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挑起貿易戰影響全球經濟增長
2018年以來，美國不顧國際貿易規則，單方面採取了一系列貿易保護措施，先後提出對金額高達2,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10%到25%的關稅，特朗普總統經貿團隊在貿易摩擦談判中出爾反爾，層層加碼，政策取態陰晴不定，增加了雙方溝通的難度，導致貿易摩擦加速升級到貿易戰階段。貿易戰衝擊雙邊貿易，在國際貿易領域積聚系統性風險，引發國際金融市場的劇烈動盪，可能導致全球經濟增長出現大範圍的失速現象。因此，應跳出以貿易談貿易的思維定勢，短中長期结合，做足準備，綜合施策，妥善應对貿易戰带来的衝擊。
文 | 香港 鄂志寰
中美貿易戰的演變路徑
2018年新年伊始，在面臨國內中期選舉及內外困局的情況下，特朗普祭起貿易保護的大旗，全方位啟動201調查、232調查及301調查的貿易保護措施，先後對美國進口洗衣機及太陽能產品徵收最高30%及50%的進口關稅，並以“國家安全”為理由，提出對進口鋼材及鋁材分別徵收25%及10%關稅，進而對1,300種產品、6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提出徵稅，且強調針對中國獲取美國技術及以知識產權做法。
圖：尹正義
7月6日，美国對已公布的500亿清单中约340亿的商品開始征收25%的关税；我国对原产于美国的约340亿美元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实施25%关税。
7月10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開啟程序，對額外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10%關稅。
至此，美國的貿易保護措施覆蓋了大範圍的商品貿易領域。與此同時，貿易摩擦亦擴展到國際資本流動領域，涉及知識產權、技術轉讓，甚至產業政策，越來越表現出多重性和嚴峻性。
中美貿易結構存在明顯的特異性，導致關稅邊際影響收斂，貿易戰反制措施的非關稅政策選擇空間狹小，並蘊含較大風險。
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2017年中美貿易總值為3.9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對美出口2.91萬億元人民幣，自美進口1.04萬億元人民幣，對美貿易順差1.87萬億元人民幣(合約2,758億美元)。在貿易戰從500億美元上升到2,500億美元的過程中，理論上講，美方仍有對中國出口商品的徵稅空間，而中方繼續加徵關稅的空間受到擠壓，關稅邊際影響集中體現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商品方面，將導致美國貿易赤字實質性收窄。
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2017年，中國出口商品的33%為加工貿易，54%為一般貿易，中國整體的貿易順差當中有62%來自加工貿易。加工貿易具有明顯的特點，表現為製成品出口前需要進口大量的原材料和半成品，附加值相對較低，承受關稅和匯率的壓力的空間小於一般貿易。
中國對美出口商品類別顯示，2017年美國自中國進口的兩大類商品分別為電機、電氣、音像設備及其零件（1,470億美元）和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器具及零件（1,096億美元），兩者加總佔去美國自中國進口商品總值的50.8%，第三大類進口商品家具、寢具、燈具、活動房的總值降至319億美元。因此，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因關稅影響而引起美國國內消費物價上漲進而推升通貨膨脹的程度可能低於理論預期。
綜合上述情況，針對美國的不理性行為，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早就亮明立場——中方將不得不采取數量型和質量型相結合的綜合措施，做出強有力反制。
中美貿易戰具有長期性和複雜性
從中美貿易戰的演變路徑看，美國發動貿易戰是“美國優先”的貿易保護主義的集中體現，具有深刻的經濟和社會根源，進而可能表現出長期性特徵，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段內持續發酵。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其競選階段提出了“美國優先”的主張，把貿易保護作為吸引選民支持的重要策略。其成功當選表明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在美國有著深厚的民意土壤，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長期低增長的結果。
統計數據顯示，從2007到2016年，美國GDP年均增長1.33%，而在1930到1939十年間，美國的GDP年均增長也是1.33%。從這個意義上說，2008年發軔於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與1929-1933年的大蕭條具有同樣的破壞力，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具有長期性和持續性，值得深入研究。
觀察年度數據發現，1930年代的十年有四年美國GDP增長超過8%，復蘇力度強勁，而在2007到2016的十年，美國推出了超出常規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但其對實體經濟的刺激並不明顯，美國GDP增長最高僅為2.6%，始終處於復蘇乏力狀態。經濟長期低速增長直接導致社會收入差距加大、普通民眾整體福利無法改善，由此形成了美國反建制力量抬頭和反全球化趨勢性回潮，為勞工保障與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提供了土壤。
此外，全球主要貿易赤字結構決定了美國貿易赤字很難找到替代市場。據統計，2017年美國、英國（貿易赤字為1,991億美元）、印度（貿易赤字為1,489億美元）為三大主要赤字國，加拿大以209億美元的貿易赤字排第十位，其它為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和菲律賓等新興市場國家，短期內很難成為美國貿易逆差的替代市場。
貿易戰導致全球金融風險上升
隨著貿易戰的持續發酵，全球貿易的不確定性開始影響金融市場信心，引發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場波動，亦導致新興市場大幅度調整，不排除出現金融動蕩的可能性。
中美貿易戰越演越烈，在衝擊全球貿易環境並進而影響世界經濟增長前景的同時，各類風險迭加的可能性有所上升。在美國陸續出台貿易保護措施後，全球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出現了多輪較大幅度的震盪，導致資產價格持續調整，對投資者信心造成了一定的衝擊，可能抑制實際投資需求並影響全球經濟表現。
如果貿易戰導致主要經濟體出現通貨膨脹壓力，將與美國縮表和加息進程形成共振，帶來進一步的緊縮效應，加大金融風險的壓力。
貿易戰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美國和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兩個商品貿易國，且互為對方最大的商品進出口貿易夥伴。二者之間的貿易戰在影響雙邊貿易的同時，將直接影響全球貿易增長，從而對全球經濟產生全方位的影響。
中美貿易戰意味著對現行國際貿易規則的衝擊，將影響全球貿易增長及實體經濟整體表現。回顧歷史，1930年代美國曾發起針對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貿易戰，一度對33%的商品徵收45%的關稅，並持續了4年之久，導致全球貿易量下降了25%，全球貿易金額下降了40%，全球貿易體系遭受重創。
美國加徵關稅後，主要貿易對手陸續採取反制措施，國際貿易壁壘增加，衝擊全球貿易復蘇。美國與北美、歐洲和亞太區之間商品貿易的赤字分別有886億、1,737億和4,671億美元，美國在針對中國掀起貿易戰的同時，對加拿大和歐盟等主要貿易夥伴也掄起貿易保護大棒，將直接影響上述區域的貿易表現，進一步阻礙國際貿易環境改善，進而對環球經濟增長帶來新的衝擊。
綜合施策，短中長期措施結合應對貿易戰
從中美貿易戰影響角度看，美方制裁是影響國際貿易發展和金融市場穩定的主要因素，總體而言，貿易戰帶來的金融風險大於貿易風險，對實體經濟的衝擊將漸進上升。為此，我們應綜合施策，短中長期結合，做足準備，妥善應對貿易戰帶來的衝擊。
一是短期內，密切監控貿易戰的發展及其對轉口貿易商及各類出口企業的衝擊程度，針對美方不斷出台徵稅清單的失去理性的行為，沉著冷靜，理性應對，動態評估相關影響，了解業界需求，及時提供出口信用保險及其它各類支持措施，提升抵禦貿易戰和相關金融風險衝擊能力。
二是加強國際政策協調，借助WTO及G20等平台，針對貿易戰激化導致全球經濟增長下行風險增加的事實，敦促相關國家加強對話，探討全面阻止貿易保護主義的具體措施。中國可以與其他WTO成員一道，向WTO投訴貿易戰對各國貿易地位的不利影響，要求美國撤回貿易保護措施。
三是在中長期內，從全球產業鏈的角度，減少雙邊貿易不平衡、加快推進多邊貿易發展進程，探討調整相關行業布局的可行性，控制貿易戰的衝擊範圍。加快拓展東盟及“一帶一路”沿線新興市場，帶動更多的中小企業走出去，從東盟入手構築全球範疇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體系，加強規避貿易衝突的能力建設，降低貿易戰的負面影響。
四是通盤考慮貿易金融的交叉影響，擺脫就貿易談貿易的思維定勢，把貿易戰與美國加快加息的可能影響結合在一起，整體應對潛在的金融風險，做好維護金融機構穩健運行和保持金融市場基本穩定的相關預案。經歷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衝擊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雙重洗禮，內地經濟實力不斷增強，金融監管能力和金融機構的管理水平均有提高。但是防控金融風險永遠在路上，需要隨時做好準備，積極采取短中長期結合的有效措施，控制相關金融風險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五是發揮香港“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充分利用香港的貿易關係網絡，尋找空間，協助中美雙方加強溝通、妥善解決貿易爭端，香港各類智庫亦可以發揮國際輿論引導和與美各類層面溝通等作用，為中美貿易政策協調建言獻策。從全球戰略角度，尋找中美貿易平衡的解決之道。
（作者係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所學術委員）
責編：李幸、莫潔瑩
編輯：胡越、趙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