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國際金融與高端智庫的思考及建議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是2017年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之際提出並開始準備的，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重要里程碑，對「一國兩制」大框架下灣區內的兩個特區、9個內地城市如何去除各自弱勢瓶頸、挖掘各自優勢潛力、引領大灣區、中國乃至世界經濟金融未來發展具有重要且深遠的意義。其中的關鍵在於規劃的執行，而對未來世界經濟、金融、科技及地緣政治的長期與透徹的研究把握，則需要政府和民間合作投資具有真正國際競爭力、影響力、話語權的獨立且有生命力的智庫。為此，發展一套創新機制和人才的招攬是必不可少的。

如何促使港幣成為實際上的超主權國際貨幣，為未來大宗商品交易、「一帶一路」離岸融資、數字貨幣創新打下基礎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圖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部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需要招攬人才

粵港澳大灣區對標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及東京灣區。紐約灣區有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舊金山灣區有蘭德公司；東京灣區有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等國際一流的智庫，對國際經濟、金融、科技及地緣政治做長期深入的研究。這些軟實力對灣區未來發展十分重要，因為將來對家庭、企業及國家最大的風險是主權國家內政及國際政治。而智庫領域的不足正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短板，哪怕是灣區內最發達的城市——香港。

1997年以前香港受英國殖民統治，所有在港推行的政策均在倫敦敲板，而香港公務員只需嚴格執行。回歸以後，香港各類智庫層出不窮，但主要是針對過去及當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甚少發掘香港的潛在優勢及研究香港、大灣區、國家及世界的長遠戰略性問題。這無疑是十分遺憾的，因為香港擁有西方市場經濟體制中所具備的成功因素，而內地缺乏的一些市場要素亦可借鑒香港，如廉政公署具有全球反腐最成熟最成功的機制、股票市場（香港交易所近年IPO 集資額超過全美國，也超過上海與深圳交易所之和）、銀行（以香港為基地的滙豐銀行是全球最穩定最可信賴的銀行）、法律與會計服務（香港的普通法及仲裁機制得到國際社會尊重及信賴）、貨幣（港幣與美元掛鉤，重要的是香港特區政府實質上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更無財政赤字，其財政儲備超過兩年半的財政預算，接近香港GDP的一半，代表特區政府信用極好）、全球網絡（香港與歐洲、美國、亞洲、內地都有根深蒂固的商業與文化聯繫）。

然而，香港無法發揮優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無法突破發展瓶頸（即物理空間與外部市場的限制）。香港大學的畢業生目前收入比25年前稍低，然而香港房價在25年間已經翻了3到4倍。筆者在香港大學的助教不得不住在深圳，只因他的工資無法承擔香港過分昂貴的租金。就連香港大學的教授如果僅憑其工資，終生也買不起香港一套150平米的公寓。香港的成功導致了它的房價上漲，一步一步地走向「曼哈頓發展模式」，不同的是曼哈頓背後有整個紐約灣區在支持。

由於擁有整個紐約灣區的支持，曼哈頓內的高房價不會成為自身及紐約灣區發展成世界頂級灣區的瓶頸。曼哈頓內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生如果在曼哈頓找不到高薪工作，他可以選擇一、二小時通勤距離之外的地方生活及工作，維持一個性價比較高的小康生活水準，而曼哈頓的高收入及世界頂尖專業人士也可以在紐約灣區居住大房享受幸福穩定的家庭生活。這正是世界頂級灣區可以吸引並同時留住頂尖人才和一般工薪階層的原因，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必須突破的一個關鍵瓶頸。

對於深圳及灣區內的其他內地城市而言，主要瓶頸是產業升級與技術創新所需要的國際人才、國際資本、國際技術、國際企業及國際通行的制度與機制。

然而，創新的風險極高，99%的創新會面臨失敗。正因為風險過高，所以回報必須相匹配。而應對風險的唯一選擇是合理地分散並分擔風險，這也是金融市場的作用，也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從香港過去的成就可見，它的資本市場可以從全球進行低成本、高速度融資，幫助創造騰訊這種具有發展潛力的上市公司。

全球高收入、高淨值人士會選擇香港作為工作及生活的首選地，因為它的教育、醫療、社區服務、治安、產權保護、法治等城市生活環境對有能力支付的階層來說是世界一流的。可以說，如果沒有香港國際化的視窗，廣東不可能發展出今天這樣具有國際競爭力及創新能力的企業與城市。

香港在大灣區發揮重要支點作用

展望未來，粵港澳大灣區面臨的挑戰將有量級的攀升。未來國家不僅需要微信、淘寶、高鐵、航母、無人機，還需要自主晶片、穩定公平的多邊貿易投資金融體系與和平的地緣政治環境等。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與設想本質上不僅需要發展經濟硬實力，還需要培育軟實力，並通過軟實力去正確理解其它國家和地區的制度、文化及利益訴求，再通過多贏的方式達到修改及完善現有國際貿易、投資與金融秩序的目的。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乃至世界最富有、最有活力、最市場化、最國際化、最開放的區域，理所當然地肩負未來中國走向國際舞台的一個重要基地與支點。通過這個支點，中國在過去40年實現了融入全球供應鏈（外貿、外商投資及製造業）、融入全球資本市場（紅籌股、H股、滬港通、深港通及債券通）、融入全球法治體系（仲裁、會計、審計及金融監管）。

未來國家還需要香港特區及大灣區在兩個重要領域發揮重要的支點作用，為全球經濟、「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一個是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另一個是國際科技創新體系。這兩個體系的改革都需要持續深入、系統、開放、有競爭力並從國家利益及全球經濟與金融秩序的角度展開的研究。

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建設方面，如何將目前與美元掛鉤的港幣逐漸轉變成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立的一攬子貨幣（即SDR，SpecialDrawing Rights特別提款權）掛鉤，從而促使港幣成為實際上的超主權國際貨幣，為未來大宗商品交易、「一帶一路」離岸融資、數字貨幣創新打下基礎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當未來世界經濟中心東移到亞洲時，金融中心必須在亞洲，而國際貨幣金融的監管及標準制定也必須相應配合。如果我們客觀地從科學研究的角度大膽假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許應該搬到香港或前海。不過這些設想不會自動實現，必須努力爭取，這就是需要強有力的智庫進行研發的原因。

在國際科技創新體系建設方面，未來最艱巨的競爭將在大數據領域。而香港作為全球最開放並同時與內地及西方享有密切聯繫的城市，具有無限創新、搭橋轉換及制定規則與標準的潛力。可惜香港的政治、地產與社會問題瓶頸有可能嚴重約束其面對未來的引領創新能力。

啟動大灣區原動力與軟實力的建議

因此，大灣區內部有必要引入適當的區域間競爭機制來激發創造力。如果香港在某方面有發展優勢，卻因為瓶頸制約而舉步為艱，豈不可惜？所以為了國家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利益，前海應該創造條件，放手去做。在科技創新方面，深圳就是這樣超過香港，比如大疆無人機的崛起。

筆者認為在深圳前海創建一個從國家利益及全球經濟金融秩序角度研究大灣區發展，且具有國際競爭力、影響力和話語權的新型非政府專業智庫，從而啟動中央政府與大灣區內兩個特區政府和9個地方政府，以及灣區內的企業與公眾的原動力與軟實力是勢在必行的。

為什麼智庫需要設在前海而不是在香港或北京？首先，前海具有複製香港大部分制度優勢的潛力，具有避免香港高成本的條件（前海智庫大部分工作人員不必住在前海），既保證可有國際化優勢同時，在成本及運作方面保持競爭力及可持續性。對於內地的官員及監管者而言，前往前海交流比較容易。

另外，北京已經有很多國家智庫，卻因為離市場太遠，不容易維持智庫的獨立性及多樣性、不容易掌握市場及國際發展趨勢、不容易贏得國際影響力及國際話語權。在香港，參與市場的國際專業人才極其豐富，他們可以很方便的來前海參與研討。

如果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建立的智庫，他們的性質屬於為中央或地方政府服務，約束了這些智庫研究的想像空間及獨立性。擁有政府背景雖然容易吸引資金、人才及公眾關注，但成本是相對僵化的行政約束和低效管理。非政府智庫需要政府的支援，但這些支持是在專業人士主導及民間資金支援的大環境下實現的良性互補關係。

縱觀國際及內地，亦有許多打著智庫的名號，實質是有明顯政治及利益偏向的機構組織。導致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智庫的資金來源過於集中，導致金主對智庫運作影響太大。有時候政府對智庫控制與影響也會導致一些智庫不夠專業、沒有公信力及話語權。政府內部的智庫一般必須符合政府工作及政策的要求，無法達到長遠、獨立、開放來開展戰略研究，因而需要非政府專業智庫作為互補來營造良好的多樣性智庫生態體系。

因此，筆者建議深圳市政府（前海試驗區或其它地方政府）考慮與民間合作，共同創立一個新型、國際化、專業化，從國家利益及國際秩序角度長期研究灣區發展的智庫平台。借鑒美國高校及部分智庫的經驗，由當地政府無償提供土地或辦公樓、啟動資金及稅收優惠等基本條件，再由民間集資解決主要營運資金。這個相對獨立的智庫平台便可以大大提高灣區內城市間的公共政策研究信息溝通，以及灣區城市群與北京、世界其它主要灣區、國際機構與國際社會的交流，彌補灣區內智庫能力不足的短板。

例如，前海可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及中國人民銀行合作，發起一個全球央行行長或高管的年會（類似美國Jackson HoleCentral Bankers Annual Conference）。亦可利用香港的國際資源及廣東的企業資源，發起一系列的中美、中歐、中印及其它與「一帶一路」相關的二軌對話。

這個智庫平台亦可研究數字貨幣及區塊鏈監管，包括推出e-SDR超主權一攬子數字貨幣，為未來港幣與SDR掛鉤並成為未來的「絲路貨幣」做鋪墊。

所以，高端專業的智庫平台可以系統地總結香港、深圳及廣東發展的經驗，為內地相對落後的地區及「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提供幫助。甚者，還可以研究大灣區如何合作引領全球經濟未來發展，例如，大灣區可否由香港領頭，成立一個香港及珠三角國際開發銀行，利用香港及廣東極好的信用評級發行以SDR計價的債券來融資，然後投資到大灣區、歐美及「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為維護大灣區未來國際金融地位作出貢獻。

作者係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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