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中間階層選民 建制派仍需發力

2018年立法會補選已經塵埃落定，鄭泳舜於九龍西勝出，建制派首次於立法會補選中取得席位成為今次補選的亮點。有分析認為這次補選結果打破了回歸以來建制派與反對派在地區直選方面的「黃金六四定律」；也有分析認為特區政府和傳統媒體對補選冷處理，造成低投票率從而不利反對派選情。對於從選戰微觀層面分析雙方選舉戰術得失本文不做重點討論，僅從宏觀層面的選區收入情況、教育程度和投票率三方面分析建制派在地區直選中的表現。

本文以得票率差距(margins)來衡量建制派與反對派的表現，計算方法是建制派與反對派候選人在該選區得票率之差距，得票率差距正數代表建制派候選人得票率比反對派候選人高，負數則相反。

在宏觀分析層面，本文以「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作為衡量選區選民收入的指標，另外選區教育程度則以「各區專上教育佔人口比率」作為指標，數據均來自2016年人口普查數據。需要指出的是，目前香港並沒有公布特定選民人口的普查數據，本文分析引用的是收入中位數和專上教育佔人口比率是一個整體數據，包括選民和非選民。

港島九西建制派得票兩極化

香港島的選舉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在低收入選區，陳家珮的得票率分布於正負之間但傾向正數；而在收入中位數中間位置（即中層階級），其得票率普遍呈現負數；在高收入的選區，陳家珮的得票率再次傾向正數。如圖1顯示，陳家珮的得票率差距與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的關係趨勢線呈現U型，顯示陳家珮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兩端選區的得票率較對手高，其優勢在高收入地區（如海灣、薄扶林、山頂選區）尤其明顯，她在中間階層選區，即月收入中位數為兩萬元至4萬元（港幣，下同）的地區的表現則基本不如對手。九龍西選區得票率差距與各區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的關係圖同樣呈現U型的趨勢，顯示建制派在香港島和九龍西的中間階層選區的表現都不如反對派。

不過與香港島和九龍西選區相比，新界東的得票率差距與各區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的關係圖並沒有出現顯著的U型趨勢。建制派在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2萬元以上的地區基本沒有出現正數得票率差距，顯示建制派在這些中間或者以上收入選區得票表現不如反對派。在新界東選區的各個地區中，最高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的地區是駿馬，收入中位數約4.5萬元，較香港島和九龍西分別接近8萬元和5萬元低。所以，新界東沒有出現香港島九龍西般兩極化現象的客觀原因是該區並沒有對建制派有利的中層以上人口集中的選區，另外建制派候選人鄧家彪的工會背景可能導致其無法吸納新界東相對高收入地區的選票。

選民受教育程度與得票率

受教育程度可以作為解釋政治態度、投票行為一個重要的變數，選民會因為教育程度差異，在政治上有不同的取態。根據得票率差距與各區教育程度關係的分析，在專上教育人口比例較低的地區，建制派候選人較有優勢，隨著專上教育程度人口比例的提高，建制派的得票率差距進一步下降並傾向負數，表示反對派在這些選區較建制派具優勢；隨著專上教育比例進一步提高到50%至60%，趨勢曲線重新傾向正數，建制派較反對派更具得票優勢。和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關係圖一樣，得票率差距與各區教育程度關係圖呈現U型的趨勢曲線，顯示建制派在受專上教育人口比例中等的選區選情不理想，這個U型趨勢在香港島和九龍西都有出現。筆者並不認為U型趨勢顯示教育程度越高就傾向支持建制派，這個得票率差距與教育程度U型趨勢可能與收入因素影響有關。如果我們假設專上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將會越高，那麼專上教育程度人口比例高的地區應該就是高收入人士集中的地區，收入效應成為影響得票率差距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新界東沒有出現得票率差距與各區教育程度關係U型趨勢曲線，新界東教育程度越高的地區，候選人鄧家彪得票率差距越趨向負數，這可能與鄧家彪的工會和福利主義背景未能吸引中間和高學歷階層有關。

投票率越高或對反對派越有利

本次立法會補選結果出爐後，不少分析認為打破了回歸後反對派和建制派地區直選得票6:4比例，不過筆者認為這種說法並不準確。本文使用了反對派和非反對派候選人在2018年立法會補選的得票，與2016年的立法會換屆選舉地區直選中得票作比較，計算他們分別可取回多少陣營內的支持來計算「出票率」。結果發現，在香港島，建制派出票率高達85%，而反對派出票率約60%；建制派在九龍西的出票率超過100%，反對派的出票率約65%；新界東建制派出票率約75%，反對派則約60%。由此可見，在選情低迷和反對派胡作非為的情況下，反對派出票率遠遠低於建制派，造成得票比率看起來打破了原本6:4的局面。所以，筆者認為在選情低迷的情況下，是次補選投票率與得票率差距更值得討論。

按照傳統選舉分析，認為投票率愈高，對反對派愈有利，首要原因是高投票率被認為可以抵消建制派的「鐵票」效應；其次新出來投票的選民可能是期望透過選票表達對特區政府或建制派的不滿，從而對反對派的選情有利。雖然是次補選的投票率較2016年換屆選舉下跌約15個百分點，較2016年新界東補選的46.18%低3個百分點，但根據圖7選區投票率及選區得票差距分析，結果呈現一個趨勢：投票率越高，建制派得票率差距就越傾向負數，即得票低於反對派。九龍西和新界東的分析都呈現這個趨勢（見圖8和圖9），證明傳統上高投票率有利於反對派的邏輯在這三個選區仍然成立。

本文通過3個方向分析本次立法會補選的投票情況，如果以選區的個人收入中位數或者專上教育程度百分比的角度分析，香港島和九龍西的建制派都能夠在兩端取得優勢，而中間階層仍然是反對派佔優。新界東的分析則顯示該區收入程度越高，建制派選情越難以取得優勢。另外，高投票率對反對派有利的選舉規律仍然有效，從得票率比例斷定建制派已經打破6:4的比例則意義不大。

筆者在早前發表的《香港中產階層投票取向變化分析》中指出「中產階層對現狀的不滿被青年問題所掩蓋，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是次立法會補選再次揭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九龍西、新界東新一輪的立法會補選即將來臨，如何同時鞏固低收入和高收入兩端優勢並且在中間階層取得突破，將考驗建制派候選人的跨階層吸引力。

作者係新世紀論壇副召集人、觀塘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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