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對台方針的偉大決策
今年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四十周年。四十年前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一歷史性的偉大決策使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劃分當代中國歷史的轉折點。正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政治背景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從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在毛澤東、周恩來關於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思想的基礎上，確立了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並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開闢了對台工作的新局面。
文｜北京 楊親華
在解放思想的時代洪流中
探索統一祖國的新路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中，鄧小平寫下這樣一段特別重要的話：“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問題。”鄧小平自始至終支持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自始至終都站在它是一個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的高度看待這場深刻的理論交鋒。鄧小平說，“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因為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這樣的事，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來，列寧的本本上也找不出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情況，各自的經歷也不同，所以要獨立思考。不但經濟問題如此，政治問題也如此。”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圖為當天的《人民日報》
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使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有了新的更加清醒的認識。
首先，是對中國國情的認識。認識到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國家最根本的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在發展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同時，允許包括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內的多種經濟並存發展，其中也包括了港澳台資等非公有經濟。這樣就把一個國家內部實行多種經濟並存發展，提高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一項戰略指導方針的高度，並使之具有相對長期穩定的性質。
其次，是對世界局勢，特別是戰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再認識。70年代後期以來，國際政治局勢由衝突轉向緩和，由對抗轉向對話，由禁錮封閉轉向改革開放。這一重大變化，給中國提供了一個遠比過去時代更清晰的世界發展新趨勢。鄧小平以極大的注意力注視著世界經濟政治的發展。特別是發生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以電子技術和生物工程為標誌的新科技革命，促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社會化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其他社會政治的變革調整，雖然這一切並未改變當代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但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表明其生產方式還有相當的發展潛力，其制度的壽命也遠比人們預期的要長。而社會主義正處於發展中，雖已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自身的優越性和生命力，但畢竟發展時間短，基礎弱。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的發展必須是在與資本主義的長期相處中進行。從歷史的發展角度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僅在國際範圍內可以共存，就是在一國之內也是可以共存的。正是根據這一歷史必然性，鄧小平作出了一個重大政治判斷：“和平共處原則不僅在處理國際關係問題上，而且在一個國家處理自己的內政問題上，也是一個好辦法。”
第三，是對台灣歷史和現狀的深刻了解。台灣問題是歷史遺留的問題，是歷史造成的民族隔閡。這種狀況不僅給台灣同胞，也給整個中華民族都帶來很大創傷。面對這種不幸的局面，如果再訴諸武力，骨肉相殘，必將帶來更多的傷害和不幸。同時也必須看到，經過30多年的發展，台灣不僅形成一個與大陸很不相同的社會經濟制度、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而且它還利用自身的有利條件，和適時把握戰後國際社會出現的歷史機遇，經濟獲得很快的發展，人民也小康舒適。這一切不僅中共領導人體認到了，而且更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出發無意改變這一現狀。
對上述這些重大問題的深刻認識無疑為對台政策的根本調整奠定了思想基礎。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分當代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折點，由此開啟了大陸對台工作的新局面。圖為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講話
同時，處理台灣問題的外部條件也在發生深刻變化。中美建交談判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談判一直在鄧小平直接領導和主持下進行，並相繼結出豐碩成果。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簽訂，同年12月中旬中美兩國決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係。這就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爭取到了一個很好的國際環境。
鄧小平在綜合考慮黨和國家工作的根本任務、基本思路、發展戰略中，逐漸形成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戰略思想。
當時中國面臨著一個香港問題，一個台灣問題。在國際上也有許多爆發性的爭端問題。面對這樣的問題，總要找出解決問題的出路。解決問題的方式只有兩種，一種是武力的方式，一種是談判的方式，也即和平的方式。鄧小平後來說，“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麼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當時鄧小平思想發展的過程可做如下簡單排列：
1977年8月24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國務卿萬斯就中美建交和共同關心的全球性戰略問題闡述看法時表示，“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別人不能干涉。我們準備按三個條件（即廢約、撤軍、斷交）實現中美建交以後，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條件下，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不排除用武力解決。” 鄧小平說，“中國人民、中國政府當然會考慮台灣的實際情況，採取恰當的政策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的統一。”
同年9月6日，鄧小平會見美聯社董事會代表團時表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外國人無權干涉。”他再次強調，“中國政府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中國自己解決台灣問題時會考慮到台灣的特殊條件。”
1978年1月7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國會議員代表團時說，如何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我可以講到這個程度：在實現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之後，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當然要照顧到台灣的現實，就我們來說，要力爭使用和平方式解決祖國的統一問題。”
1978年7月9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國會議員代表團時指出，“中國人之間自己會找到一個實現祖國統一的途徑，其中包括在解決方式上尊重台灣的現實。”
1978年10月8日，鄧小平會見日本文藝評論家江藤淳時表示，“如果實現祖國統一，我們在台灣的政策將根據台灣的現實來處理。比如說，美國在台灣有大量的投資，日本在那裡也有大量的投資，這就是現實，我們正視這個現實。”
大陸以極大誠意倡導和平統一，根本上動搖了台灣當局維持戒嚴統治的基礎，其在台灣地區實行30多年的戒嚴令不得不解除。圖為1987年春，主張開放回陸探親的台灣團體在街頭表達思鄉之情
1978年11月14日，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他又指出：“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台灣的現實。比如，台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台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從上述鄧小平思想的發展過程我們可以看出，鄧小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路日益清晰化具體化。其基本要點是：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外國人無權干涉。在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條件下，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在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時，會尊重台灣的現實，考慮台灣的實際情況，採取恰當的政策解決台灣問題。台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台灣的投資可以不動，台灣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要實現統一。這些都表明，鄧小平已在考慮採取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並在初步醞釀“一國兩制”構想。
鄧小平提出新時期對台工作指導思想
1978年1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緊隨其後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全黨工作重心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轉移的方針，標誌著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對台工作在黨和國家工作中具有全局性、戰略性的重要地位，理應服務於和服從於黨和國家的發展戰略。
在這兩次會議期間，鄧小平向全黨系統地闡述了新時期對台工作方針政策的要點，其中包括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實行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最主要內容。
1978年12月15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綱挈領地提出進入新時期對台工作的設想。他指出：實現統一，台灣的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外國投資不變，促進通郵、通商、通航、人員往來。台灣資本家可以來國內投資。以蔣經國為談判對手。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口號是愛國一家。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舉行。全會討論了對台工作。對此，鄧小平又連續作了八次重要講話，系統地闡述了新時期對台工作的指導思想，其主題是“不打仗就要坐下來談”。
鄧小平說，中美建交解決了台灣問題的一半，還有一半靠我們自己。鄧小平說，不打仗就要坐下來談。他說，中美結束30年敵對狀態，還是靠中美領導人坐下來談，國共兩黨的事是中國人的事，還是要國共兩黨領導人坐下來談。
通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是全會的主要成果之一。12月22日，會議各小組重點討論了公報稿。公報指出：全會認為，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我國神聖領土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前景，已經進一步擺在我們的面前。全會歡迎台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本著愛國一家的精神，共同為祖國統一和祖國建設的事業繼續作出積極貢獻。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確立了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創造性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圖為位於福建廈門的“一國兩制 統一中國”戶外標語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向中央及中央軍委提出在中美建交公報公布時應發表一個停止炮擊金門等沿海島嶼聲明的請示，經鄧小平12月24日上午批示於當天下午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1979年1月1日，這個聲明以國防部部長名義發表。同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示了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同日，大陸方面採取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撤銷福州軍區等措施展現緩和兩岸軍事對峙狀態的誠意。當日下午鄧小平在全國政協舉行的座談討論《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的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1979年元旦是個不平凡的日子，有三個特點：第一，是我們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了；第二，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第三，把台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了。這三個特點，反映了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我們在國內工作和國際事務中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隨後，大陸方面有關部門、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紛紛發表談話、召開會議，呼籲結束兩岸隔絕狀態，實現“三通”、開展人員往來、進行經濟文化交流、舉行和平談判等，掀起了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熱潮。兩岸關係發展由此揭開新的歷史篇章。
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新時期
對台工作理論創新的重大意義
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及其後《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後，當時在北京的外國記者就其產生的重大意義作出這樣的評論：這是“具有可以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在長征路上於 1935年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相比的歷史意義”，它向國內外表明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爭取國家和平統一努力的正式開始。
首先，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中國共產黨新時期對台工作理論創新的發端。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恢復和端正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黨從實際出發，研究和解決包括海峽兩岸關係在內的新情況、新問題提供了思想前提。鄧小平說，“不解放思想，不實事求是，不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不相結合，不可能有現在的一套方針、政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幾年以前，主要是在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形成的。”鄧小平的上述講話深刻闡明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台工作理論創新的重大意義。正是沿著鄧小平在三中全會期間提出的“三個不動”（即“台灣的制度可以不動、生活方式可以不動、台灣與外國的民間關係可以不動”）思路，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提出的“九條方針”（俗稱“葉九條”），1983年6月25日在會見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提出的和平統一祖國的“六點意見”（俗稱“鄧六點”），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有廣泛理論意義的“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就此形成。正是沿著鄧小平1979年1月1日所概括的1979年元旦的“三個特點”，發展到1980年1月鄧小平提出的八十年代我們要做的三件大事，再經中共十二大明確並為以後歷次黨的代表大會所重申的、必須完成的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三大歷史任務。這些創新的對台工作理論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對台工作長期的指導思想。
其次，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了兩岸關係的新局面。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和《告台灣同胞書》發表，極大地激發了海內外同胞發展兩岸關係、推動祖國和平統一的熱情。一時間，要求和平統一祖國，成為海內外輿論熱議的重要話題。台灣島內的“尋根熱”、海外僑胞的“搭橋熱”如火如荼。當時舊金山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席翁紹裘先生在其主編的《源流》上載文說：“今天海外炎黃子孫對祖國的殷情期望只有八個字，那便是‘統一祖國，振興中華’。”四十年來，儘管兩岸關係起伏跌宕，峰回路轉，但兩岸同胞同心攜手合作，共同迎接挑戰，把兩岸關係大大向前推進了。反分裂反“台獨”鬥爭取得重大成果。兩岸人員往來和各個領域的交流達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規模與水平。香港、澳門順利回歸祖國，標誌著“一國兩制”構想巨大成功，標誌著中國人民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道路上邁出重要一步。
第三，十一屆三中全會衝破了台灣當局大陸政策的藩籬，祖國大陸的發展進步成為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大陸以極大的誠意倡導和平統一，從根本上動搖了台灣當局維持戒嚴統治的基礎，其所頑固堅持的“三不政策”不得不進行調整。在台灣地區實行38年的戒嚴令不得不解除。海峽兩岸長期隔絕的局面被打破。兩岸關係冰封三十多年的閘門一旦打開，兩岸同胞要交流、兩岸關係要發展的洶湧澎湃的歷史潮流是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
（作者係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港澳局原副局長）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8年11月號
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李倩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