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俏：中國企業的目標不應只是做大企業， 而是要做偉大的企業
改革開放40年，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國有企業改革到創新民營企業百花齊放，中國企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成長變化。本刊記者日前專訪了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剖析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企業的發展歷程及未來發展機遇。
文 | 本刊記者 魏東升 馮琳
中國企業的成長
與中國經濟的發展相輔相成
記者：伴隨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企業取得了哪些發展成就？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
劉俏：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宏觀數字上看，這40年間中國的經濟總量增長了幾十倍，人均GDP從改革開放初期的200多美元增長到現在的約9,000美元。這個過程在微觀層面上，其實反映的是中國企業的崛起。
直觀來看，在《財富》雜誌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上，1996年中國僅有2家企業上榜，2017年增加到115家。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按照銷售收入規模來排名，2017年美國上榜企業有132家，中國上榜企業數量目前僅次於美國。
回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的發展歷程，首先可以看到國企改革的推進。國企改革在過去40年裡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特別是2000年中石油分別在香港和紐約上市，揭開了中國國企赴海外上市的序幕。可以說到現在，一些大型央企和大型地方國企，已經成功利用資本市場建立起了現代企業制度。
其次，梳理民營企業的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上世紀80年代許多鄉鎮企業的成立，這期間湧現出了第一代創業者，代表人物像華為的任正非、青島海爾的張瑞敏等，他們都是在80年代開始“下海”做企業。
第二個階段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陸續創立的一批企業，這些創業者大多是學校教師或是政府機關公務員。
第三個階段，是伴隨互聯網時代興起的企業，如“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代表人物有馬化騰和馬雲，還有後期的李彥宏、劉強東等。
第四個階段，是指“雙創”期間湧現的新興企業。這些企業的行業分布、業務模式和創業者來源都更多元化一些。如今這個浪潮還在進行之中，代表性的企業或代表性的人物現在還不好概括，相對典型的是小米公司，但小米的創始人雷軍卻是第三代的創業者。
記者：您如何評價改革開放進程對中國企業產生的影響？中國企業的發展對中國經濟又有怎樣的意義？
劉俏：關於這個問題，我想總結幾點。
第一，我們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建立了現代意義下的企業制度，比如通過股份制的方式或通過有限合夥的方式，我們把計劃經濟下只適用於生產核算的一些單位，變成了現代意義下的企業。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成績。
第二，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逐漸上升，這其中就包括之前提到的“世界500強”企業數量的變化。此外在很多重要領域，中國企業在體量上、國際競爭能力上，都展現出了非常強大的實力。
第三，中國企業的崛起，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在崛起，它跟改革開放40年來取得的經濟發展成績之間是相輔相成的。
我認為，中國企業發展至今，實際上是改革開放的一個產物。同時，企業的崛起、企業規模的擴大，又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成就、中國改革開放成績的取得，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雙創”期間湧現不少新興企業，相對典型的是小米集團。7月9日，小米集團在港交所主板掛牌交易，成為港交所上市制度改革後首家採用不同投票權架構的上市企業（圖：新華社）
從快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是
中國企業當前最大挑戰
記者：您認為中國企業成長至今，是否存在一些問題和挑戰？
劉俏：改革開放40年間，中國企業在發展上的問題也慢慢凸顯出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我認為是：普遍而言中國企業把規模看得比較重，而對投資的效率、資本收益率不夠重視，或者說對價值創造看得不是很重。導致的一個後果是我們很多企業雖然規模很大，但是它的價值創造能力並不是很強，所以在利潤方面的表現並不特別突出。比如，我們的企業要擴大規模，可以靠銀行借貸來做投資，把規模做大，但導致的一個後果是中國企業的槓桿率非常高。
現在大家講從快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從某種程度上看，它在微觀層面的一個核心要義就是需要有一大批投資資本收益比較高的企業，而不單單是規模比較大的企業。
在這個背景下，可能中國幾乎所有的企業都面臨這樣的挑戰——如何把一個規模導向型的經營實體逐漸轉型成把價值創造和投資效率放在首要地位、從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微觀單位。
記者：在轉型過程中，中國企業應當怎麼做？如何進一步調整產業布局？
劉俏：一方面，企業的運營目標需要調整，也就是要意識到單純追求市場份額、追求規模本身並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一點是追求價值創造、追求投資資本收益率。
另一方面，中國在經過經濟高速增長階段之後，未來的產業布局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如果我們再依靠以前那種基礎設施、房地產投資或其上下遊產業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瓶頸會越來越明顯。實際上，互聯網企業的崛起本身已經給了我們一個啟示，就是在中國經濟未來的轉型過程中，必須要去尋找那些具有爆發性增長可能的行業。
從企業投資角度來講，重點在於要捕捉人們不斷變化的消費需求，也就是要和消費升級相關。比如大健康領域、醫療服務健康保險、醫藥公司、電影產業等。此外，與滿足居民對生活品質的要求相關的行業，如保障性的食品安全、環境環保工程、新能源汽車、互聯網遊戲、互聯網金融等行業。在這些行業裡未來可能會有幾倍於經濟增長速度的增長空間存在。
中國企業在很多領域還是有強大競爭力的，快遞就是一例。圖為申通快遞公司的自動分揀機器人（圖：馬健 / 視覺中國）
研發實力決定企業
未來國際競爭力
記者：此前美國對中興公司作出了制裁，雖然近日中興得到了解禁，但還是引發了社會輿論對中國企業核心競爭力的討論。您認為，中國企業應如何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
劉俏：中國經濟從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體變成現在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是最大的製造業國家，這個過程實際上也反映了過去40年來中國企業在國際上競爭力方面的變化。
現在中國企業在很多領域還是有非常強大的競爭力的。比如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另外對外貿易對中國經濟也起到了很強的拉動作用。中國形成了巨大的製造業產業集群，中國的製造能力其實非常強大，中國企業能用最好的方式、最低廉的成本把東西製造出來。在批量生產環節方面，中國在改革開放40年裡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工業產業鏈條，這些都令中國製造業企業具備了相當程度的競爭能力。
另外，在互聯網浪潮中，中國在移動互聯網模式創新方面走在了世界前面。我們有足夠大的消費市場和消費需求，因此提供了很多機會，讓一些好的創業想法得以落地，能夠跟真實的需求對接，於是造就了一些創新的商業模式和企業。因此，在互聯網創新領域，我們也展現出了一定的競爭優勢。
當然，“萬變不離其宗”，衡量一個國家的企業有沒有可持續的強大競爭力，我認為最終還是要看有沒有原創的技術、原創的思想，那麼研發就顯得尤為重要。然而中國企業在研發方面存在較大的短板，比如中興事件就反映出中國經濟的一個軟肋。雖然我們有一定競爭力，但這種競爭力本身有一定脆弱性，因為很多核心技術和核心思想不在自己手上。
未來一個很大的挑戰在於，我們要對企業的經營目標進行重新梳理，不是只做大企業，而是一定要做偉大的企業。過去十幾年的發展給了中國企業一定的沉澱，我們其實有基礎去做一些更具原創性的產品出來。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再鼓勵一些原創的研發和原創的思想湧現，增加研發的投入。一段時間之後，中國企業的競爭力或許就能夠再上一個台階，最終在世界舞台展現出強大的能持續的競爭能力。
香港企業若想取得更大發展，同樣需要認識清楚什麼領域還有爆發性成長的機會。7月10日，在於香港舉辦的RISE科技峰會上，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在基礎設施、人才引進、投融資機制等多方面採取新措施，加快創新科技發展（圖：新華社）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
香港企業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
記者：您如何評價香港企業的發展？您認為內地企業與香港企業有哪些值得相互交流和學習的地方？
劉俏：我曾經在香港工作過一段時間。我個人感覺大家一講到香港，它的第一個標簽就是金融中心，香港發達的金融業有目共睹。另外，香港畢竟寸土寸金，地少人多，因此房地產經濟非常發達。金融和房地產，基本上構築了香港城市產業的主要支柱。香港企業未來若想取得更大發展，同樣需要真正認識清楚什麼樣的領域、什麼樣的行業還會有爆發性的成長機會。
我個人認為，對香港企業而言還需要迫切思考的另一個問題在於，怎麼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具體一點來看，比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形成龐大的市場、龐大的人力資本，這等於也為香港創造了巨大的優勢，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香港需要考慮怎麼把這個機會抓住、抓好。如果做得好的話，我想香港企業很有可能會迎來一個新的發展機遇期。
其實香港過去的發展機會，也主要來自於中國內地。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港口、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很好地結合了中國對外開放過程中所帶來的發展契機。香港有非常好的專業人士且享有法制上的優勢，我想若能跟內地、跟粵港澳大灣區提供的機會進一步結合，將會擁有更繁榮的發展前景。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8年8月號
責編：李幸
編輯：胡越、趙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