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及心理視角淺析兩岸統一

從中國人的「倫人」基本人際狀態特性來看，如果我們希冀兩岸能夠突破僵局，使兩岸之間能有更多積極意義的操作空間，當前的對台政策，就應當在「一個中國」政策毫不動搖的基礎上，從強化兩岸同胞所共享的同一文明體的維度著手。換言之，穩固兩岸人民彼此間的內部關係，加強其黏稠度與相互依存的心理狀態，應當是兩岸關係的工作重點。當兩岸就是一家人的情境重新被確立時，我們就能從中國人的文明體維度，或是說進入中國自身的語境之內，水到渠成地以組織體的剛性方式，也就是通過政治上的方式，完成國家的統一大業。

穩固兩岸人民間彼此間的內部關係，加強其黏稠度與相互依存的心理狀態，應當是兩岸關係的工作重點。圖為海峽兩岸同胞神農炎帝故里民間拜祖典禮在山西高平炎帝陵舉行

一、從華人的國民特性展望兩岸關係

人類文明基本上是建立在兩大類型的基本人際狀態上：一類是「個人」系統，重點是「個體」，主要以西方人所建構的國家為代表；另一類則是「間人」系統，重點是「關係體」，主要以亞洲國家為代表。「間人」和「間人主義」（contextualism）的概念是由日本學者濱口惠俊所提出，用以與西方社會的個人與個人主義相區別。像中國、印度、日本這樣的大規模文明社會，他們的基本人際狀態都不屬於「個人」系統，而是屬於「間人」系統。上述這兩大類基本人際狀態，各自又能區分出許多亞類型；學者尚會鵬所倡導的心理文化學，使用了幾個下位概念來對應「間人」的幾個亞類型。中國人就屬於「間人」概念下的「倫人」、印度人屬於「階序人」，而日本人則屬於「緣人」。

在國際政治分析中，「國家」這個概念同時受到來自幾個方向的作用力，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具有不同角色與類屬的許多不同「個體」，以其相似的認同為紐帶，在社會化的過程之中，建構彼此之間的情感依賴與互助性共識，從而產生了將一般化的他者，作為自身理解的一部分認同，以及將自己作為「群我」的一部分的意識。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這種類型的「國家意識」典型的代表，都是以「個人」系統為特色的西方國家。

不容置疑的是，即便是「間人」系統中的人民，在其所屬的國家作為一個行為主體，進行國際政治的互動過程中，也能夠自然地生成對自己國家的身份上的認同；但是當我們論及中國人的基本人際狀態時，我們發現「倫人」體系下的中國人，除了前述的認同形式外，在具體生活中，更傾向於以「親屬圈」為核心來界定自我，並且以之判斷外界事物與自己的關係。

我們若是將時空距離拉回到300年前，也很難想像清朝政府會對從台灣回到大陸來生活的台灣同胞採取差別待遇；日本佔領台灣時期，不但有台灣同胞願意回到大陸來生活，甚至有不少台灣精英主動到大陸參加抗戰；台灣同胞當時之所以不管處在何種政治管制下，都認為中國大陸就是祖國，正是文明體方面的因素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祖國這兩個字，對中國人而言，除了組織體上的意義外，更重要的是文明體上的意義。中國人即使在組織體上變成了美國人，在奧運期間，當中美對抗時，他還是更願意為中國隊加油，因為在文明體上，他仍然是一位中國人。

故此，從中國人的「倫人」基本人際狀態特性來看，如果我們希冀兩岸能夠突破僵局，使兩岸之間能有更多的積極意義的操作空間，當前的對台政策，就應當在組織體維度「一個中國」政策毫不動搖的基礎上，從強化兩岸同胞所共享的同一文明體的維度著手。換言之，穩固兩岸人民彼此間的內部關係，加強其黏稠度與相互依存的心理狀態，應當是兩岸關係的工作重點。當兩岸就是一家人的情境重新被確立時，我們就能從中國人的文明體維度，或是說進入中國自身的語境之內，水到渠成地以組織體的剛性方式，也就是通過政治上的方式，完成國家的統一大業。

我們應當認識到，中國人的內部矛盾之所以可以通過這種模式來解決，主要是因為兩岸同胞均屬於同一個文明體，在這一個文明體之內，有著獨特的面對問題與處理問題的態度與方法，我們不能僅僅只在西方人構建的國際政治型態與法律規定中來思考兩岸關係發展的可能性。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不管從政治、法律或文化上，都是鐵一般的事實。但是如果我們僅將焦點放在政治或法律層面，也就是一直關注「組織體」意義上所講的「一個中國」，就有可能在兩岸對一個中國組織體認同發生齟齬時，影響了兩岸關係實際上仍可不斷深化的可能性。

台灣同胞從各方面來看，都是特別標準的河洛人，有著鮮明的中國人的國民性。圖為首次來大陸的台灣青年在福州市溫泉公園藝博園內的彩繪作品中留影

二、「台獨」的認知失調及矛盾心理

《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台灣，「台人驟聞之，若夜午暴聞轟雷，驚駭無人色，奔走相告，聚哭於市中，夜以繼日，哭聲達於四野。是時，風雲變色，若無天地，澎湖之水為之不流。」康有為等人曾在北京親眼看到「台灣舉人垂涕而請命，莫不哀之。」台灣老百姓當時並不打算束手就擒，而是自組民兵，積極準備抗日。1895年5月29日，日軍從台灣北部登陸，正式展開了「乙未戰爭」；這場戰役一直延續了將近半年，日軍才勉強侵佔了台灣；台灣同胞隨後的武裝抗日行動，則延續了20年之久。

120年前，絕大多數的台灣同胞因為不想當亡國奴，選擇了英勇抵抗日本軍隊。但是清朝覆亡之後，《馬關條約》所種下的心結並沒有被打開。台灣同胞在苦等了半個世紀之後，好不容易盼來了光復，對於同屬於一個文明體的新執政者（國民黨），本來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國民黨在台長期實行「白色恐怖」統治，嚴重傷害了台灣同胞。在反抗國民黨統治的過程中，一部分人出現了分離主義思想（「台獨」），但此種分離主義存在著十分複雜的認識和心理。

（一）中國「倫人」系統內的主體與成員的置換

對於那些主張「台獨」的分離主義者而言，主張「台獨」首先要過的一關，並不是外力的限制，而是自我內心思想衝突的整合與一致化。因為台灣同胞從各方面來看，都是特別標準的河洛人（中原人遷至閩南），有著鮮明的中國人的國民性。中國人一向重視文明體方面的影響更甚於組織體方面的作用，當台灣同胞的文明體仍屬於中國大陸時，想要在組織體上脫離中國大陸，他們內心所困擾的並不是組織體上的割裂，而是疑惑一旦在組織體上與大陸脫離，台灣同胞歸屬的文明體所必須附麗的地理範圍，是否就會因為發生變化而影響到台灣同胞（中國人）的文明體的純正、完整，與延續？因為不管在組織體上台灣同胞曾經隸屬於大清、日本，或是中華民國，這些人更關切的是，千百年來的中國人的「倫人」特性不能變，三綱五常，忠孝節義不能變；因為他們生命存續的很大一部分意義，正是通過「倫人」的特性來展示與延續的。從這個視角來看，尤其能清楚的看出，部分民進黨政客們在台灣強行推動「去中」運動的不良用心，以及部分台灣同胞為了爭取生存資源運用的自主性所願意付出的代價。

由於支持「台獨」的分離主義者，他們也是中國人，但是卻因為感覺來自大陸的外省人與現在的大陸人，侵犯或威脅了他們的基本生存資源，所以不願意再把他們這些人當成是自己人。由於在中國的「倫人」體系下，對待自己人所必須適用的相處規矩與對待陌生人或敵人所需要適用的規矩不同，既然他們不可能讓這些他們認為侵犯了他們生存資源的人放棄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台獨」分離主義者就只好想辦法抹去自己的中國人印記。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合理化自己以對待陌生人，甚至是敵人的方式去對待這些「中國人」。換言之，在中國人特性的表現上，「台獨」分離主義者為了降低其內心對於規矩的選擇適用發生的困境，不得不改變他們對自己行為的認知。

要在台灣創造統一條件，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困難，關鍵在於是否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以及應當通過什麼步驟，用什麼方法。圖為第十四屆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

（二）認知失調所產生的矛盾心理

通過心理學中的「認知失調理論」（cognitivedissonance theory），我們能夠清楚的看出部分台灣同胞傾向分離主義時，其內心深陷矛盾與尋找出路的思想變化軌跡。利昂．費斯汀格（LeonFestinger）於1957年，在《認知失調論》一書中提出了「認知失調理論」，其基本要義為，當個體面對新情境，必需表示自身的態度時，個體在心理上將出現新認知（新的理解）與舊認知（舊的信念）相互衝突的狀況，為了消除此種因為不一致而帶來緊張的不適感，個體在心理上傾向於採用兩種方式來進行自我調適，其一為否認新認知；另一為尋求更多新認知的資訊，提升新認知的可信度，借以徹底取代舊認知，從而獲得心理平衡。於此所謂的「認知」，指的是任何一種知識的型式，包含看法、情緒、信仰，以及行為等。

我們通過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石之瑜的研究可以了解到，海德（Heider，1958）認為，人對自己、對他人，和對事務的好惡，與實際行為之間，有必須維持一致的驅力。人們對於認知上的不協調會感到焦慮，這使得帶有好惡情感的某種態度可以對知覺產生影響。人們都喜歡別人與自己的意見相同，而維持一致和被人同意這兩種認知需要，都是態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態度因素促成了社會相關理論（socialjudgement theory）。根據此一理論，態度就像是一個船錨，所有對其他人、事的觀察，都是依照和主角的態度的相關位置和距離而形成的。在知覺的過程中，態度是不變的常數，凡是和自己態度接近的，知覺上就會被吸得更近；和態度相異的，知覺上會被推得更遠。換言之，就是誇大與自己人的同質性，以及與旁人的異質性。當某人對一件事情非常重視的時候，吸引與推遠的效果均會增強。 

利用認知失調理論，可以清晰的說明分離主義者的政治心理。我們試以台灣在日據時期的教育政策與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執政時期的教育政策為例。曾經擔任過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日語翻譯、在台灣出生、日本神戶長大、戰後以華僑的身份回歸祖國的林麗韞回憶表示，他的父親十分關心教育，對於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不平等環境，充滿了不信任與不滿。以當時的中學教育為例：一中、一女是日本人讀的學校；二中、二女才是台灣同胞子弟學習極為優異者可以就讀的學校。我們再以台灣大學的前身台北帝國大學為例：該校1927年創校，每年預定招收學生40名，分別為農學科20人、農藝化學10人、化學科5人、生物學科5人。1931年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其中理學士6人、農學士26人，農學士中僅有3位台灣同胞。從1931年至1946年止，理農學部共舉行了17屆畢業典禮，畢業生509人，台灣人學生僅有38位。

1919年，第一代文官台灣總督田健次郎呼籲要「一視同仁」，並且在1922年頒布了新教育令，令基礎教育在台灣得以逐漸普及。但是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內心，真的是希望做到「一視同仁」嗎？我們檢視一下有關高等教育的數據即知，日本戰敗時，台灣的人口比例是台灣同胞600萬人，日本人有32萬，即使是因為戰局不利，由於「學徒出陣」（學生被徵召入伍參戰），使得日本人學生的比例減少，但是在1944年台北帝國大學的文政學部中，日本學生對台灣學生的比例仍然是30比2；「學徒出陣」之前的1943年，日本學生對台灣學生的比例則是164比3。除了醫學部因為日本發動戰爭與台灣社會日常需要，基本能夠達到一比一的比例外，其他學部的日台學生比例都極為懸殊。日本人在台灣的教育政策，其真正目的在於「足堪驅使」以擴大與深化日本的殖民利益。所以台灣總督府強調的「一視同仁，內台共學」，其實就只是個口號。

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除了戒嚴時期，黨政軍的高級領導偏重任用外省人之外，多數的台灣同胞不管是在教育、經濟，與各行各業方面，均有著與外省人並無二致的公平競爭地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國民黨在台灣徹底消滅了類似農奴的租佃制度，讓台灣農民以非常低的代價獲取了農地的永久所有權。若以「德政」的角度來看，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相對於中國國民黨的統治，絕對是瞠乎其後。但奇怪的是，有不少台灣同胞寧願牢記國民黨執政時期所犯下的錯誤，卻不願意公開承認國民黨所做出的成績。個中原因，除了民進黨政客們的故意操弄奏效以外，主要還是因為對「自己人」（國民黨、大陸人）的期待不同，所以一旦受到自己人的傷害，內心的創傷感會放大，而且在沒有真正完成和解儀式，化解心結，並且解除不安全感之前，將難以原諒自己人。因為基於中國人的「倫人」特性，這種反應可以把對自己有傷害威脅的「自己人」暫時區隔開來，並且合理化自己以差別待遇（不同規矩）與之相處的正當性。

換言之，台灣一些人當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美化，一方面是因為部分台灣同胞缺乏歷史知識，另一方面則是在同一族群之內對自己人（中國國民黨、大陸人）統治的不滿反應。我們必須指出的是，操弄這樣的分離意識，對民進黨政客有非常大的政治利益，這也是這種心理能夠在台灣一直延續的重要原因之一。

認知失調的方式有兩種，最簡單的方式是邏輯上的不一致。如果說所有的馬都是黑的，那麼見到某匹馬是白色的，則個體的認識就會產生不一致，失調就會隨之產生。態度與行為之間的不一致，或者同一個體的兩種行為不一致最容易導致失調，比如一個人在態度上可能反對吸煙，那麼「我反對吸煙」和「我吸煙」就是兩種矛盾的認知，個體就必然產生認知失調。這種範例同樣可以應用於兩種不一致的行為。在論及失調對行為的影響時，利昂．費斯汀格做了兩個假定：1.當失調存在時，由於個體心理上會產生痛苦，所以個體會試圖減少失調，達到認知和諧，以減少心理上的不舒適體驗；2. 當失調存在時，除了努力減少失調外，個體還會積極地避開可能導致增加失調的情景和信息。

減少失調可以通過三種方式完成：1. 改變自己對行為的認知（尋找合理化的解釋理由）；2.改變自己的行為；3. 改變自己對行為結果的認識（改變態度）。

根據利昂‧費斯汀格的理論，他們除了會刻意迴避承認他們就是中國人的一切證據，以免加劇自己的認知失調情況外，他們還可能會有以下三種選擇：1.他們告訴自己，他們所排斥並不是同一個族群的人（不是自己人），所以心理就不再會有負擔；2.不再排斥他們（中國人），那麼以後心理就不會有負擔。3. 雖然排斥他們（中國人），但現實上並未造成排斥結果，所以心理不必有負擔。

由於「台獨」分離主義者內心深處的不安感從未消除，反而被政治野心家們不斷強化。在憤怒與討厭的情境下，他們通常會選擇第一種方式來解決他們內心認知失調的問題。簡言之，「台獨」分離主義者必須把「中國人」他者化，否則他們就會一直陷在認知失調的困境中。

當兩岸就是一家人的情境重新被確立時，我們就能從中國人的文明體維度，或是說進入中國自身的語境之內，水到渠成的以組織體的剛性方式，也就是通過政治上的方式，完成國家的統一大業。圖為兩岸通水見證儀式

三、兩岸和平統一的工作方向

從心理文化學的視角來看，人們有三種安全層次的需要，分別是：（一）生物性安全：遮風避雨的住所、禦寒的衣物、工作機會等。（二）社會性安全：就是個人可以宣稱他周圍的夥伴是他的同類，他們之間有相同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三）情感性安全：這是指人們喜歡的，投注了情感的歸屬，例如：孩子對母親的情感依賴。這種情感的歸屬，能給人們帶來最高級別的安全感。

中國國民黨在蔣經國執政時期，在台灣本來已經同時扮演了滿足老百姓的生物性需求、社會性需求，以及情感性需求的角色。但是在李登輝的刻意破壞與民進黨長期的操弄下，國民黨自我滅亡式地失去了扮演滿足台灣老百姓情感性需求的角色，反倒是民進黨趁虛進入，完全取代了國民黨40年前的位置。

大陸方面在爭取台灣民心的過程中，一開始主要的對台工作要點在於「讓利」，讓利雖非不重要，但是在多數台灣人的生物性安全並不存在生存危機的威脅時，讓利尚不足以打動人心。不過近幾年來，大陸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因此除了繼續讓利以外，還強調了「兩岸一家親」，這就是在滿足生物性需求以外，也朝著兼顧社會性的需求移動，但不可諱言，距離情感性的需求，還有一段距離。

爭取台灣老百姓的民心，要同時滿足老百姓的三種需求。事實上，要在台灣創造統一條件，並非如藍營或大陸方面所想像的困難，關鍵在於是否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以及應當通過什麼步驟，用什麼方法，如何有效結合自己的優勢力量，最終取代民進黨在許多台灣老百姓心中的情感需求角色。一旦能夠達到這個高度，是否統一就不再是個問題，接下來要考慮的，則是兩岸應當如何更好的完成和平統一大業。

質言之，一旦我們深刻了解「台獨」分離主義者的心結，只要大陸能夠出台正確的對台政策，並精準地落實，台灣同胞的這個心結並非不能化解，而且也不會耗去太多時間。關鍵點不過就是「共享」二字；至於制度的差異，雖非不重要，但是在中國大陸已經大幅改善民生生活的基礎上，當涉及「統獨」議題時，這並不是台灣同胞內心深處最關切的第一義的問題。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要處理好民族與統一的問題，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強化同一個文明體基礎上，解決生存資源分配與參與不公平的現象。如果「分配不公」與「參與機會不公」的問題不能夠解決，即便統一，也定然是後患無窮；中國國民黨現在的境遇，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兩岸一家親」的核心思想，就是要真正把台灣同胞當成「自己人」看待。我們一方面要用好現有的政治制度與力量，把過渡期間與過渡後將要面對的社會衝擊，盡可能的提前化解掉；另一方面，則應該懷有廣闊包容的胸懷，理解部分台灣同胞所處的認知失調困境，用愛心與耐心去化解歷史所造成的悲劇。

作者係浙江大學兩岸法律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

掃描二維碼關注紫荊論壇

來稿聯繫方式：

電話：（852）2285 0006

傳真：（852）2546 4582

電郵：zijingluntan@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