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明：這裡有我們共同的情懷——在慶祝國務院港澳辦成立四十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2018年9月13日）
張 曉 明
尊敬的各位老領導、各位新老同事：
大家好！
今天我們歡聚一堂，慶祝國務院港澳辦成立40周年。作爲一名有30多年“辦齡”的港澳辦人，我首先對各位尊敬的老領導、老同事回到辦裡來參加辦慶活動表示誠摯的歡迎和感謝，並向全辦同志致以節日的祝賀和問候。我想，此時此刻，我們的心情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這裡有我們共同的情懷。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韓正同志讓秘書打電話，轉達他對港澳辦成立四十周年的祝賀和對幾代港澳辦人所作貢獻的充分肯定。韓正同志正在外地出差，仍然關心這件事，表明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對港澳工作的高度重視，也顯示了韓正同志的港澳情懷。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表達我們由衷的感激！
正如大家剛才觀看的辦史短片《港澳辦走過的四十年光輝歷程》所介紹的，與我們港澳辦成立相關的大日子有兩個。一個是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在當天批准的《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中決定：“爲加強對港澳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糾正克服各自爲政、自亂步調的現象，港澳工作全部歸中央直接領導，成立中央港澳小組協助中央歸口掌管港澳工作。中央港澳小組的辦事機構爲國務院港澳辦公室。”這份文件可以說是我們港澳辦的“出生證”，這一天可視爲我們港澳辦的“誕生日”。另一個日期是一個月後的9月13日，國務院發文批准港澳辦的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确定我辦下設4個組，編制45人。這一天，可以說是我們港澳辦組建之後的“開張日”。這次我們就是選擇了在“開張日”這一天舉行我辦40周年慶祝活動。大家知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也就是港澳辦開張3個月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會議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提出了後來被列入新時期三大歷史任務的祖國統一大業，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由此開啟，我們港澳辦被賦予了收回香港和澳門、推進祖國統一的光榮使命。可以說，我們港澳辦應運而生，是改革開放的産物，是大時代的“弄潮兒”。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弦歌不辍，薪火相傳。40年來，歷代港澳辦人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緊緊圍繞香港、澳門順利回歸和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這一時代課題，緊緊抓住推動“一國兩制”從科學構想變爲成功實踐這一工作主線，凝心聚力，奮發有爲，貢獻了智慧，付出了辛勞，收獲了成果。
在這40年中，我們爲中央出謀劃策，研究提出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的具體方針政策建議，爲“一國兩制”方針的形成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港澳辦成立伊始所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按照中央的要求拿出一個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具體方案。1979年3月底，鄧小平同志在會見到北京“投石問路”的港督麥理浩時明确表示，香港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讨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1997年，香港問題不管如何解決，香港的特殊地位可以得到保證。這一點請投資者放心。這次會見後，香港回歸問題提上中央的議事日程。此後一段時間，小平同志親自調研，多次會見港澳知名人士。1981年4月，廖承志同志主持起草了一份給中央的報告，建議1997年如期收回香港，並根據小平同志的“一國兩制”構想和有關講話精神，參考中央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提出了關於收回香港後所采取政策的初步設想。此後，又帶領港澳辦同志對收回香港涉及的各種問題分門别類地開展研究，並派出工作小組到香港聽取社會各階層、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1982年3月，廖承志同志向中央呈報了《關於解決香港地位問題的初步方案和近期工作的報告》，提出了解決香港問題的一系列基本方針政策，也就是後來大家所熟知的“十二條”。這就意味著在1982年9月撒切爾夫人訪華、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開始談判前，我國政府對香港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已基本确定。在同英國就香港前途問題舉行外交談判的同時，廖承志同志又召集有關部門對原來拟定的十二條基本方針政策作了進一步修改，並於1983年3月27日将修改後的方案上報中央，鄧小平同志4月4日在這個報告上作出了“我看可以，茲事體大，建議政治局讨論”的重要批示。這“十二條”後來成爲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的核心内容。
在這40年中，我們參與外交談判，爲簽署中英、中葡聯合聲明，以和平方式解決港澳問題和爲國家改革開放營造良好外部環境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我辦在台前幕後參與了外交部爲主進行的中英、中葡談判。在談判桌上，先後打掉了英方抛出的“三個條約有效論”、“以主權換治權”等主張，挫敗了英方打“經濟牌”“民意牌”等向我施壓的圖謀。經過第一階段的試探拉鋸和第二階段22輪艱苦談判，最終於1984年12月19日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之後，又經過4輪談判，於1987年4月13日簽署了中葡聯合聲明。香港、澳門問題的和平解決，爲香港、澳門實現政權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奠定了基礎，爲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爲和平解決國家間歷史遺留問題和國際争端提供了範例。
在這40年中，我們精心組織制定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爲依法治理港澳、奠定香港和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法治基石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先後成立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兩個起草委員會的秘書處都設在我辦，起草的實際組織工作也由我辦承擔。鄧小平同志講，我們的“一國兩制”能不能夠真正成功，要體現在香港基本法裡面。爲了制定這樣一部史無前例的法律，從1985年7月1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到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連續工作4年零8個月，大小會議召開了100多次，並在香港成立基本法咨詢委員會，通過各種形式廣泛征詢意見，在全國範圍内兩上兩下收集意見。在座的許多同志都直接參與了基本法的起草和相關服務保障工作。香港基本法通過後，小平同志盛讚它是“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傑作”。這是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高度肯定，也是對港澳辦人的最高褒獎。後來，又經過4年多的努力，於1993年3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澳門基本法。這兩部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制度化，與憲法共同構成了兩個特别行政區的憲制基礎。
在這40年中，我們有條不紊地開展香港、澳門回歸和籌建兩個特别行政區的各項工作，爲實現港澳政權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作出了歷史性貢獻。過渡時期既有合作又有鬥争。我們緊緊依靠廣大港澳同胞，努力排除各種干擾，扎實推進工作。面對1989年政治風波後國際風雲變幻和英方在香港問題上的不合作态度，特别是針對英方挑起的“兩局共識”、“居英權計劃”、“人權法案”、“三違反”政改方案、“玫瑰園計劃”等問題，我們展開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争。設立港事顧問，及時組建預委會、籌委會，成立臨時立法會，以我爲主，“另起爐灶”。我辦許多同志參與了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和兩個土地委員會的工作，爲磋商解決香港和澳門參與一系列國際組織和條約、港澳居民身份證件安排、終審法院設立、香港新機場建設、預留财政儲備、駐軍和防務交接等一系列關係到港澳政權交接和平穩過渡的重要問題，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我們還設法推動葡方解決澳門面臨的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語文地位等澳門過渡期的三大問題。香港、澳門政權交接在一片歡慶祥和的氣氛中完成，中間沒有出現權力和法律真空，政府運作如常，社會秩序井然，市民安居樂業。這些正如習總書記去年在香港視察時所說，改變了歷史上但凡收復失地都要大動干戈的所謂定勢，在古今中外都是很少見的。
在這40年中，我們穩妥應對香港、澳門回歸後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勇於開拓，爲回答好我們黨治國理政面臨的這一嶄新課題作出了歷史性貢獻。香港、澳門回歸前，國際社會各種悲觀預測、唱衰言論甚嚣一時。中央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在比較短的時間内牢固地樹立起不干預特區政府自治範圍内事務的良好形象，安定了港澳人心。面對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和國際金融危機對港澳造成的嚴重沖擊，我們積極協調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采取簽署CEPA、開放赴港澳個人遊等政策舉措，幫助香港經濟實現復甦，支持澳門開放博彩市場，促進澳門經濟跨越式發展。港澳同胞由此感受到祖國的堅強後盾作用。針對香港終審法院居港權案判決産生的嚴重政治和社會後果，以及後來圍繞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出現的激烈争論，我們建議中央依照基本法行使有關權力，以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和對政制發展作出決定的方式，解疑釋惑、定分止争，維護了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有效解決了基本法實施過程中的實際問題。我們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著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支持愛國愛港、愛國愛澳力量發展壯大，在各種選舉中勇創佳績；推動内地與港澳各領域的交流合作，建立各種合作機制。我們支持深圳灣口岸“一地兩檢”模式創新，促成澳門大學遷至橫琴新校區。港澳回歸後與内地各領域交流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成果豐碩，我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統籌協調和支持促進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以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港澳工作的重要論述爲指引，堅持全面準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積極有爲，爲促使港澳特别是香港局勢穩中向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們堅決貫徹中央有關決策部署，與有關方面共同努力，辦成了許多大事難事喜事，形成了一批管長遠、管根本的制度性成果。如：首次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就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作出“8•31”決定；對基本法第104條進行解釋，爲取消宣誓違規議員的資格提供更堅實的法律依據，有效打擊和遏制了“港獨”活動；支持香港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解決了惡性“拉布”問題；出台一系列惠港惠澳和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學習、工作、生活的政策措施，協調解決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和港珠澳大橋開通涉及的有關政策和法律問題，支持港澳參與 “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國家雙向開放，促進港澳與内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特别是妥善應對和處理持續79天的非法“佔中”事件，在國際上同類事件的處理中堪稱範例，對香港近期局勢發展具有關鍵性影響。
憶往昔，峥嵘歲月稠。我們深知，“一國兩制”事業和港澳工作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最主要的是黨中央正确領導的結果，是香港、澳門中聯辦等中央各有關部門和地方共同努力的結果，是全國人民大力支持的結果。從根本上來說，這是我們國家日益強盛的必然。正如小平同志在談到中英談判爲什麽能夠取得成功時所說：“並不是我們參加談判的人有什麽特殊的本領，主要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幾年發展起來了，是個興旺發達的國家，有力量的國家，而且是個值得信任的國家。”
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同志一直高度重視港澳工作，親自爲“一國兩制”事業掌舵領航。在港澳回歸前後比較長的時間内，錢其琛同志分管港澳工作。2003年7月以來，曾慶紅、習近平、張德江、韓正同志先後擔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這幾位中央領導同志爲“一國兩制”事業和港澳工作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並曾到港澳辦親切看望大家。這些都讓我們深切感受到中央的關懷。此時此刻，我們倍加懷念創造性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的鄧小平同志，倍加懷念爲“一國兩制”事業作出歷史性貢獻的廖承志、姬鵬飛、魯平、李後同志等已經故去的港澳辦老領導老同事，我們衷心感謝廖晖、王光亞同志和其他許多爲“一國兩制”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港澳辦老領導老同事，對長期以來關心、支持“一國兩制”事業和港澳工作的各方人士，我們都銘感於心。在此謹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們今天召開這樣一個座談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爲了弘揚港澳辦的優良傳統，增強港澳辦人的集體榮譽感，激發港澳辦人接續奮鬥的精神動力。什麽是具有港澳辦特色的優良傳統呢？近期我們安排了一些老同事訪談，也請了部分老領導回到辦裡來爲大家作報告。綜合他們的意見，我想是不是可以簡要歸納爲以下4條：
一是心系家國事業重。可以說，港澳辦的同事絕大多數都是被港澳工作吸引過來的，或者說是被“一國兩制”事業感召過來的。港澳事務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就是我們選擇到港澳辦工作的吸引力。港澳辦最早的一批老司長，如鄭偉榮、諸桦、鄧強、莫瑞瓊、鍾鳴同志，本身就是香港居民，他們是受新中國的感召回到内地的。港澳辦人始終把國家和民族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終把實現港澳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作爲一種神聖使命，並爲之忘我工作，甘於奉獻。爲此，港澳辦很多同志“一生只做一件事”，“從一而終”，不是把所從事的工作當作養家糊口的職業，而是當作一項熱愛的事業。我們的老主任廖承志同志，出生於革命家庭和政治世家，自己也是“老革命”，一生坐過“七次半”監獄，九死一生，歷盡磨難，但他始終胸懷報國之志和樂觀主義精神，晚年爲祖國統一大業日夜操勞、殚精竭慮。1980年3月，他到美國做心臟搭橋手術，由於這類手術的成功率當時並不高，此前又發生了羅瑞卿大将在德國醫院手術台上意外去世的事故，許多關心廖公的人都勸他不要去冒這個風險。他在手術前給黨中央的報告中寫道：“考慮到我目前的病情和心臟功能日漸衰退的現實，如果繼續采用保守療法，即主要靠藥物維護，是不能完全治愈的……這種狀況使我不能正常地工作，實際上處於長期休養狀态，這是等死狀态，我是絕不甘願的。如果手術成功，将可以延長我爲黨工作的時間，最少五年，多到十幾年。”這段話是廖公以身許黨許國的真情表白。魯平同志1995年5月初檢查出患有胃癌，仍抱病完成原定到港澳出差的任務。在胃切除四分之三、頭發因化療脫光後還沒有再長好的情況下，他就戴頂帽子回到辦裡上班，硬撐著站完了香港回歸的最後一班崗。相信很多同志都記得香港回歸前全辦上下超負荷運轉、整天忙得熱火朝天的場景，有些同志曾經累得暈倒在會議現場。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已成爲港澳辦人珍貴而溫馨的集體回憶，也诠釋了港澳辦人對黨和國家事業的無限忠誠。
二是求真務實勇創新。“一國兩制”前無古人，“一國兩制”實踐注定要不斷面臨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迎接新挑戰。港澳辦因爲要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澳門社會打交道，特别注重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我們充分考慮港澳的歷史和現實情況，關注港澳的社情民意，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並善於以創新的思路舉措，解決一個個看似難解甚至無解的難題。這個月下旬，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即将啓用。在西九龍站設置内地口岸區，實行“一地兩檢”查驗模式，一度被認爲存在許多不可逾越的障礙。但我一開始就篤信這件事一定能辦得成，因爲魯平同志講過的一個故事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他1978年剛到港澳辦工作時，廖公就交給他一個任務：到廣東協調處理香港與内地的“三通”問題，重點是開通九龍至廣州的直通車。那時人們思想觀念中“左”的烙印還很深，許多人聽說這個想法後都直搖頭，認爲在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内地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之間搞火車直通，是不可想象的事，近乎“天方夜譚”。但到了1979年4月4日，直通車順利開通了。所以，如果與當年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作比較，現在我們推進西九龍站“一地兩檢”這樣便利乘客、惠及民生的好事，還能難到哪裡去呢？還有什麽辦不成的理由呢？再往早說，港澳居民國籍問題的處理辦法，基本法的解釋制度，預委會和臨時立法會的設立，CEPA的安排，深圳灣口岸“一地兩檢”，以及澳門大學遷至橫琴新校區、爲澳門特别行政區劃定85平方公里水域，等等，哪一件事不是創新呢？可以說，務實、創新是港澳辦與生俱來的基因。
三是精簡高效儉爲樂。廖公組建港澳辦之初，就爲港澳辦設置了比較高的“門檻”，甚至招收到港澳辦的幹部，大多要由他親自面試。幾十年來，港澳辦從來沒有大規模擴充，與歷任辦領導對幹部隊伍重質不重量、盡職不攬權不無關係。無論是新招錄的大學生和軍轉幹部，還是面向社會的公開選調，都要精挑細選，特别是把好政治關、品格關。雖然人手少，但出活兒，工作質量好、效率高，常常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表揚和其他部門的稱讚，連港澳辦的彙報材料都常常被認爲自成一體。基本法起草、第一任特别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回歸大典籌辦等大事，工作量那麽大，都是靠著不足百人的團隊完成的。而我們的辦公條件則一直相形見绌。從一開始在華僑大廈租房辦公，到北新橋王大人胡同的小院，再到永定路，後來又到甘家口百萬莊南街，輾轉4次才搬到今天月壇南街77号這個也只佔“半壁”的大樓。建辦之初相當長一個時期，連食堂都沒有，大家都是自己帶飯，中午在鍋爐裡簡單熱一下就對付過去了。一張乒乓球台，休息時是大家争搶打球的地方，中午是大家圍坐的飯桌，開會時還是共用的會議桌。但就是在如此簡陋的辦公條件下，港澳辦人以艱苦樸素、勤儉辦事爲樂，幹成了一件件舉世關注的大事。
四是平等友愛一家親。這從稱謂就可以看出來。同事之間，無論級别高低，過去都不叫官職，而一律以同志相稱。辦領導從來不擺架子，大家都是一個鍋裡吃飯，一起排隊取餐，不搞特殊化。年長的同志對年輕人生活上關心，工作上傳幫帶，既大力培養、大膽使用，又嚴格要求。老同事常常設家宴招待單身青年，還熱心地幫著介紹對象。遇有重大活動和專項工作，往往全辦齊動員，相互多補台。剛才一些老領導老同志都講到了特别懷念的一些人和事，都反映了那時候港澳辦風清氣正的人際關係和機關風氣。
孔子說，人生“四十而不惑”。對於我們這樣的一個單位來說，“四十不惑”，要求我們對所擔負的使命和職責有更内在的自覺，對“一國兩制”事業和港澳工作的規律性有更成熟的認知，對如何應對各種風浪有更強大的定力。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來說，我們理應有這種“不惑”。黨的十九大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並把“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作爲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十四條基本方略之一。這凸顯了“一國兩制”事業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重要地位，标志著港澳工作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港澳工作必須更好地融入和服務於這個大局。從“一國兩制”事業和港澳工作的局部來說，如果把港澳回歸前的中英談判、基本法起草和籌建特别行政區等活動都算上，我們從事“一國兩制”實踐已經有30多年時間。即使從港澳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一國兩制”全面付諸實踐算起，也已經超過20年。經過這麽長時期的不斷探索和經驗積累，我們也自信有這種“不惑”。特别是以去年“七一”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香港爲标志，港澳形勢呈現穩中向好、持續向好的态勢，我們對按照“一國兩制”方針進一步治理好港澳、保持港澳的長期繁榮穩定愈加充滿信心。國家強盛對港澳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心轉變的影響是積極的、深遠的，也是不可逆轉的。當然，我們也深知，正如任何偉大的事業都充滿艱難一樣，“一國兩制”實踐的過程也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一國兩制”本身就包含也包容著矛盾對立，港澳在實現平穩過渡的同時必然遺留不少隐患和問題，新政權和新的憲制秩序的建立難免需要一個過程，這些因素都決定了我們看待港澳的一些現象和問題時，切忌理想化、簡單化、情緒化。隨著港澳進入“五十年不變”的中期，許多問題已經並會進一步顯現出來，再加上國際鬥争大格局的影響，把港澳治理好絕非易事。我們必須以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港澳工作的重要論述爲指引，深刻認識港澳工作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堅持全面準确地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以前輩們爲榜樣，迎難而上，敢於擔當，積極作爲，善於創新，深耕細作，久久爲功。
我回辦裡工作馬上就滿一年了，在與大家共事交流的過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港澳工作如何更好地配合黨和國家發展大局、港澳辦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的問題。這也是我們港澳辦每一名同志都應該深入思考的問題。借此機會，我願就港澳辦在新時代如何更好地履職盡責，與大家分享4點想法：
一是當好中央處理港澳事務的參謀和助手。這是港澳辦的基本定位和角色。我辦是國務院專責港澳事務的辦事機構，同時也是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辦公室，在港澳工作系統中居於中樞位置，承擔著統籌協調和歸口管理港澳事務的職能。要加強戰略謀劃，從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高度，深入思考事關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系統謀劃近期和長遠的港澳工作。要加強調查研究，堅持問題導向，精準把握港澳社情民意，善於通過調研洞幽察微，爲中央決策提供信息、提出建議。要加強統籌協調，與各有關部門和地方保持密切聯系，多溝通、多協商、多服務，充分調動各方面包括地方港澳辦的積極性，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強督促檢查，确保中央的有關決策部署及時落到實處。
二是當好“一國兩制”方針的守護者。魯平同志在香港回歸前就講過，港澳辦要當好“一國兩制”的守門員。廖晖同志在與董建華行政長官第一次會晤後就表示，港澳辦不僅要當好“一國兩制”的守門員，還要當好特區政府的聯絡員、港澳居民的服務員。這些表述都體現了不同階段港澳辦的角色重點。今天我們講的“一國兩制”的守護者，是個全面守護者的概念。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兩制”差異，切實保障特别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堅定地支持特别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防範和阻止干預特别行政區高度自治範圍内事務的現象發生。另一方面，要堅決維護“一國”原則，牢牢守住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七一”講話中明确的三條底線，對“港獨”等嚴重違反“一國”原則、嚴重違反基本法的言行，堅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與特區政府共同做到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總之，要确保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确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
三是當好港澳與内地融合發展的促進者。黨的十九大作出了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部署。這種融入或融合發展，不是有些人擔心的要模糊兩制差異或導致港澳“内地化”，而是像韓正副總理最近所強調的，要遵循“一國兩制”“依法辦事”原則，促進港澳與内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豐富“一國兩制”實踐、造福港澳居民。無論是從國家發展全局需要來看，還是從港澳自身發展需求來看，這種融合發展都是大勢所趨。港澳辦在這個過程中要當好“媒人”，找準切入點。特别是要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建設等國家戰略實施爲重點，支持港澳抓住新一輪戰略機遇，實現自身大發展。最近我辦同事在就有關課題進行調研時，深圳一位專家向我們建議新時代港澳工作要重點關注4個關鍵詞：第一個是“治理”，就是要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全球治理體系的高度來考量和确立我們對港澳的治理理念、思維和制度；第二個是“安全”，就是要從國家總體安全的高度來全方位審視港澳在政治、經濟、科技、金融等方方面面的安全因素，健全和完善有關法律制度和安全體系，並以其獨特之處爲國家擴大開放起到安全閥作用；第三個是“融合”，就是要從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高度，特别是立足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個平台，大力推進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和體制創新，促進大灣區内人員、貨物、資金、信息等要素的流通，既以港澳所長應國家所需，也以國家所長應港澳所需；第四個是“離岸”，就是在新一輪改革開放大格局中，不能僅僅把香港作爲經濟貿易的中轉站，更要充分發揮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通過香港進行全球資源配置。這些看法對我們不無啓發意義。可以說，推動港澳與内地在經濟社會領域的融合發展，是港澳辦今後工作的一個著力點和重頭戲，大有可爲。
四是當好港澳同胞的貼心人。港澳辦的同志首先要知港澳、懂港澳，爲港澳同胞辦實事、辦好事。一方面，我們要深入了解港澳的社會制度和運行特點，深入了解港澳居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廣泛接觸港澳社會各界人士，與他們以誠相待，多作坦率交流和換位思考，注重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真心換真情。另一方面，我們要想港澳同胞之所想、急港澳同胞之所急，發揮好統籌協調有關政策制定的作用，積極回應港澳社會的關切，幫助特區政府和港澳同胞解決實際問題。最近我們剛剛會同公安部等部門出台了爲港澳台居民辦理内地居住證及相關的政策舉措。要通過辦成這一類實事、好事，讓港澳同胞産生實實在在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主題和課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責任。我爲今天的座談會想了兩句主題詞：“初心不忘事業重，四十不惑再奮進”。什麽是我們港澳辦人的初心呢？我想，港澳辦人的初心就是順利收回港澳，洗刷百年恥辱，並在“一國兩制”下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這包括兩方面，一是堅決維護國家統一和主權，二是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這兩點正是“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每一位港澳辦人都要不忘這個初心，進一步增強歷史使命感和政治責任感，強化“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堅決維護”，在新征程上繼續砥砺前行，當好“一國兩制”事業的傳承人和奮進者。
我想大家都記得去年“七一”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時，習近平總書記剛下飛機就對現場記者講過的一句話：“香港發展一直牽動著我的心”。這句話飽含深情。著名詩人艾青在他那首脍炙人口的詩作《我愛這土地》中這樣寫道：“爲什麽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爲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由此我聯想到我們港澳辦人，無論是離任的還是在職的，無論是對港澳現狀和港澳工作“譽之深”的還是“責之切”的，大家都有一種共同的情懷，就是我們都深沉地熱愛所從事的這份事業，我們都真誠地希望“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我們都由衷地期盼香港和澳門的發展越來越好。這是我們港澳辦人始終不變的情懷！
謝謝大家！
來源：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官網
編輯：趙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