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運動：從他者化意識形態到意志自由的深淵

　　香港的本土運動實際上在通過「他者化的意識形態」來接近主體這一「消隱的中介」。這一趨勢的後果在於，香港社會以想像的實在界代替主體，陷入了意志自由的深淵。從政治哲學角度看，用意志代替對未來的設想，令港人陷入「無家可歸」的認同境地。同時，這種意志本質上是少數人強加給其他人的惡行，是極端偶然和易逝的，無法為真正的自由提供堅實的基礎。未來香港社會需摒除分裂主義幻象，承認「自我」與「他者」之間的辯證法，「包容他者」，建構真正自由的包容性主體意識。

「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口號，實際上已經不再說明香港人是誰，而只是說明香港人不是誰。意味著「香港人」概念喪失了內在的想像空間，已被貼了標籤的、符號化的「他者」過量佔據。圖為尖沙咀中心

他者化意識形態的符號化建構

　　有學者認為，「對於香港市民而言，『本土』一詞原非貶意，更不代表極端，恰恰相反，它所反映的是人在自身成長、生活環境中形成的對地域、文化的熱愛，所代表的是『歸屬』、『認同』。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樸素情感，並無摻雜其他政治意識形態」。這裡實際上拋出了一個問題：「本土」作為一種樸素的情感，是如何轉變為「本土主義」的？是如何被意識形態化的？

　　實際上，「本土」意識形態的建構是一個關乎主客體關係的課題。主體與客體之間存在相互轉化的辯證法，如謝林所述：「主體決沒有如其所是地抓住自己，因為確切地說，在吸收自身時，它變成了一個他者；這就是基本矛盾，我們能說到在所有存在中的不幸——因為它離開自己，繼而它作為虛無存在，或者它吸引、吸收自身，繼而，它是一個他者，不與自身同一。」齊澤克進一步將主體定義為「消隱的中介」(the vanishing mediator)。主體是一種缺失，是一種自身對自身的清除。主體總是回溯的主體，永遠試圖恢復它的缺失。在這種情況下，主體並非如其所表現的那樣，與客體相區別、相對立，而是將自己外在化，或者彼此牽扯，或者成為自身外部的客體。按著這一辯證法，突出香港身份的唯一途徑是將主體外化，不斷清除自己，從而構建自己。因為主體要成為主體，就不得以「消隱」的方式存在，才能找到自己、達到自己。

　　香港作為主體正式建立在「虛無」，即自我清除的自由境界。香港本地身份認同在19世紀末出現的時候，只是視自己為永久居民，是特殊的華人，之後，香港人則長期將政治穩定和經濟自由作為對比於內地居民的特質。這一過程實際上是主體不斷通過與他者的比較建構自我的過程。20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的本土運動強化了香港的身份建構，即通過「自我存在」的反思來建構自我身份。這種反思的結果是「使自身成為他者」，即不再以完全謀求與內地的比較而建構主體身份，而是逐步將自身的特質固化。「香港人」只作為與內地相區別的對象，而不是存在一個無法填充的空位，從而無法繼續不斷豐富香港人身份的內涵。同時，對內地的刻板印象被固化之後，也擠壓了對內地人進行再定義的空間。

　　香港本土意識是建立在對他者的符號性存在進行認知的基礎之上。這個「他者」不僅包括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央政府、內地民眾、普通話、簡體字，還包括通過對比之後被認為的香港人的特質。但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主體身份在他者意識形態的建構下，已經逐步被完全清除。主體已經成為它的對立物，從而缺少自身的內涵。香港當前確定「自我」的唯一途徑是「否認」和「拒絕」的視角，比如「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口號，實際上已經不再說明香港人是誰，而只是說明香港人不是誰，這意味著，「香港人」的概念已經喪失了其內在的想像空間，已經完全被貼了標籤的、符號化的「他者」過量佔據。

　　「他者意識形態」的特點是：主體越與「符號化的他者」（注意這裡並非「他者」）作出區分，越被「他者」所佔據。目前一些港人試圖將自身與非香港人身份做出區分，用個性化的意志主觀完成接近主體這一「消隱的中介」，企圖徹底填充它隱而不見的自由，但實際上恰恰相反，區分越來越降低各主體進行建構的可能性。香港本土運動的本質就是通過刻意強調的主體身份，拒絕外化進程，從而淪落為他者的參照物，而無法填補自身的缺失的過程。通過社會運動，由中國人身份向香港人身份演變過程中，主體表面上是在抓住自己，實際上將自己置於陌生的境地。

　　因此，香港本土運動所帶來的後果並非僅僅是表層的認同危機，即如理論界當前討論較多的香港人身份與中國人身份被對立起來，更重要的是深層次的身份認知危機——主體的建構危機。一方面，港人的主體身份越來越被狹隘地視作一個區別於內地人身份，或者說，是全然只以內地人為參照物的他者；另一方面，與此相關的是，其群體意識形態試圖用個性化意志填補主體的空缺狀態，令香港本土身份建構徹底私人化和個體化。

「本土」反映的是人在自身成長、生活環境中形成的對地域、文化的熱愛，所代表的是「歸屬」、「認同」。圖為香港人頭湧湧的街頭

「本土自決」：想像的實在界

　　在「他者意識形態」的支配下，在香港社會運動中日益冒起的「港獨意識」實際上是一種走向瘋狂的存在，按拉康的觀點，正是各個瘋狂的時刻表明了主體的本質方面。主體和死亡衝動的根本否定性聯繫在一起，激進本土派既要維護主體性，又要淹沒主體的死亡衝動以及相應的欲望、仇視和衝動等因素。但實際上，維護香港本土特質與「港獨」的死亡衝動存在難以彌合的裂痕。死亡衝動作為過量的符號，企圖完全掩蓋主體（香港作為主體），但卻無法改變香港既有的主體，因為作為實在界，香港的主體是需要不斷被填充、但卻作為永遠的缺失而存在。港人的身份不論是在港英時期還是在「九七」以後，都是處在被賦予符號與想像的過程中，而不是被完全符號化。這是因為，實在界本來就不從屬於符號秩序，而是對符號化的否定，其職能作為永遠的缺失而存在。他者化意識形態的符號化建構導致了主體這一「消隱中介」由於符號的過量越來越無法接近和建構。取而代之的，則是通過想像的實在界來完成主體的建構。

　　拉康的三界結構是拓撲結構，有三個實在界：想像的實在界、符號之實在界、實在界之實在界。香港身份轉化的直接後果是突出想像的實在界。想像的實在界，顧名思義，但它同樣遭遇實在界，並非純粹的想像，其特徵是遭遇但不獲取。也就是說，雖然實在界已經被指正為不可遭遇的創傷所在，但幻覺仍可以被賦予實在界領域。香港本土派根據香港與內地的現實，將兩地關係中的某些特徵通過想像符號化，其中那些想像出來的內容就是想像的實在界，它並非沒有堅硬內核，而是體現出符號虛構中的實在界。這便能解釋，為什麼「本土自決」、「港獨」雖缺少現實的可能性，卻擁有眾多青年擁躉。

　　有學者斷言，「有些反對派及泛民主派人士是活在自己的虛擬世界，無視現實的複雜及它的可塑造性。」這種判斷在現實中很容易得到確認，比如對於「一國化」趨勢的擔憂，實際上是將現實服務於想像空間，而非面對現實。實際上，他們所獲取的虛擬世界也並非完全虛擬，只不過體現了另一維度的實在界——想像的實在界而已，它們是以實在界的「症候」出現。本土想像具有去現實化的傾向和效應，作為虛擬幻象的內容，不斷衝擊到現實中來，讓每個本土意識形態影響下的個體通過想像遭遇實在界。青年在本土想像中獲取的，實際上正是想像本身，或者實在界本身。本土派恰恰抓住了青年的這一特點，通過社交媒體，製造一種透過想像才能獲取的真實。本土想像是目標，它並不是真正達到「香港獨立」的手段。

　　但這種想像的實在界是脆弱的，當新的想像的實在界被建構出來之後，舊有的想像真實就會變得易碎，但其存在延續性，並非是完全相互替代的關係。從香港城邦論到香港民族論，到引入所謂「公民民族主義」，到「本土自決」甚至到「港獨」，從概念到概念，不斷延續著變遷的過程。這是因為雖然任何想像的實在界都是無法捕捉的、脆弱的，但卻能夠吸引個體的注意力，將其想像成堅實的真實。譬如，所謂的「香港本位」雖然僅是一個概念和口號，但其製造的想像實際上是創傷性的，是不可遭遇的。直面這一創傷性的實在界會產生災難性的政治後果。這是因為，所有這樣的政治目標，實際上是無法真正到達的，沒有任何標準可以完全實現。「香港本位」作為創傷性的實在界，其價值在於，創造出人們的欲望，來接近它。然而欲望的對象實際上並不是政治目標本身，而是永遠無法企及的欲望對象——對象a（Objecta）。

　　這就能夠解釋，為什麼儘管「本土自決」與「港獨」顯然是無法真正實現的政治目標，但它成為隱性的群體意識形態補充物而存在。因而，重要的是分析這個「不可能」在香港本土運動中的地位問題。儘管代表著匱乏的對象a無法企及，但其造成了欲望原因和欲望對象之間的緊張關係，這就需要通過符號化來「化解」，比如將香港的多元想像成為本土的內容，將認同香港的核心價值視為所謂「香港民族」的突出特徵。但創造與實在界的遭遇實際上是意識形態的魔術。本土意識形態的目的就是想創造一個虛幻的與實在界的遭遇，這種遭遇是把不可能實現的目標轉化成為他者對香港的剝奪。無法在香港建立絕對理想的社會，這是一個永久的創傷性事實，因此，通過歸因他者的方式，通過抵抗他者的所謂「威脅」「壓迫」，維持港人對本土所承諾的、不可能實現的個體化欲望的支持。

　　有學者發現，「當本土派主張維護香港的本土價值時，從未想清楚什麼是本土價值。如果『本土價值』指的是香港人的價值觀，那麼香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價值觀，有好的也有壞的，你要維護的是哪一種價值觀？更多的時候，他們是將某些普世價值視為本土價值，但這樣一來，其狹隘的『本土』作風就可能恰恰與寬容的『普世』精神產生衝突，這就是本土派的悖論。其實，何必作繭自縛於本土呢？破繭而出，放眼國家與世界，自當逍遙於普世。」可見，本土目標實際上是一個含混不清的對象，它以民主、平等等所謂「普世」價值觀為外衣，卻內含個人化意識形態的情緒化表達。通過想像的實在界實際上形成了以個體力比多為驅動力、同時又以之為目的的欲望體系，通過本土自決、獨立、自治等集體欲望系統，令個體得到與實在界無差別的感知。

　　因此，重要的不是理解本土運動中所提出的想像內容，而是理解想像的實在界到底意味著什麼。譬如，根據分析，「港獨的冒起與政改失敗相關。有一小撮追求民主發展的東西脫離香港一國兩制的現實框架，要求一步到位的所謂真普選。他們不接受8．31政改框架，要一人一票選特首，不要『袋住先』。在失望之餘，便走上港獨『堅離地』之途。」在這之中，「港獨」所描述的香港未來圖景是：「脫離『一國兩制』」——「真普選」——「香港獨立」，但相信「港獨」分子也缺乏現實性，這一想像的圖景同樣體現了匱乏，從而獲得了意義。對於香港的本土主義者而言，不論是突出香港主體的身份認同還是通過排斥他者來鞏固自身的身份，回到自身，都體現了匱乏本身，同時也體現了對創傷的感知，因而能夠回歸實在界的消隱的中介——主體。如何確立每個個體的自由地位，無限地遭遇實在界，但同時又不完全陷入想像之中，是主客身份認同路徑的交匯點。因此，強調港人的獨立地位，陷入到了意義的迷霧之中，意義模糊了原質出現所造成的可怕衝擊力，只是作為幻象的表徵。而幻象才是個體內心恐懼和渴望的動力。

　　須知，不論香港的何種政治主張，無非針對政治生活中所面臨的困惑，其基本問題是「什麼樣的政治是人們所希冀的」，通過對這一問題的解答，達到對生活意義的追尋。但在現實生活的不平等與平等作為公認的、主流的價值觀發生矛盾時，作為現代人，必然對社會規範的合理性進行質疑，同時也無法脫離基本的社會構架。在這種情況下，欲望和意志容易超越理性，甚至出現「泛政治化」的主張。

「本土」運動對於香港文化保育的強調，實際上並非僅僅保護本土文化本身，而是體現了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甚至恐慌。圖為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上映19世紀30、40年代的香港電影

激進「本土」意志導致自由的深淵

　　有學者指出，在富裕社會追求「僅僅是文化」後果是危險的，會走向脫離物質基礎的虛擬世界，這是腐敗墮落的表徵。實際上，香港的問題並非由於繁榮之後追求文化導致，而是追求私人化的意志自由而導致，這從目前香港「泛政治化」態勢中可見端倪。

　　「本土」運動對於香港文化保育的強調，實際上並非僅僅保護本土文化本身，而是體現了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甚至恐慌。而以表達政治訴求為路徑的想像的實在界似乎能夠緩解這種焦慮，從而令部分港人不斷沉迷於意志自由陷阱中無法自拔。從政治哲學角度看，「港獨」、「本土」、「自決」等幻象體現的是個性化的、非理性的意志以及私人意願的表達（譬如「我城」、「城中有我，我中有城」的主張）。意志私人化在香港本土運動中體現在始終傾向於維護「自己」、排斥「他們」（新移民、內地人），即陷入一種基於該意志的唯我論或者「香港中心主義」困境。未來並不在計劃當中，所有個體的情感均是體現了共同「意志」。除了無差別的私人化的「自己」，並無他者對這一意志負責。在本土派看來，香港居民身份只是作為區別於他者的身份而存在，因而實質上否定了香港的多元，他們成了「唯一者」。實際上私人化的「自我」是否定「個體」差別的，是反個性、反多元的意識。在本土派看來，在「反中」的立場上，公眾意志是一致的，他們的任務就是要不斷加碼這種所謂的公眾意志，用外部意見的一致性抹殺多元聲音和不同利益賴以生存的個體的獨特性。

　　唯我論還不斷建構所謂的「民意」。對於「民意」，有學者提出兩點看法，「一是民意不等於民意調查結果，後者總是或多或少受調查者的主觀意識（即所謂『有色眼鏡』）影響，不可能完全客觀地反映民意；二是隨著互聯網為基礎的各種社交媒體興起，越來越多的民意通過這些社交媒體來表達，但是，這些社交媒體或多或少都有『回音壁』效應，彷佛『哈哈鏡』照人，在不同程度上扭曲了民意。」因此，這裡的民意絕非代表了所有人的意見，也並非代表「合理」本身，只是代表了被修飾的、被引導的民意。按阿爾都塞的觀點，這一民眾的主體是被本土派的意識形態所傳喚出來的。在本土派意識形態的影響下，民意無法體現理性，只是體現一部分人的私人意志，按著盧梭的概念是「眾意」。在盧梭看來，由單一意志所驅使的眾意，實際上體現的是另一重真實：對物質需要的共同需求。因此應當面向這一真實，而不能簡單地將對多數人的憐憫與對一個人的同情相混淆。本土派將個人與多人的需求相混淆，以營造「民意」假象。因此，當本土派用犧牲全體港人利益為代價，對抗「一國兩制」的時候，儘管暫時贏得一些人的支持，但僅僅是眾意，而非公意。本土派試圖將年輕人陷入「死亡衝動」的遊戲中，僅僅是充分迎合個人意志，而非真正為了港人的利益。

　　本土派還用意志代替了對未來的設想。未來處於空位狀態，在意志的世界中並沒有其位置。在這種情況下，意志所換來的「自由」以陷入「無家可歸的被拋狀態」為代價。這種意志力(faculty of willing)本質上是少數人強加給大多數人的絕對惡行，是極端偶然和易逝的，無法為自由提供堅實的基礎。在阿倫特看來，意志自由的氾濫使真正的自由陷入深淵，「政治自由不同於哲學自由，它具有『我能』，而不是『我願意』的性質」。享有政治自由的是公民而非一般的人，因此政治的自由應當體現在群體中，以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通過語言和行動所建立起來的社會關係（譬如法律）為前提。「港獨」突破法律界限，繞開社會存在的客觀需求，體現操縱者的「意志」。這種與他者相比照所建立起來的主體所宣導的「我的地盤我做主」式的自由，體現的不過是一種主觀幻覺，以此掩蓋真正自由的喪失。

　　在私人化意志和他者化的意識形態的支配下，本土派力圖在身份問題、香港自治問題上脫離「一國兩制」框架，實際上並不是這些問題的解決者，而是製造問題的始作俑者，本土派儘量通過他者化的話語說服港人必須對抗他者，才能實現自身，但其實暗含一個邏輯，即對不可能性的無休止的獲取。實際上，本土派的支持者否認自己的中國公民身份獲取的並非自由，而是通過與他者的「對抗」所獲得的快感。

　　但這種源自於「對抗」的快感目前並未完全侵蝕絕大多數港人的理性，本土派目前也無法將眾意完全轉變為真正的民意。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香港市民對示威遊行持「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觀念。但隨著本土派崛起，近年香港社會運動開始發生變化，從「和理非非」轉向所謂的「勇武路線」，甚至出現暴力事件（如2016年初的香港旺角騷亂），本土分子與執法機構之間的衝突日漸增多。香港部分市民從熱衷理性逐步走向對非理性的追捧，從珍視民主轉向熱捧民粹。中大亞太研究所民調顯示，16%受訪者認為，在今天的香港只有以激烈手法才可令特區政府回應市民訴求。不過，堅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爭取訴求的市民仍佔七成的大多數。

香港社會對水貨活動的焦點只集中在兩地矛盾，這實際上是一種對抗性思維，其嚴重阻礙積極措施的出台。圖為在上水站正在排隊進閘的乘客

「包容他者」以謀求現實化的自由行動

　　港人的未來在於跳出意志自由的深淵，通過現實化的積極行動，謀求真正自由的主體性建構。港人對內地人的看法缺乏平等元素，歸根到底與交往的長期缺失導致的疏離感有關。「九七回歸」之後，香港儘管與祖國結束隔絕狀態，但時至當下，交往並未完全抵消偏見。比如，部分港人並未充分理解主權安全對於主權國家的重要性，將中央打擊「港獨」、維護主權安全的做法，理解為破壞「一國兩制」的行為，出現了「反23條立法」、「反國民教育」和非法「佔中」等社會運動，對於內地與香港發展之間的區域聯繫並未充分理解。

　　欲擺脫「他者化意識形態」，借用哈貝馬斯的術語，要「包容他者」。港人需要從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出發，承認與「自我」並存的「他者」的存在，從而避免將自身過度「他者化」。在「我」與「他者」之間，並不存在嚴格的界限和不可逾越的鴻溝，兩者互為主體，建構主體與主體的主體間交往關係，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關係是相互的」。同時，主體間性決定了任何主體都不能蔑視他人的主體性（如「蝗蟲論」，體現了對他人主體性的貶低與蔑視）。儘管香港居民對內地人的輕蔑與厭惡與內地遊客不文明行為有關，但也體現出部分港人確實存在不平等意識。從長遠來看，在「一國兩制」下的民眾並不是避免接觸，相互隔離，而是要走向融合，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內在的和本質性的，不能因為制度的規定性就相互孤立。

　　在擺脫了意志和幻想的束縛之後，應當積極謀求行動。「行動，就其是自由的而言，它既不受知性的引導，也不受意志的指揮——雖然為了執行任何特殊的鵠的，它也需要這二者。」「一國兩制」制度本身就體現了這樣的自由，「一國」代表現實層面的要求，體現了必然性，防止意志對自由的侵害，「兩制」則體現了積極的自由，賦予未來更多可能性並保留「一國」之下從文化到制度的多元性。「兩制」形成了相互協商和討論的公共空間，代表著開放性、去私人化、去個體化。

　　港人需要正視的是，香港與內地不論從政治上、經濟上還是文化上，都無法「井水不犯河水」。在經濟層面，儘管相互交流造成了一些矛盾和摩擦，香港與內地相互依存的程度不言而喻。比如，2015年本土派發起反水貨客行動，結果內地政府決定把「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回應了香港的社會訴求，但有學者發現，北區的水貨問題絲毫沒有緩解跡象，而「水貨活動之所以存在，歸根究底是內地居民對港貨的強大需求，內地的進口關稅政策一天不改、食品安全問題一天不解決，香港的水貨活動便有存在的理由。」可見，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相互依存是客觀的相互需求導致的。因此，必須去除對於「他者」的偏見，避免二元對立思維。香港社會對水貨活動的焦點只集中在兩地矛盾，這實際上是一種對抗性思維，嚴重阻礙積極措施的出台。在本土派的干擾下，特區政府並未採取積極行動找到問題所在，從民生角度出發，尋找兩地貿易中的機遇，而是採取「一周一行」來限制旅客訪港，這實際上是一種消極的「圍堵」措施。人為的隔離儘管在短期內能起作用，但長期一定無法阻止相互之間的往來。

　　在政治層面，港人應當通過「一國兩制」積極參與共同體的討論和共同行動，同時，內地也將香港所面臨的問題視為整個國家這一政治實體的內政問題，也需要與港人不斷溝通，得到港人的理解和支持。實際上，就香港現狀而言，「香港高度自治基礎已今非昔比。時移世易，若涉及國家主權及安全底線，則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應該居於次要考慮……今天香港在國家全局的考慮下可能只剩國際承諾的問題而已！對中央而言，今天的香港可能是負累多於貢獻。」這就是從國家層面審視「一國兩制」的基礎所發生的變化。因此，香港對於內地必須摒棄「我他」之間的差別，明確這樣的事實：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和內地並非彼此完全孤立的，對於香港而言，內地既是「他者」，同時蘊含著主體性。香港本土運動需要正視內地這個「他者」，不能脫離現實，陷入到唯我論中不能自拔。在「一國兩制」下，內地一直處於在場狀態，這是無法回避的事實。「一國兩制」體現了內地和香港的差異性，同時也體現了香港不可改變的特質——需要不斷通過與內地的交往才能彰顯自己，它的行動必須訴諸於他者（內地）的存在。

　　在文化層面，當部分港人沉浸在本土派所謀劃的「本土文化」圖景中時，他們並沒有意識到，「文化港獨」已經限制了他們對於中國文化的選擇自由。香港本土文化無法從中國文化中抽離出來，但「文化港獨」片面強調所謂文化「本土化」、抹掉中國文化印記，之所以能夠被部分港人所接受，是因為他們已經被本土派所布局的「他者」偏見成功「洗腦」。而實際上，「簡化字在國際上已經產生了重大影響，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語言文字是溝通的橋樑紐帶，而非製造隔閡的界限和工具。激進勢力這種自我封閉、自我隔絕的『文化港獨』，與香港的文化多元包容精神背道而馳」。自由選擇權是維持香港文化多元性的前提，一旦本土主義所宣揚的意識形態成功地將這種權力閹割掉，必將嚴重阻礙未來香港文化發展。而文化發展的另一重現實是，中國當代文化的內容不僅涵蓋傳統文化，也不斷吸收和借鑒外來文化，隨著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文化的發展趨勢越來越體現全球化文化發展的潮流，因此，拒絕中國文化未來有將香港文化邊緣化的危險。

楊晗旭係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特聘副研究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趙璐南方科技大學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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