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錕：科學巨匠 香江赤子 ——訪香港中文大學信息工程學院陳亮光教授
9月23日，“光纖之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高錕逝世，享年84歲。高錕的離世，令科學界痛失一代巨匠，令香港痛失一位赤子。人們深切緬懷他的治學精神和處世風範，本刊也特此專訪他生前的同事、香港中文大學信息工程學院教授陳亮光，追憶高錕生前令人感懷的點滴往事。
文｜本刊記者 高峰
“癡人說夢”的光纖技術引領者
手持光纖的高錕教授（圖：香港中文大學）
“高錕教授是一個行動派。”陳亮光教授這樣總結高錕在學術研究上的獨特品質，“《中庸》中講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先有‘博學，審問’，才能‘慎思，明辨。’而最後的‘篤行’，高教授是最好的例子。”在歷盡艱辛、不斷推動光纖發展的道路上，高錕生動詮釋了“篤行”的治學精神。
1966年，33歲的高錕和他的團隊發表論文《光頻率介質纖維表面波導》，提出用一條比髪絲更纖幼的光纖代替體積龐大的千百萬條銅絲，以傳送容量幾近無限的訊息，傳輸量將比傳統技術高出一萬倍。“上世紀60年代，在訊息傳輸領域，有幾種不同的技術在競爭，光纖是不被看好的，因為光在玻璃中傳遞會有衰減。”陳亮光說。因此，高錕的論點甫一公布，便曾被外界譏為“癡人說夢”。
但高錕沒有放棄。“在同類研究上，同道似乎不多。我們論文題目並沒有在通訊業引起太大回響。”高錕後來在自傳中回憶自己當時孤軍奮戰的處境，“我想我們要將論文要點直接提交給有興趣這種革命性通訊方法的公司，才可能說服他們加入我們的行列。”
陳亮光說：“高教授做了很多研究，認為光在玻璃中傳遞的損耗有很大降低的空間。”憑藉這份信念，高錕投身後續的研發工作，不斷解決玻璃損耗的測量等諸多問題。他還像傳道士一樣到處推銷他的信念，為此遠赴日本、德國以及美國的貝爾實驗室。終於在1981年，美國康寧玻璃廠取得技術突破，高錕理論中提到的光纖得以誕生。此後，利用石英玻璃製成的光纖應用越來越廣泛，全世界掀起了一場光纖通信的革命。高錕因此獲得“光纖之父”的美譽，而他刊發論文的那一天，被視為光纖通信的誕生日。
對於光纖通信的前景，高錕充滿自信。他曾經說過：“我想不出任何可以取代光纖的東西。在接下來的1,000年裡，我想不出更好的材料了。”他又補充說：“但是不要相信我說的話，因為我也不相信專家們說的話。”對此，陳亮光表示，光纖的原材料是砂粒，在地球上蘊含非常豐富，這使得光纖成本很低，要找到能夠替換它的材料真的很難。
“如果沒有高錕對光纖技術的自信堅持和不懈推動，光纖技術的出現可能要推遲好幾年的時間。在高教授的引領下，創造發展光纖，使高速信息傳遞成為可能，帶給社會豐富而多彩多姿的樣貌及生活品質的改善。”陳亮光說，“以前從美國打電話到中國不能聊太久，因為聲音會有延遲，這種情況下連吵架都吵不起來，很難溝通交流。光纖改變了這一切，天涯若比鄰的通信使得影響世界的IT產業得以崛起，帶來了社會的整體進步。”
上世紀六十年代，年輕的科學家高錕在英國 Harlow市標准電訊公司實驗室埋首研究光導纖維技術。當時光纖技術尚在萌芽階段（圖：香港中文大學）
“無為而治”的大學管理者
1970 年，高錕進入學界，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授，建立了電子學系（後來成為電子工程系）。此後，中文大學一直致力研發嶄新光纖通訊技術，成為光纖通訊研發的領先學府。
1987 年，高錕出任中文大學校長一職。“當時，香港幾所大學裡的研究沒有太多頂端層級的，高教授因此致力於把香港中文大學的科研提升至世界級水平。”陳亮光說。為了提升中文大學研究水平，高錕為中文大學羅致了大批人才，使中文大學的學術結構和知識結構更加合理。高錕出任中文大學校長九年間，獨具遠見，積極籌建工程學院，凝聚兩個已有的計算機科學與電子工程學系及兩個全新的信息工程與系統工程學系在教育和研究的力量，為學院多年來的發展奠定堅實基礎。此外，他還成立了教育學院及多間研究所，開設多個新的本科及研究院課程，成功帶領中文大學擴充成為一所世界級研究型綜合大學。對此，陳亮光評價道：“高教授高瞻遠矚，在90年代初就提出科技發展的重點是信息科技、生物科技、材料科技、環境科技，以及其他重要研發的新方向。時至今日，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納米科技仍是最熱門的科技重點領域。”
高錕還致力於推動科技界的交流合作。陳亮光回憶：“我是1992年自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之後到中文大學任教。1994年，高教授舉辦了一個光纖工作坊，邀請世界各地通信領域的華人專家到學校演講交流，他的願望就是把通信領域裡的華人專家集中起來，推動華人世界電信業的研究，希望電信在中國獲得發展進步。”高錕向香港電訊籌款，贊助內地的電訊專家來港交流，工作坊對推動中國電訊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大學的管理並不容易，教授們都是聰明而具獨創性的，但高錕卻能平和地面對不同的意見，去處理不同的情形。有一次，高錕開會回來，吹著口哨走進辦公室，秘書覺得這個會議應該開得還不錯，但後來聽其他同事講，會議其實開得很火爆，但高錕好像“四兩撥千斤”，看不出來剛剛承受了很大壓力。在陳亮光看來，這正是因為高錕對大學的管理理念是“無為而治”，“他不是喊什麼口號，而是實實在在把事情做出來。”陳亮光說，“《中庸》中講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我覺得高教授就是‘中和’的典範。我平時看不到他情緒上的起伏，我想是因為他能夠了解事情背後本質的東西，而不被表面的東西所干擾。”
2009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華人科學家高錕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出席頒獎典禮（圖：香港中文大學）
“返樸歸真”的諾貝爾獎獲得者
2009年，在高錕的研究問世43年後，他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又一名獲得此獎的華人科學家。當這頂桂冠降臨，人們紛紛談論他的成就時，他對此已經茫然無知。
早在2003年初，高錕被證實患上阿茲海默病，隨著病情的發展，他的記憶力、表達能力逐漸下降，平時的言談舉止宛若孩童。陳亮光回憶，這時高錕就像小孩子，經常會不認識熟人，但對人仍然熱情，“這也許就是‘赤子之心、返樸歸真’的體現吧，能看出高錕本質的純真和善良。”
高錕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當天，他正從老人健康中心回到家，妻子黃美芸告訴他，“電視裡在播諾貝爾獎，那是給你的。”“給我的？哦⋯⋯挺好的。”高錕茫然回應。他其實已經不記得自己做出過的成就，也不知道諾貝爾獎是怎麼一回事。“他只是覺得應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陳亮光說。
歷年諾貝爾獎得獎者皆在領獎前夕，在瑞典發表得獎演講，綜述生平最重要的研究成就和學術思想。由於高錕發言已經有困難，演說就由黃美芸代為發表。為此，香港中文大學組成專家小組，協助完成這篇學術性甚濃的演說，陳亮光正是其中一員，“當時我們起草演說稿時，就一直在考慮如果是高錕教授自己演說將會說些什麼，因此我們查找了很多材料，包括他的自傳和訪談報道作為參考。後來證實我們的演說稿受到了很多正面的評價。”
陳亮光教授（右）與高錕夫婦在一起（圖：香港中文大學）
陳亮光曾經在多個周末的下午陪伴高錕散步，雖然高錕已經難以表達自己的想法，但陳亮光依然喜歡跟他聊天。“他的眼光明亮深邃，他一向給我一種感覺，可以洞察明了我們在想什麽，擔憂什麽，高興什麽。”陳亮光說，“他改變了許多東西，也忘記了許多東西。但他的氣度，他那顆赤子之心，一點也沒有改變。”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8年11月號
責編：莫潔瑩
編輯：趙珊、李倩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