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栢賢：這是一場不能失敗的仗
沙士之後，香港成立了衛生防護中心，梁栢賢擔任第一任總監。衛生防護中心的首要任務，是給醫護人員做感染控制方面的培訓。如今香港各區每個醫院聯網都有一位感染控制主任、每間醫院都有專業的感染控制護士。其實，不只為香港，衛生防護中心還為內地培訓了以下幾方面人才：化驗室專業人員、流行病學專家、傳染病應急處理專業人員。
文｜本刊記者 羅影
在沙士籠罩香港的那些日子，幾乎每一天，都有人打電話到電台。他們問的最多的問題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況有多嚴重？而香港特區政府面臨的選擇是：要開誠布公地告訴市民真實的感染數字？還是應安撫民心、報喜不報憂？特區政府幾乎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
從2003年4月中旬起，每天下午4點半，政府準時發布新聞公報，通報最新的感染個案情況。想必當年的“430”一定是關注度最高的新聞節目。那時身為衛生署副署長的梁栢賢，參與過“430”公報，並且始終堅信“信息公布”是傳染病控制中最重要的環節。
沙士期間，梁栢賢帶隊上廣州，頂住壓力，與廣東省衛生廳簽訂備忘錄，建立了粵港澳傳染病通報機制，該機制在此後爆發禽流感、豬流感、中東呼吸綜合症等流行病時，發揮了重要作用。
沙士之後，香港政府決定成立衛生防護中心，梁栢賢成為首任總監，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對醫護人員進行感染控制方面的專業培訓。他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與流行病病毒打一場又一場“絕對不能失敗”的仗。
查找源頭
記者：2003年沙士在香港爆發的時候，您是衛生署副署長，當時主要的工作任務是什麼？
梁栢賢：我主要負責防疫工作。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看，要防止病毒傳播，首先要找到源頭，找到病毒爆發的地點、人物、時間，我的工作主要就是收集這些資料。剛開始，我們只知道有一位從內地來的劉教授，感染了不知名肺病，先是住在京華國際酒店，後來進了廣華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最早確診的病人，我當時就懷疑他是不是也住過同一間酒店，但不知為什麼，他一開始不願意說，但最終被問出來，他果然曾在同一時期住過同一間酒店。很快，新加坡政府衛生部門也有人打電話給我，說有從香港旅遊回去的新加坡人感染了不知名肺病，我詢問之後得知，那個新加坡人在香港時和劉教授住在同一間酒店、同一個樓層。
這就幾乎可以確定病毒的原發地了。於是，我們找到那個時間段住過那間酒店的所有人、以及他們後來接觸過的人，一個一個串下去、追蹤下去。
記者：後來淘大花園的疫情爆發震驚全港。衛生署在處理這一事件時，面對怎樣的境況？
梁栢賢：還是從流行病學的角度，當觀塘聯合醫院突然收進很多病人，我們立刻搜集他們的地址，發現都是住在淘大花園的，而且都是E座。隔離E座的時候，是我去宣布的。當時有不少警察守在那裡，有警察過來問我什麼時候執行？我才知道原來自己是整個行動的總指揮官。那時感覺自己肩上的壓力在於：讓居民搬走之後，我們找不找得到病毒？應該怎樣做清潔？幾時才可以讓他們回家？
封鎖E座之後，有世衛專家來和我們一起調查，希望能找到病毒源頭和傳播途徑。我們做了很多調查，但都不能確定，只是懷疑病毒可能存在於污水中，或是蛇蟲鼠蟻攜帶病毒到處傳播。最終只是做一些基本的清潔工作，比如用稀釋漂白水沖洗整棟樓的下水管道。食環署又圍住整個觀塘，用稀釋漂白水洗地，對環境衛生做整體清潔。好在，做完這些之後，感染個案有所下跌，我們判斷已經過了病毒潛伏期，可以讓淘大花園的居民們回家了。
15年前衛生防護中心剛開始籌備，梁栢賢與世衛專家一起見記者，雖仍處於沙士期間，但為了給市民信心，大家都不戴口罩（圖片由醫管局新聞組提供）
同舟共濟
記者：在尋找、抗擊病毒的過程中，外界給了你們哪些支持？
梁栢賢：我記得在4月初，有一天，楊永強局長（注：時任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和特首董先生突然召見我，讓我帶隊去廣東省衛生廳開會。香港希望能與內地充分溝通，了解內地疫情的具體情況，尤其是廣東省的情況，畢竟兩地人員往來十分密切。我當時只是一個副署長，但董先生說，我一向跟廣東方面溝通得很好，互相熟悉信任，我帶隊最合適。這次溝通的機會來之不易，廣東省要上報中央批准之後，我們才可以去。因為我們一去，全世界的記者都知道了。
很不巧，到了訂好的日期，記得是4月7號左右，我突然發燒了，本來以為會改由其他人帶隊，但對方堅持要等我。還好，我在家自我隔離幾天之後退燒了，於是帶了一個8、9人的隊伍去廣州，和廣東省衛生廳的人開了三天會，好多記者跟著，香港的、內地的、外國的記者都有，好大壓力。談完之後，簽了一份備忘錄，我和衛生廳副廳長即時見記者。當然，這份備忘錄也是要先上報北京衛生部、甚至國務院，批准之後才簽的。簽了備忘錄，又建立了粵港澳傳染病通報機制的平台，此後三地之間就可以互通治療方案，互派人員學習培訓。
就在這次開會期間，我同一個深圳檢驗檢疫局的人溝通，他告訴我，他們那裡有一些體溫槍，問我們要不要，我當然說要了。我回港后立刻上報了這個信息，很快陳太（注：時任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就派另一位副署長林秉恩醫生去買了好多體溫槍，放在關口作為檢疫用途。
之後一段時期，我差不多隔兩三個禮拜就要上去一趟。平時有事的時候，也可以打電話直接找到廣東省衛生廳的兩位副廳長，及時了解廣東的疫情。後來我們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這裡還有一個有意思的小插曲。記得那時候沙士還沒結束，有一次我去雲浮考察當地醫院，考察結束之後，他們說，不如去附近拜一下六祖廟吧。說是“附近”，其實並不很近，開車一個小時才到。到了之後，讓我求籤，本來我以為是大家一起求，結果跪下來才發現只有我一個人在求，其他人都在旁邊等著，可想而知我心裡多緊張，好彩最終掉出來的是上上籤。等到6月份沙士結束之後，我還專門去了一次六祖廟還願。
2003年5月8日，中央政府支援香港特區抗擊沙士的第一批醫用物品經深圳口岸運往香港（資料圖片）
記者：三地的通報機制是如何運作的？
梁栢賢：粵港澳三地通報機制建立起來之後，定期召開聯席會議，通報研究三地的傳染病情況，從2003年到現在沒有停止過。這種通報機制，一方面可以讓我們了解到香港對疫情的控制能力究竟如何，另一方面可以互相分享治療方案。粵港澳三地人員來往緊密，消息互通意義重大。事實上，如果廣東有傳染病控制不了，香港也不可能獨善其身。唇亡齒寒，出現問題我們一定要一起處理。
回想起來，如果在沙士之前就有這樣的通報機制，香港也許就不會出現如此嚴重的疫情了；如果沙士時沒有建立起這樣的通報機制，現今三地人員來往更頻密，難保不會出現更大的麻煩。
現在香港同內地的防疫系統也能夠銜接到，口岸的檢驗檢疫、出入境申報表格都考慮得很周到。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信息溝通，我們為此做過很多演練：當爆發大型傳染病時，應該怎麼溝通、怎麼通報信息；內地出現疫情時，香港人可以怎麼做、怎麼預防……比如，內地出現禽流感時，衛生部門的人就直接打電話給我，我們先各自準備好，然後約定一個時間一齊公布。
記者：沙士期間，醫院里的醫護前線人員與醫管局、衛生署的合作如何？
梁栢賢：在香港，醫院、衛生署、醫管局的合作很順暢，醫療系統和公共衛生系統的結合在全球來講堪稱典範。
傳染病一般首先在醫院爆發，而前線醫護人員大多對疾病控制的意識比較低。比如沙士時，他們對潛伏期的概念不是很清晰，有些病人沒發燒，就被搬出了出現沙士個案的病房，但那些病人沒發燒，不代表沒被感染，很可能只是處於潛伏期，把他們搬到其他地方，又會傳染別的病人。同時，沒有經過專業訓練的醫護人員，自己也很容易被感染。因此，沙士還沒結束，我們就決定籌備成立衛生防護中心，首要任務就是培訓感染控制方面的專業人員。
信息公布不能怕
記者：在沙士這樣的嚴重疫情面前，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梁栢賢：最重要的是信息公布。4月中旬開始，每日下午4點半，政府會發布新聞公報，公布全港新出現的個案數、病人是男是女、住在哪裏，甚至要公布病人所在的大廈名、學校名。被公布的公共場所可能要被隔離或清洗。說實在的，每天公布這些信息的時候，壓力確實很大，但我們堅持了下來。
不光是公布數字，我們同時告訴公眾應該怎麼做、怎麼應對，這才是衛生防護工作最重要的部分。對於傳染病的控制，政府和專業人士能做的始終有限，最重要的是市民自己要知道怎麼做，比如如何清潔消毒家居環境，如何使用稀釋漂白水，如何消滅昆蟲、蚊蠅，如何正確戴口罩、洗手……這些是市民每日要做的事情，政府和官員不可能到家裡去幫他。
傳染病控制，不能怕。對於民眾來說，雖然每日公布個案數字可能確實會讓他們感到擔心，但如果沒有信息，他們會更恐慌。人們需要準確的資訊，需要預防的方法。我當年在新加坡讀流行病學，他們教給我這門學科的核心理念就是：信息公布。對於流行病、傳染病，最重要的是能控制到。控制得到，公布再多信息都不怕；控制不到，你就算隱瞞實情，市民也能看得到，反而引起加倍恐慌。
記者：對您個人來說，壓力最大是什麼時候？
梁栢賢：每一日，局長都要問我有幾多個case？當case數一路上升的時候，我真的好擔心，如果控制不到，香港摘不掉“疫埠”的帽子、公共衛生系統整個崩潰掉，怎麼辦？這是一場絕對不能失敗的仗。
責編：李幸、莫潔瑩
實習編輯：胡越、趙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