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貿易戰要抱定打總體戰和持久戰的決心

美國違反世貿規則,發動了迄今為止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應對這場貿易戰必須抱定打“總體戰+持久戰”的決心。

北京 梅新育

從大國競爭視角觀察貿易戰爆發根源

美國違反世貿規則,發動了迄今為止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應對這場貿易戰必須抱定打“總體戰+持久戰”的決心。原因不僅僅是美方這次尋釁,一開始提出的涉案貿易額就超越了全球貿易史上雙邊貿易爭端涉案貿易額的最高紀錄十倍以上(現在還有可能進一步成十倍加碼),還因为這次美國主動挑起的大規模貿易戰完全不符合經濟邏輯。

通常,貿易保護措施最重要動機之一就是保護就業與福利,特別是受進口衝擊部門的就業。客觀說來,如果在經濟蕭條時期實施貿易保護措施,還有可能在一定時期、一定範圍內改善本國就業狀況;問題是美國現在並非蕭條時期,而是經濟景氣時期。美國目前已經實現充分就業,一些地區和產業部門還出現了勞動力供不應求的缺口;此時發動如此大規模貿易戰,而且不斷升級、擴大,不可能有效地增加美國的總體就業和福利,只會給美國宏觀經濟運行增加額外的干擾與衝擊。所以,美國主動挑起這場貿易戰,沒有經濟邏輯。

因此,我們觀察這場貿易戰爆發的根源,就需要更多地從大國競爭視角出發。

應對貿易戰要抱定打總體戰和持久戰的決心

美國違反世貿規則,發動了迄今為止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在中國商務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新聞發言人高峰表明中方立場:面對威脅不低頭;捍衛自由貿易不動搖;不打貿易戰第一槍

有一種聲音認為,中美貿易戰根源在於中方,是中方放棄韜光養晦策略,把美國從朋友逼成了敵人;我認為這種說法對中美關係發展狀況缺乏基本了解。我們不稱霸,不追求當頭,且不說三四十年前中國國力、國際環境下的韜光養晦策略在今天能否適用,單說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至少十幾年前就開始把中國定性為戰略競爭對手,而不是到特朗普時期才開始的。因此,脫離中美關係發展的大背景來片面地解釋當前一些現象,是不合適的。

中共十八大以來,特別是特朗普勝選以來,中方為穩定、發展中美關係付出了巨大努力,從努力穩住中美經貿這塊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和“穩定器”,到習主席到訪海湖莊園,到特朗普訪華時簽署2,500億美元協議,再到劉鶴副總理在兩會前夕訪美……這一切努力,世人有目共睹。所以,儘管我們不想打貿易戰,但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場貿易戰爆發是不可避免的,是不以人的善良意願為轉移的。

中美之間摩擦的本質是守成霸權美國企圖遏制新興大國中國。數十年來,美國對華遏制戰略的中心策略已經隨形勢變化而幾度轉移,而這場貿易戰標誌著此前幾十年美國對華遏制策略失敗,不得不進入一個新階段,經濟競爭成為這個階段的中心策略,貿易戰是經濟競爭的最突出、最激烈表現。所以,這次中美貿易戰不是一起事件,而是一個階段。正因為如此,這場中美貿易戰的結果、發展走向可能決定未來十年、甚至幾十年、乃至更長時間國際格局的大致模樣。

中美全面對抗的概率相當低

應對這場貿易戰,我們要打總體戰,而且也是持久戰,不指望這三五個月就能解決,起碼要做好持續到美國這一個景氣周期的結束、或是特朗普這一任期結束的打算。

我們的目的當然是以戰止戰,通過讓美方感到實實在在的疼痛,遏制美方在經貿和其它領域的尋釁牟利,同時隱形震懾其它個別貿易夥伴動輒訴諸貿易保護的企圖。畢竟,一些貿易夥伴的國內政客肆無忌憚公然號召限制“中國製造”,理由就是反正中國不會報復,他們不必擔心為此付出代價。

但有一個嚴峻的問題,就是這場中美貿易戰是否意味著中美全面激烈的對抗?是否意味著中美由此全面進入新冷戰、甚至是熱戰之中?自從這場貿易戰爆發以來,國內外金融市場已經發生多次劇烈震蕩,根據走訪多家金融機構了解,市場參與者對引發中美全面政治性對抗的擔憂正是造成國內外金融市場劇烈震蕩的一個非常重要原因,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中美貿易戰的背景是美國戰略擴張、還是戰略收縮?對此問題的判斷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們應對的指導思想。毫無疑問,我們處理事情要朝最好的方向努力,做最壞的打算。但根據2016年以來的持續觀察和思考,特朗普對外政策理念奉行的是戰略收縮而不是戰略擴張。基於上述判斷,在可預見的未來,中美全面對抗的這種風險概率是比較低的,或者說是相當低的。當然,中國要做好防範各類極端狀況的準備,但是出現最極端狀況的概率非常低。雖然特朗普在國際事務方面行動表現得非常咄咄逼人,但仔細審視他的訴求,他是在以咄咄逼人的姿勢實施戰略收縮。從現在開始到未來的十幾年內,可能是中美關係風雲激蕩、也非常關鍵的一個窗口期,如果中國能夠把握好、處理好這個窗口期,可能會開創和平崛起的歷史新篇章。

中國應對貿易戰要講策略

迎擊貿易戰,中國首要的任務是增強內部凝聚力。為此,一方面需要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充分發揮中國社會主義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以統一的意志與行動去面對美國內部種種掣肘,從而至少部分抵銷中國目前在綜合國力等方面仍然落後於美國的差距。另一方面,要從根本上凝聚國民人心,從而應對外患。

其次,中國應戰需要講策略。《孫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這場貿易戰中,對中國而言,“伐謀”已經不可能了,對方的“謀”已經成了,現在能做的策略是“伐交”。事實上,這幾個月中國也一直在做“伐交”的工作,我們已經目睹了中國與歐洲、日本關係的顯著改善,相信未來數月我們還將看到更多。在這方面,特朗普同時與全世界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開打貿易戰,等於是替我們把“伐交”的工作做了一半,為我們下面“伐兵”創造了一個相對良好的外部環境;而特朗普之所以這樣做,部分原因出於他的理念,還有部分原因出於黨派政治下的紛爭掣肘,他為了政治突圍而不惜採用經濟、外交副作用極為顯著的策略。

在這場貿易戰的“伐兵”問題上,要注意幾點。

第一,中國要充分考慮防範應對極端狀況。假如特朗普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全部商品都額外加徵關稅,中國能不能經受住衝擊?我認為,這種衝擊中國能夠經受得住。

海內外都需要認識到這一點:今日之美國,在全球經濟和貿易體系中已經不復佔有二戰結束之初和冷戰剛剛結束之時那種獨步天下的體量份額。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17年美國實際GDP僅佔全球15.40%。按照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在全球進口貿易總量中,美國進口佔比在二戰之後的第一個高峰是1950年的15.06%,隨後多年沉浮不定:1984—1986年間超過17%,隨後再度下浮;1999—2002年是美國進口貿易在全球佔比最高時期,突破了18%大關,隨後再度下降;到2013年,美國這項佔比已經下降到12.30%,2017年也只有13.42%,相當於最高峰時期佔比的七成。

同時,即使不考慮內需,中國向美國全部出口都被額外加徵關稅,也並不意味著中國對美出口商品會全部退出市場,因為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很多大宗商品在美國和全球市場佔有率特別高,美國即使額外加徵關稅,也沒有合適的地方去尋找替代貨源,只有提高銷售價格,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對於額外加徵關稅行為,不要低估世界各國企業界應對的手法和調整的彈性。

此外,如果中美貿易戰止步於每一方500億美元的規模,那麼對雙方經濟、社會生活全局的實際影響較小,絕大多數普通民眾可以基本無感。如果貿易戰持續加碼,到2,500億美元,甚至向全部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加徵關稅,美國經濟社會生活遭受的衝擊就會凸顯出來。

那時,我們還需要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按照美國經濟周期運行規律,在沒有大規模貿易戰干擾的情況下,美國經濟結束當前的景氣、步入蕭條應該是在2020年前後,大規模貿易戰是否會推動蕭條提前到來、並加深蕭條程度?次貸危機時中國通過“四萬億”計劃反危機,面對未來的、可能不太久遠的新一場美國經濟蕭條,我們屆時該如何反危機?現在就該開始前瞻思考了。

應對貿易戰要抱定打總體戰和持久戰的決心

特朗普同時與全世界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開打貿易戰,等於是替我們把“伐交”的工作做了一半

第二,中國要利用危機創造的機遇。特朗普這回採取的一系列策略,給美國自身也帶來了非常多的負面影響。首先,這大大提升了美國在國際社會的不確定性。在2016年競選的時候,特朗普就一再講:美國的對外政策完全可預測,這使得美國不能以最好條件達成交易;如果他上台,就要讓美國的行動完全不可預測,這樣才能讓美國以最好條件達成交易。在談判中,整體實力佔優勢的一方若能讓對方感到一定程度的不可預測,的確能夠增添額外優勢;但是他做到了極端,政策決策過度的不確定,只能徹底消除他的信用,別的國家會考慮費力與他談判達成協議還有什麼價值?

其次,美國對中興的那一刀,是這場貿易戰到目前為止中國遭受的最大損失。但這一刀從短期來看美國賺了,從長期來看,恐怕是使美國高技術產業嚴重損害了自己在市場中的信譽,會促使中國這樣的受制裁國家加倍努力自主研發關鍵技術、關鍵元件,也會促使其它國家廠商努力尋求關鍵元件的非美國供應商,哪怕是能夠直接從這次事件中漁利的中興外國競爭對手也不例外。回顧一下1970年代初的石油危機,阿拉伯國家對美國、對西方的全面石油禁運產生了什麼結果?最重要的結果就是推動了替代的新能源技術從無到有迅猛發展。

此外,美國對全世界開打貿易戰,戰火已經蔓延到汽車業,可能不久就會有數千億美元貿易額汽車產品被實際加徵關稅;中國則在此時大幅度放寬外資政策,包括取消了在華合資汽車企業股比上限。這很有可能創造一個外資汽車企業尋求在華出口導向型汽車生產項目投資大規模增長的機遇,這是值得中國產業界、中國全國招商引資部門密切關注和抓住的潛在機遇。

第三,中國要關注這場貿易戰的後續影響。一是它對我們經濟發展戰略的影響。這場貿易戰到現在的結果之一,是使得社會上產生很多輿論,主張我們的經濟發展戰略要更多地依靠內需,等等。但是,我認為,對中國來說,過度強調內需的發展戰略是不可持續的,對我們的製造業、實體經濟部門也是自廢武功的;對於整個世界經濟體系來說,中國過度依賴內需,同樣潛藏著顛覆性風險。

二是我們在海外發展方面要適度控制投入力度。2016年特朗普競選期間,我提出了這樣一個憂慮:特朗普主張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重建實體經濟,固本培元;如果出現“中國向海外過度虛耗資源+美國固本培元”的政策組合,對於中美兩國國力對比格局發展演變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此前三四十年,一直是中國相對於美國國力上升,現在如果出現這種組合,可能導致中國國力相對美國轉向削弱,這是我們必須盡力避免和防範的。

第四,這場貿易戰怎樣算輸、怎樣算贏?既然美國發起這場貿易戰是其遏制中國策略步入新階段,那麼,不管具體周折如何,只要最終結果沒有打斷中國的持續發展,中國增長速度仍然超過美國等西方主要大國,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份額仍在繼續上升,那麼,中國就贏了。其實,由於特朗普在這場貿易戰中押注太大,客觀上已經造成了一種局面:中國不輸就是贏,美國不贏就是輸。應對貿易戰要抱定打總體戰和持久戰的決心

(作者係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責編:李幸、莫潔瑩

編輯:胡越、趙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