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榮懷：我們的路子走對了

作為改革開放初期最早去內地做貿易的港商之一，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施榮懷親眼見證了4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每一步的變化。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本刊記者專訪了施榮懷。由施榮懷的父親施子清創辦的恆通資源集團有限公司，從改革開放伊始就將生意重心放在內地。上世紀80年代，港商以做“China trade”或“非China trade”來區分彼此，做“China trade”的施家被人看低一等；如今情形卻大為不同，“現在哪裡還有‘非China trade’？做什麼生意能和中國沒有聯繫？”施榮懷笑言。這些年來，他最大的感受是，“我們的路子走對了。”

文｜本刊記者 羅影

施榮懷

70年代內地初體驗

“我們父母兄弟幾個每次從羅湖過關，各自穿5、6件上衣，3、4條褲子——為了避免‘打稅’，過了關便脫下來，送給家鄉的親戚朋友。”

記者：您第一次去內地是什麼時候？

施榮懷：我十幾歲就常跟爸媽回鄉探親，那是1970年代，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們父母兄弟幾個每次從羅湖過關，各自穿5、6件上衣，3、4條褲子——為了避免“打稅”，過了關便脫下來，送給家鄉的親戚朋友。那時內地物資匱乏，這些衣服很受歡迎。

1980年，我和幾個要好的同學一起結伴去內地旅行，背著碩大的背囊，從深圳坐火車，一路遊覽了無錫、上海等地。旅行中所見的大好河山帶給我極大震撼，我那時就發自內心地深深愛上這片土地。或許我原本並沒有什麼強烈的愛國情懷，也沒有多少政治理念或意識，但毋庸置疑的是，我愛這片土地、我認同這個國家，這是一種簡單而明確的信念。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時候，我正在美國念大學，很多外國同學、台灣同學、甚至內地同學都跑來問我：你畢業以後還會不會回去了？我每次都很堅定地回答：我是肯定要回去的。

80年代“小施先生”

闖北京，困難重重

“國營總公司里的科長大都在30、40歲左右，很講究級別和身份上的對等，我是個‘黃毛小子’，人家心裡根本瞧不起我。”

記者：參與家族生意之後，再去內地，有沒有什麼不同的感受？

施榮懷：1985年我大學畢業回到香港，幫家裡做事。父親交給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去北京談項目。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如今，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和香港幾乎看不出什麼區別，但當時的北京和香港太不一樣了。那是冬天，街上的人們穿著中山裝、戴著帽子，很少見西裝和領帶，除了灰、黑、藍，也幾乎見不到別的顏色。馬路上沒什麼車，很安靜。

對我來說，在北京的體驗一方面很新鮮，另一方面，生活卻很不便利。沒有出租車，出門辦事得提前一天通過酒店預約包車，我記得豐田車大概是200塊錢半天，相當昂貴；沒有娛樂活動，連吃飯時間都有限制，每天晚上7、8點餐廳都打烊了，我們得趕在那之前早早吃完飯；飯後沒有夜生活，唯一的去處只有麗都飯店，那裡有保齡球可以打，還能買到文匯、大公報，我常常特意去買一份報紙帶回飯店看。

記者：當年做內地生意，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施榮懷：首先是開拓人脈。如今，不論在內地還是香港，20多歲的企業家並不罕見，但在上個世紀80年代是很少的。我當時就20歲出頭，談生意的對手方大多是國營的專業總公司，比如紡織品總公司、工藝品總公司、服裝總公司、絲綢總公司，這些公司裡的科長大都在30、40歲左右，他們叫我“小施先生”，緊接著就問：你爸怎麼沒來？你大哥怎麼沒來？他們很講究級別和身份上的對等，我是個“黃毛小子”，人家心裡根本瞧不起我。

我試過在北京待了一星期，卻一個人都沒見到。那時香港人去內地常帶一些T恤、連身裙、外煙之類的小禮品，在物資短缺的內地，這些東西很吃香，可我那次帶去的一樣都沒送出去。挺苦悶的，就一個人去逛頤和園。當時的情景現在還記得，北京的冬天很冷，昆明湖結著冰，那是我第一次去頤和園，也是至今為止唯一的一次。

好在父親比較放手，他每次只告訴我去什麼公司、找什麼人，並不會幫我做更詳細的安排。我就自己跑北京，多跑幾次，人家看我有誠意，這次不見，下次可能就應酬式地見我一面，慢慢地，路子也就打開了。

其次，當時香港和內地之間的通訊和交通極不方便。從香港打電話去內地，要提前一天跟大東電報局預訂。就連去廣州都不容易，如今從香港去廣州，搭高鐵一個小時都不用，可我當年甚至搭過飛機，那時從香港去廣州的直通車一天只有一班，沒趕上就得想別的辦法。有人坐船去廣州，要坐一整宿；有人先過關到深圳，再搭的士去廣州，的士費高達300多塊不說，路上要花費6、7個小時，在國道上還常會看到交通事故，目睹血淋淋的場景（那時人們交通安全意識不強，經常亂穿公路，因此交通意外很多）。

記者：那時做內地生意的港商並不多，恆通為什麼決定把生意重心都放在內地？

施榮懷：的確，80年代不少香港人看不上內地市場，覺得我們這些跟“大陸佬”做生意的很低端。記得有一次在外面吃飯，隔壁桌的人說：你看這姓施的幾兄弟，做大陸生意的，連中午都要喝酒。我印象特別深刻，他說話的語氣明顯是帶著不屑的。因為內地的喝酒文化比較普遍，我們有時候中午跟客人吃飯，確實是要喝酒的。

我也問過父親為什麼要去內地做生意？他告訴我，1978年改革開放剛開始不久，他有一次跟著中華總商會的訪問團去華東地區考察了兩星期，看到了內地經濟發展的大好前景和機會，覺得應該去闖一下，“摸著石頭過河”。

新時代，跟着內地跑

“我現在接觸的內地民營企業家，很多人懂的比我更多，他們的思維方式、眼界，這十多年來逐漸反超香港，港人已經有點跟不上了。”

記者：90年代之後，內地經濟快速發展起來，您感受到的變化有哪些？

施榮懷：我大學畢業的時候，同學們之間是按照做“China trade”還是“非China trade”來區分的。80年代末，打開南華早報、星島日報的招聘廣告版，聘請“中國貿易”經理、銷售人員的會特別注明，要求“能經常到廣州出差、要會普通話”，等等。

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去內地的港商漸漸多起來。到現在，再也不會有人特意區分“China trade”和“非China trade”了，如今你做什麼生意能跟中國沒有聯繋？當年那些看不起我們的，現在也都在做“China trade”。

記者：如今港商北上是更難還是更容易了？

施榮懷：從我的角度來看，現在生意是越來越難做了。八、九十年代，雖然內地在硬件條件上有諸多不便，但賺錢的機會多。香港的對外開放程度比較高，我們了解“外面”的遊戲規則、知道“外面”有什麼物資，只要匹配內地的需求、打通渠道，生意自然就能做起來。

恆通主要是做紡織材料的，從韓國、日本、台灣、歐洲進口材料賣去內地。最早我們從國外買布，賣給內地工廠加工服裝；很快，內地的工廠學會織布了，我們就賣紗線給他們；再後來，他們紡紗也學會了，我們就提供滌綸短纖、黏膠這些化學製品⋯⋯越做越上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恆通的生意是和內地的經濟成長同步的。

如今內地各方面都強勢起來，相比之下，香港幾乎沒什麼優勢了，港商去內地做生意的門檻提高了很多。就我自己的體會而言，我現在接觸的內地民營企業家，很多人懂的比我更多，他們的思維方式、眼界，這十多年來逐漸反超香港，港人已經有點跟不上了。就紡織原料這個領域來說，我們的主要生意逐漸從進口變為出口，現在江蘇、浙江稍大型的民企，其一家工廠的產量可能就超過整個台灣或整個韓國了。

圖為1970年代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俗稱“廣交會”）流花路展館，是當時內地面積最大的展覽館

為自己、為祖國自豪

“亞運會開幕式上的情景和感受，一直清晰地留在我心底：走在工人體育場的跑道上，跟在香港隊旗手後面慢慢進場，心裡唯一的感覺只有自豪，為自己、也為祖國。”

記者：除了家族企業的生意，您還在內地參與過不少社會活動。在這些活動中，有哪些難忘的經歷？

施榮懷：1990年亞運會和2008年奧運會，我都在北京現場。亞運會上，我是香港籃球隊的領隊。那一年，香港隊和中國隊、伊朗隊分在一組，若論實力，這三支球隊中肯定是香港隊最差了。但在我們和伊朗隊打比賽的時候，全場觀眾都熱烈地為我們打氣；甚至中國隊對香港隊時，為我們加油的觀眾也不少。觀眾和球迷都是內地人，他們顯然並沒有把香港隊當外人。對很多第一次去北京的香港球員來說，那種情景既出乎意料、也讓他們極為震撼和感動。

奧運會時，我在北京市豐台區當火炬手，鳥巢開幕式時我也在現場。奧運會開幕式的宏大場面與1990年亞運會不可同日而語。從1990到2008，這18年翻天覆地的變化，正說明了中國走的路子是對的。

1990年代香港出現移民潮，父親召集我們四兄弟開家庭會議說，如果你們想移民，我不反對，但我自己是不會離開香港的。四兄弟全都選擇了留下，沒有一個人移民。這些年來，我始終認為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亞運會開幕式上的情景和感受，一直清晰地留在我心底：走在工人體育場的跑道上，跟在香港隊旗手後面慢慢進場，心裡唯一的感覺只有自豪，為自己、也為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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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 2018年10月號

責編：莫潔瑩

編輯：胡越、趙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