有有效的隔離設施，更糟糕的是，醫護人員的防護衣物也不夠。雖然有人認為只要戴好外科口罩、加上勤洗手，就能夠防止病毒傳播；但也有很多人主張，應該給醫護人員最好的保護，需要口罩、眼罩、手套、保护衣，從頭到腳嚴密防護。我們發動了香港所有的供應商，但防護物資還是供應不足。
中央政府知道香港的情況之後，給我們送來了很多防護物資。是我代表醫管局去接收的，很大一批，有了這批防護物資之後，醫護人員的防護問題基本上就完全解決了。
沙士之後，更好的香港
記者：沙士給香港社會帶來了哪些改變？
馮康：沙士之後15年來，香港人的防護意識提高了很多。比如使用公筷、感覺不舒服時主動戴口罩、勤洗手，所有醫院大門口、很多公共場所的出入口都有洗手液，進出的人會主動洗手，這些都是沙士之後才普及的。上世紀80、90年代，很多人認為香港地區的傳染病已經受到控制，甚至有人建議關掉瑪嘉烈醫院的傳染科。沙士爆發之後，就沒人敢說這個話了，瑪嘉烈醫院的傳染科不但不能關掉，還新建了一座傳染病大樓。沙士之後，香港還成立了衛生防護中心，並且每年在公立醫院做傳染病爆發的演習。這些做法除了應對流感，對防止其他的傳染病爆發，比如肝炎，也都很有好處。
沙士之後，世界衛生組織的角色也有所轉變。在那之前，世衛組織是沒有公布“疫區”的權力的，而沙士之後，世衛可以公布某個國家或地區為“疫區”，通過這些措施來控制傳染病在全球的傳播。
沙士給香港公營醫療體系帶來巨大衝擊。預計兩年後啟用的香港中文大學醫院，將是本港首間自負盈虧的私營教學醫院，有望幫助舒緩新界東醫院聯網的壓力。圖為建設中的中大醫院（本刊記者 羅影 攝）
記者：疫情過後，您創辦了“沙士互助會”並親任會長，是出於怎樣的考慮？“沙士互助會”有否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幫助？
馮康：當年淘大花園的很多病人，因為病情嚴重，在治療時使用了大劑量的類固醇，因此造成了一些後遺症，比如骨枯（缺血性骨骼壞死）。還有一些人，因為家人在沙士中去世，心理上受到嚴重創傷。於是，大家就想要成立這樣一個病人組織，來幫助彼此。我也曾是沙士患者的身份，讓我成為其中一員，這是一種緣分。有些人的問題確實出在身體上，有些人的問題其實是在情緒上、心理上、精神上，那我們就幫助他們找中醫、做心理輔導，甚至搞社交活動，讓他們感受到，社會沒有丟下他們。
香港政府專門為沙士後遺症患者設置了一些政策，比如，因為沙士後遺症去全港的公立醫院治療，都是免費的；還成立了一些基金，比如專門幫助“沙士遺孤”讀書求學的。我在“沙士互助會”做了5年會長，現在還經常去參加他們的活動。近幾年，大家的精神狀態和身體狀況比前些年好多了。當然，還是有一些病人沒有完全康復，像沙士這種大型的災難，是需要時間去慢慢撫平創傷的。
責編：李幸、莫潔瑩
實習編輯：胡越、趙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