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手打造大灣區國際產業科技創新中心
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實現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要使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化港澳與內地合作特別是與珠三角的合作，將為港澳經濟注入發展新動力、培育發展新領域、拓展發展新空間提供機遇。中國經濟特別是珠三角區域正面臨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追求高質量發展也是港澳經濟面臨的重要課題，粵港澳攜手打造國際產業科技創新中心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需要。
文|廣州 陳廣漢
6月6日，在香港科技園，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左三）和騰訊集團副總裁、騰訊金融學院院長賴智明（左二）等嘉賓共同啟動騰訊金融學院（香港）和騰訊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科技創新實驗室（圖：新華社）
打造國際創新中心推動高質量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內地進入了高速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階段。40年來有將近6億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6年的56.78%。全國形成了三大都市圈：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從現在的情況來看，三大都市圈佔全國的面積只有5%、人口佔24%，GDP佔了43%。在三大都市圈中，我們可以看到，京津冀的面積是最大的，長三角的GDP是最高的，而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和澳門）的人均GDP最高。粵港澳大灣區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經濟體系，市場化程度、對外開放度在國內都處於領先地位。
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高速進程的一個縮影，是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的結果。在大灣區的發展中，港澳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4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毗鄰香港和澳門的深圳與珠海拉開序幕，吸引了大量的香港和澳門投資，港澳企業將工廠遷移到珠三角，在港澳與珠三角地區形成了“前店後廠”的產業分工和合作模式，開啟了粵港澳區域經濟整合的進程。區域合作加快了珠三角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國際貿易和國際航運中心、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閑中心，進入服務經濟主導的後工業社會。
2017年7月1日，《深化粵港澳區域合作，推動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簽署，提出了將大灣區建設為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目標，其中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打造國際創新中心，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
香港回歸之後，第一屆特區政府曾經提出過要打造“亞太創新中心”構想，現在看來這是非常正確的決策。近20年來香港為此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也失去了很多機會，整體上看香港經濟的創新能力不足。現在香港面臨著新的機遇，有的人說這是“最後的機會”。粵港澳應該共同來打造技術創新中心、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拓展多元化發展空間。
縱觀世界上一流灣區，它們均為創新引領的經濟體系知識經濟體系。紐約以國際金融中心、總部經濟、教育和文化著稱；東京有先進和高端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發達，在交通、城市規劃方面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東西；舊金山灣區擁有世界著名的“矽谷”，在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的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上全球領先。世界一流灣區的發展經驗值得粵港澳大灣區借鑒。
構建大灣區三位一體的
區域協同創新體系
當今的科學技術進步主要是信息產業、生物醫藥、能源技術的融合發展，推動以數字化、網絡化、自動化、綠色化為標準的新一輪工業革命。這次工業革命，會導致全球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提升。從16世紀開始，全球科技中心經歷了從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到美國的五次轉移。從全球科技中心的發展和演變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重要的規律：從第四和五次世界科學中心發展中可以看到科學理論創新對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的影響越來越大，科學革命、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聯繫越來越緊密，尤其是在當代美國，其理論創新、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高度銜接。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創新中心的支撐，需要知識生產、知識轉化、產品應用，三者在空間上是並存的，在時間上是繼起的，在內容上是相互支撐。因此，我們提出大灣區九個城市要發揮各自優勢打造一個以“香港－廣州知識創新、深圳知識轉化、珠三角產品應用的協同產業科技創新體系”。大灣區的發展要堅持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市場化和專業化。各個城市要根據自身優勢走專業化發展道路、爭當“單打冠軍”，不要搞“贏者通吃”。
第一、港澳和廣州發揮知識創新能力和人才培養能力優勢。香港有5所世界一流大學（進入全球前100名的），廣州也有一批211、985高校，特別在人才方面具有優勢，學科也比較齊全，還有一些研究機構、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高校在生物醫藥、人工智能、計算機科學、材料科學、大數據、智慧城市等領域具有優勢。香港的科技創新能力和大學教育往往被小視了，大家只看到它的金融和房地產。如果香港能夠圍繞創新發展策略，推動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高等教育發展，把金融、高等教育和創新結合起來，就能夠再度引領大灣區發展。回歸之後，香港建立了科技園，在大學裡建立了一批重點實驗室，這是一個好的趨勢，香港人的觀念在轉變，已經開始形成發展高科技的氛圍。澳門回歸後，大學也得到了空前發展，人才培養和科研能力明顯提升。
第二、深圳發揮知識和成果轉化能力優勢。深圳作為大灣區知識和成果轉化平台，具備明顯優勢。深圳在技術創新環境，科技創新能力和成果轉化能力位居全國前列，在世界範圍也都有影響。我們去矽谷考察的時候，很多在矽谷創業資本和企業都與深圳有聯繫。深圳的科研成果轉化和研發主要依靠大型民營高科技企業，這是它與廣州的一個很大區別。廣州的一些國家重點實驗室主要在大學和研究機構裡面，而深圳的主要在大型高科技企業裡。2016年深圳的專利累積總數僅次於北京，95,372件專利，如果按人均算，排名全國第一。2016年在全球主要創新城市的PCT專利申請量位居第二。表明深圳的科技企業越來越重視國際化經營質量和國際競爭力提升。
第三、珠三角發揮強大的製造能力優勢。珠三角發展重點產業包括：通訊設備、電子信息、智能製造、汽車、船舶及海洋工程、新能裝備、光電裝備和健康醫藥器材等。珠三角東岸形成了通訊設備、信息技術、智能製造產業帶。珠三角中部形成了汽車、船舶、電子信息、健康醫藥產業帶。珠三角西岸未來要建設海洋工程、光電裝備、新能裝備產業帶。同時，珠三角在家用電器、建築材料和服裝等傳統產業中優勢明顯。這些都為科技成果的產品開發、產品應用提供基礎和強大的需求。
建設國際產業科技創新中心的策略
第一、提升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能力。內地和珠三角要改革科研管理體系，提升研究經費的使用效率。推進雙一流建設，提高大學和研究機構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能力。港澳要重視科學研究，增加研究經費投入。港澳高校發揮優勢，吸引國際一流學者和科學家。港澳地區特別是香港地區，應該增加投入，香港地區的科研投入佔GDP比例是最低的，不到1%。
第二、建立有利於科研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內地和港澳都要解決科研與經濟“兩張皮”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參考美國的做法。戰後美國政府曾經大量資助科研機構和大學，但科研成果不能轉化，沒有調動大學的積極性。美國政府1980就推出了《貝多法案》（Bayh Dole Act）：聯邦政府資助大學研究所獲得的知識產權歸大學所有，大學負責科研成果的轉化，政府不享受直接的回報，只從知識成果轉化之後的經濟行為中獲得稅收收益。這項法案導致美國的專利成果轉化得到快速發展。美國高校裡有一些科技成果轉化的經紀人，這些人既懂科學，能跟科學家對話，也懂法律，包括專利法、商業法、合同法，同時還懂商業，能跟企業家對話，這種人非常重要。
港珠澳大橋連接香港、澳門及珠海，令三個城市之間的交通時間縮短至約一小時，加強了粵港澳大灣區之間的聯繫。圖為7月12日，香港市民參觀“港珠澳大橋多面睇”巡迴展覽（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
第三、打造產業科技創新的平台。一是以大灣區九個城市的國家級科技產業園和香港科技園為依託，建立大灣區科技產業帶；二是以深港河道地區開發為平台，建立深港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三是打造廣深港科技創新走廊。
第四、建設區域內創新要素對接和自由流動的體制。科技資源、金融資源、人才資源、信息資源在區域內的自由流動，對於構建三位一體的區域協調創新體制十分重要，特別是要解決香港創新要素和創新成果與珠三角成果轉化和產業應用的有效對接。建立香港高校進入珠三角發展的體制和機制、港澳與珠三角高校合作培養人才的體制和機制。
總之，打造國際產業科技創新中心是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抉擇。建立起香港－廣州知識生產、深圳知識轉化和珠三角產品運用的三位一體的協同創新體系，將港澳科技和金融資源和體制優勢與珠三角創成果轉化和產業基礎實現有效對接，將灣區創新制度環境和合作機制建設、重點創新平台建設和產業基礎建設有機結合起來。
（作者係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首席專家）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 2018年8月號
責編：李幸、莫潔瑩
編輯：胡越、趙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