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慕智：港人不應單從商業角度看待改革開放
香港胡百全律師事務所原首席合夥人、香港保險業監管局主席鄭慕智是最早走進內地的港人之一。改革開放之初，他就因為客戶與廣東電台開展合作而有機會到內地工作。香港回歸以後，他積極參與西部大開發，胡百全律師事務所成都辦事處成為當地第一個境外律所，義務為四川企業赴港上市提供了大量寶貴信息。作為政協委員，他積極建言獻策，將香港經驗介紹到內地。在他看來，積極參與國家改革開放拓寬了香港的市場空間，他本人也是受益者，但更令他有成就感的，是改革開放讓港人有更多機會直接參與國家建設。
文｜本刊記者 左婭
鄭慕智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分組討論時發言（圖：中新社）
2000年我們正式遞交申請，
2001年成都辦事處就掛牌營業了
記者：您第一次回內地是什麼時候？
鄭慕智：第一次回內地是陪太太參加廣交會。那時候內地剛剛開放，我們須在胸前別上絲帶胸花來證明自己的嘉賓身份，才能進會場。
不過印象更深刻的是第一次和內地合作。改革開放之初，胡百全律師事務所的客戶和廣東電台有一個合作。我現在都記得，我作為律所合夥人去廣東開會，那時房間裡沒有空調，只有吊扇。吊扇和燈是一體的，扇頁轉動起來，會形成跳動的光影。當時內地與香港確實有差距。
改革開放以後，國家發展很快，內地變化很大。現在有些地方的基礎設施比香港還要先進。比如北京法庭已經用上全電子化庭審記錄系統，香港還是半電子化，香港在這方面要加快步伐了。
記者：除了生產生活條件的改善，改革開放40年來，還有哪些變化讓您印象深刻？
鄭慕智：我也明顯感受到國家經濟越來越活躍、政策越來越開放。起初，最直觀感受是我們在內地的項目越來越多，要經常去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出差。
於是，香港回歸以後，我們決定在內地開設辦事處，地點選在了西部城市四川成都。這次投資的最大體會是：投資要配合國家的政策，真的可以事半功倍。
當年，為配合西部大開發，我隨香港交易所到四川幫助西部企業來港上市，閑聊時跟商務廳的人談及設辦事處的想法，商務廳的人就把我介紹到司法廳，司法廳的人說：“四川還沒有境外律所，你們來成都建辦事處，我們一定支持！”2000年，我們正式遞交申請，很快就拿到批文，2001年我們的成都辦事處就掛牌營業了。後來，江蘇省的人也找到我們，三年後，我們在南京開設了第二個內地辦事處。
之後，我們非常切身地感受到了國家越來越開放。作為外資律所，我們先是獲准在內地建辦事處。幾年後，國家政策又允許我們和內地律所聯營。我們就與北京中倫文德律所聯營，他們提供內地區域的法律服務，我們提供香港區域的法律服務，聯合服務了很多客戶，聯營律所開進了16個內地城市。前年，國家政策進一步開放，允許在廣東前海地區建立合資律所，我們又與中倫文德合資成立了中倫文德胡百全（前海）聯營律師事務所，現在全國各地的生意都可以接了。
記者：親身參與國家改革開放，您覺得最自豪的是什麼？
鄭慕智：國家改革開放擴寬了我們的市場空間，我們固然是受益者，但更讓我自豪的是，改革開放也讓我們港人有更多機會為國家的發展做些實際工作。比如，我們在成都設立辦事處后，對四川企業、特別是“三線企業”赴港上市做了很多輔導工作，包括告訴他們怎麼重組、怎樣跟投資者溝通等。因為這些企業多是在美國和香港同時上市，在美上市須用美國律所，所以除了其中一家企業外，我們並沒有以生意夥伴的身份參與其上市過程。但是我們依然很有成就感。我們非常願意利用自己的專長為中國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融入全球經濟做一點事。香港市場比較國際化，我們對市場經濟了解得早一些，我們十分願意與內地的企業分享這方面經驗，幫助我們國家的企業更好地適應市場經濟、融入全球市場。國家一些機構組織獨立董事培訓班，我們也都積極參與。
我有機會為國家發展建言獻策，
也是改革開放後才會發生的事
記者：您不僅作為投資者參與了國家改革開放，也作為政協委員積極為國家改革開放建言獻策。您能講講這方面的故事嗎？
鄭慕智：我有機會就社會治理、城市管理向國家建言獻策，也是改革開放以後才會發生的事。
我擔任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期間，曾提出一個提案：要建立判決執行系統。因為我發現內地一些民事官司，雖然判決了，卻得不到執行，法律的震懾力打了折扣，顯然於法治中國建設不利。短短兩年後，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邀請我們參觀內地的執法判決系統，就已經有了明顯改變——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拒不執行法院判決的“老賴”高鐵也不能坐、飛機也不能坐，傳媒也有報道在張學友演唱會上都有抓逃犯，足見內地的法治環境真的改進了不少。
記者：在擔任北京市政協委員期間，您關於緩解交通擁堵的提案還曾獲得北京市政協優秀提案。您當時都提了哪些建議？
鄭慕智：除了專業上建言獻策，我也儘量把香港的城市管理經驗帶到內地。我是北京市第十、十一、十二屆政協委員，當時交通擁堵是北京最頭疼的問題。於是我做了一些調研，有意識地詢問了北京的同事朋友的意見，自己在北京時也會留意觀察交通，之後形成了《關於治理北京交通擁堵狀況的綜合性建議》，被評為2007年北京市政協優秀提案。如今這份提案的很多內容都已經見到成效。比如那時北京司機遭遇交通事故時的習慣做法是“保護現場”，打電話等警察來處理，就會堵塞交通。而在香港，如果只是車輛的損傷而沒有人身傷亡，都是拍照後把車移到路邊協商解決。於是我就建議在北京推行交通事故快速處理。現在北京司機已經很習慣這樣做了。
在我看來，香港這塊彈丸之地，能有今日之發展，一個重要因素是每個人都願意付出時間服務社會、貢獻社會。如今香港回歸祖國了，我們不僅有責任貢獻香港、同樣也有責任貢獻國家。能夠把自己的專業經驗、或者是香港的城市管理經驗帶到內地，並且看到這些建議被採納，城市生活變得越來越美好，我感到非常快樂、非常自豪。
鄭慕智提出的《關於治理北京交通擁堵狀況的綜合性建議》被評為2007年北京市政協優秀提案。圖為擁堵的北京城（圖：郭謙/視覺中國）
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香港還可以
在為國家育人方面盡更多責任
記者：國家還會繼續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擴大開放。對此您有什麼期待或建議？
鄭慕智：我是香港保險業監管局主席，就以保險業為例：香港的保險市場是國際化市場，保險產品比內地多，可以更好迎合不同客戶的需求。因此，在允許外資獨立投資內地保險業同時，允許兩地保險業互聯互通也可以是繼續擴大開放的一個方向。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先行先試“保險通”，讓大灣區居民可以自由購買香港的保險。
另外，現在“一帶一路”建設如火如荼，很多內地企業在海外的投資都在增加。風險如何管理？肯定有一部分要通過保險來控制。如果國企可以在香港組建成立專屬自保公司的話，一方面可以利用香港的國際融資市場順利分保，從而降低企業對外投資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香港的再保險專業服務更好地管控風險。
記者：您覺得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香港還可以做些什麼？
鄭慕智：香港可以做的有很多，我最想說的一點是，香港人不應單從商業角度看待改革開放。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香港還可以在為國家育人方面盡更多責任。
比如，內地很多年輕人願意去美國、澳洲、英國等地留學，但是美國對錄取中國留學生已經有數量限制了，不知道其他國家和地區是否會效仿。其實，香港的幾所大學也有世界級的水平，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香港完全可以繼續肩負為國家育人的責任，成為年輕一代中國人開闊眼界、了解世界的平台。香港的學校應該有這個擔當，我們不能只著眼於為香港培養人才，而是要為整個國家培養人才。
另外，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既是貢獻者，也是受益者。香港要想把握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就要更了解國家。現在很多香港年輕人對祖國的歷史和現狀還不夠了解，甚至還有一些誤解，比如還有人以為只要賄賂法官就能打贏官司，現實當然不是這樣。因此我也呼籲創造更多機會讓香港青年了解祖國。不僅僅是去內地參觀旅遊，最好是能和內地年輕人一起生活一段時間，或者在內地企業實習一段時間，這樣才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並不是為了稱霸世界，而是為了貢獻世界。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也應該分擔一份貢獻世界的責任，繼續為國家改革開放貢獻力量。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 2018年10月號
責編：莫潔瑩
編輯：胡越、趙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