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貿易戰中國可借鑒的日本經驗

1989年只是全球汽車產業100多年精彩的發展歷史中平常的一年，但這卻是日本汽車產業在美日貿易戰中絕處逢生的一年。這一年，凌志（內地譯「雷克薩斯」）LS400正式問世，其後一年，其銷量便可與賓士S級和寶馬7系比肩，這也是日本從實業到金融全面應對貿易戰的一個縮影。目前中美貿易戰正酣，當年日本的不少經驗值得內地和香港借鑒。

二戰後日本經濟復甦，工業高速發展。圖為LS400問世時的著名的「香檳塔」廣告

1989年的美國洛杉磯，一個全新的汽車品牌廣告首次在電視上播出，畫面中15個香檳杯被疊成塔型放在發動的汽車前蓋上，香檳從頂部的杯子穩穩倒入，傾瀉而下的香檳將這15個杯子變成了美妙的香檳塔。汽車啟動後，發動機蓋上的香檳塔紋絲不動，後來被稱作「香檳塔奇跡」，這個橫空出世的汽車品牌就是凌志。

凌志是日本豐田汽車旗下的高端品牌，同一級別的還有本田旗下的謳歌和日產旗下的英菲尼迪。市場傳言，豐田公司為凌志品牌投資了10億美元，接近波音飛機研發費用的一半。重金投入的凌志在美國和全球市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當時的美國高端汽車市場可謂是群雄逐鹿，既有賓士、寶馬等歐洲豪華品牌，又有凱迪拉克等本土品牌，但即使如此，凌志的頂級產品線LS在上市的第二年，就獲得了與賓士S級和寶馬7系比肩的銷量。

美日貿易戰背後的經濟邏輯

美日之間的貿易摩擦是現代貿易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範圍最廣的貿易爭端之一，從二戰後一直延續至今。

從經濟邏輯來看，美日貿易戰的主要原因是兩國之間的貿易逆差和產業結構重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里茨曾說，如果兩國間經常項目收支的逆差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1.5%，會發生激烈摩擦；超過2%，就會引發報復行動；超過該國貿易額的25%，那就是政治問題。這樣的表述雖然略有些簡單化，但在一定程度上給現代史上多數的貿易爭端提供了一個解釋。

在貿易逆差方面，二戰後日本經濟復蘇，輕工業高速發展，對美出口不斷增加。1965年，美國對日本貿易首次出現逆差。1987年，美日貿易逆差達到了最高值567億美元。同年，美國GDP水平約為4.8萬億，貿易逆差佔GDP比重約為1.2%。1985年至1995年，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佔美國整體貿易逆差的30%到50%。

在產業結構方面，日本一直處於後來居上的位置。從一開始的輕工業，到上世紀70年代的鋼鐵產業，再到上世紀80年代的汽車產業，以及後來的電子產品，日本憑藉在研發投入和產品品質上的優勢，迅速擴大美國市場佔有率，對美國企業造成嚴重擠壓。由於美國國內大型企業形成的利益集團具有廣泛的政治影響力，這些美國本土產業受到日本衝擊最大的領域，往往成為貿易戰的主要爭端。

儘管貿易戰兵臨城下，在產業轉型升級的戰略上也要有長遠規劃。圖為內地某汽車生產車間

為擺脫弱勢地位的貿易戰政治邏輯

日本嘗試擺脫在與美交往中的弱勢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美方反制，是美日貿易戰的政治邏輯。1951年美日簽署的安全保障條約，成為兩國軍事同盟的基礎，也奠定了日美政治依附關係。在此條約下，美國對日本在軍事上進行嚴格的控制，在經濟上利用政治和外交手段獲得優勢。這樣的附庸關係，造成日本在應對貿易戰時十分被動，例如，日本被迫和美國簽訂了一系列「自主限制」出口的協定，涉及紡織品、鋼鐵、彩電、汽車和半導體等多種熱門產品。1985年的廣場協議，更是直接干預了日本的匯率政策，進而影響了此後數十年日本經濟發展的進程。

但隨著日本綜合實力的增強，美日兩國在防務費用上分歧不斷，雙邊信賴關係逐漸降溫。這樣互不信任的情緒在日本三菱地產買下美國歷史地標洛克菲勒中心後達到頂峰，美國輿論驚呼「日本買下了美國的靈魂」。同年，時任日本索尼公司總裁盛田昭夫出版了《日本可以說不》一書，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當時日本國內要求提高國際地位的輿論情緒。

日本嘗試擺脫「附庸」而成為美國「平等的夥伴」的舉措，引發了美國政府的全方位的反制措施。美國政府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稱，「美國戰後戰略的成功，使盟國和友好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得以繁榮昌盛，現在美國需要他們在共同安全方面承擔起更大的份額」。當時的美國政府傾向於將貿易和安全問題捆綁在一起，以此向日本施壓，具體措施包括政治談話、貿易戰和匯率調控等等，並最終取得了有利於美國的結果。雙方在1989年簽署的《美日結構性障礙協定》，被美國學術界稱為「第三次打開了日本國門」。

時至今日，美日關係仍處於附庸和平等的夥伴之間一個微妙的平衡，並影響著雙方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決策。

應對貿易戰可藉鑒的日本經驗

2018年3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備忘錄，宣布對中國的「301調查」，認定中國知識產權侵權，並計劃對至少5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涉及商品包括航空、鐵路、新能源汽車和高科技產品等1,300個類別，並將限制中國企業投資併購美國企業。8月1日，美國政府發布聲明，擬對涉及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25%的關稅。

「301調查」來自於美國《1974年貿易法》，主要授權美國貿易代表對不合理或不公平貿易行為發起調查，並可以採取單邊行動。歷史上，美國在1971年、1989年和1994年三次在與日本的貿易摩擦中使用「301條款」。時隔多年，「301條款」再次解封，中美貿易爭端逐步升級。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那麼，中國能從美日的貿易戰當中學到什麼？

歷史的細節紛繁複雜，筆者認為，從金融和經濟兩大脈絡入手，各取一隅慎思明辨，有助於對貿易戰有更深一步的認識。

客觀看待匯率因素

在美日貿易戰過程中，日元經歷了兩次大幅升值。第一次始於1971年，日元匯率從360日元兌1美元升值至1978年的308日元兌1美元。第二次是「廣場協定」，自1985年協定簽訂後至1988年，日元對美元升值近100%，到1995年升值幅度超過200%。

有分析認為，日元升值是導致日本「失去的十年」的直接原因。但筆者認為，日本國內資產泡沫破裂和經濟下滑，是包括經濟、財政和匯率等一系列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具體來說，日元升值對實體經濟的直接影響主要是改變了進出口結構，傳統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下降，出口規模下降。升值的負面影響主要是加速了資產泡沫的形成，並壓縮了政策調整的空間。為抵消出口下降的影響，日本政府採取寬鬆政策來刺激內需，但同時又缺乏對經濟增長模式的改革，由於原有經濟增長模式已接近飽和，導致資本不能完全被經濟實體所吸收，在流向房地產等投機市場後刺激資產泡沫的形成。

事實上，匯率作為一個衡量不同貨幣的比價單位，對進出口和跨境資金流動更多的是短期的影響，而從長期來看，匯率因素的影響更偏中性。更應關注的是金融資產的順週期性是否得到抑制，即資產價格泡沫是否不再積聚；以及經濟週期和金融週期是否匹配，即資金是否流向有效率的經濟部門。因此，在一個供求相對均衡的市場中，不必過於關注匯率水平及波動。

平衡產業轉型升級的風險與收益

產業轉型升級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話題，目前對產業轉型升級的研究多數集中在其優點方面，包括技術進步、生產效率提高、新興產業得到發展等等。同時應該看到，產業轉型升級是對利益的一個再分配過程，舊的產業主體對原有生產方式具有依賴性，而不願意進行改變，新的產業需要有戰略性的規劃以及大規模的前期投入，具有一定的風險性。

從日本經驗來看，在貿易戰壓力下產業轉型升級的收益和風險都有所體現。以汽車行業和電子製造行業為例，美日汽車產業貿易摩擦於1979年底首次爆發。1979年，美國汽車工人工會挑起爭議，要求政府與日本汽車企業展開談判，限制進口或者在美國本地生產。之後，美日間的汽車貿易摩擦持續了二十多年，在這過程中，日本汽車企業在1981年實施出口自主設限、1985年受到美國超級「301條款」貿易報復、1993年遭美國企業反傾銷訴訟，日本汽車產業遭受重大打擊。為擺脫困境，日本汽車企業開始了轉型升級之路，主要措施包括兩方面，一是全球化生產戰略，二是豪華品牌戰略。

全球化生產戰略主要是日本車企在海外投資建廠，或者與海外展開合資生產。從1982年起，日本汽車企業集中在美國建立了一批工廠，包括豐田肯塔基工廠、本田俄亥俄工廠、日產田納西工廠等。1984年，豐田與美國通用公司在加利福尼亞州建立合資企業新聯合汽車製造公司（NUMMI），是當時日本汽車行業中規模最大的合資案例。當地語系化生產降低了日本汽車企業對美出口金額，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貿易摩擦的負面作用。

向豪華車轉型的品牌戰略，是日本汽車企業的另一個關鍵調整部署。豪華品牌戰略首先由豐田、日產、本田三家大型汽車企業實施，分別推出凌志、英菲尼迪和謳歌三個豪華品牌。經過6到7年的研發，這些產品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集中上市，這也就有了本文開頭的「香檳塔奇跡」。日本汽車企業的豪華品牌戰略取得了很大成功。1994年，謳歌在美國累計銷量破100萬輛，凌志在1999年首次成為美國最暢銷豪華車品牌。合計來看，當時的日本三大車廠在北美打開了年銷量 60萬輛的日本豪華車市場。

產業轉型升級也有風險，日本電子製造業的由盛而衰則是產業轉型升級失敗的一個例子。曾幾何時，日本的索尼、東芝等著名電子企業品牌佔據了全球電子產品市場的主要份額。但在上世紀80年代後，隨著日本企業將生產基地遷往海外，將設計和研發中心留在日本，造成了技術開發與市場開拓的脫節，逐漸使日本電子製造脫離了世界先進水平。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湯之上隆在《失去的製造業：日本製造業的敗北》一書中，反思日本電子製造業轉型失敗的原因，包括在新技術浪潮下對市場機會缺乏敏感性、因循守舊、錯失機會等等，同時，管理上的不當也增加了日本電子製造企業的成本，加速了行業的衰敗。

因此，儘管貿易戰兵臨城下，在產業轉型升級的戰略上也要有長遠規劃，尤其是在高端製造業等核心產業，更需要尋找合適的發展路徑，只有在產業升級過程中做好了承擔了相應風險的準備，同時以市場化機制進行優勝劣汰，才能獲得產業升級帶來的好處。

關注人口紅利消退等內在因素

勞動投入是所有經濟增長模型的關鍵要素之一。日本在貿易戰中遇到的經濟衰退，與其人口結構老齡化等內在因素不無關係。從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日本人口老齡化率從5.7%上升至12%，到2000年進一步上升到23.3%。老齡化直接導致勞動力人口下降，1990年日本製造業總就業人數為1,519萬人，2000年下降到1,327萬人。老齡化還會間接增加醫療、護理等社會保障成本。

根據2015年中國人口抽樣調查資料，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在佔比和絕對數量上已進入下降通道。在過去幾十年中，人口紅利一直是中國經濟得以快速增長的重要條件。因此，如何通過人口數量、結構和品質的調整來延續人口紅利，進而提高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抵消貿易戰的負面影響，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莊太量係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

陸晨希係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研究員

掃描二維碼關注紫荊論壇

來稿聯繫方式：

電話：（852）2285 0006

傳真：（852）2546 4582

電郵：zijingluntan@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