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豪：見證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的融合
卓越的稅制和法例、自由的貨幣市場，固然是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必要條件，但在中國經濟起飛、中資IPO湧入香港的交易所之前，香港其實一直與紐約、倫敦有著不小的差距。伴隨著改革開放40年的進程，香港作為世界投資中國的窗口，承擔引進資本和技術的角色，吸引大批內地企業來港IPO或集資，在幫助中國內地企業發展的同時，也使香港自身金融市場的潛力得到充分發揮，成為三足鼎立的“紐倫港”之一。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本刊記者專訪了東泰集團主席李君豪。李君豪是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港交所”）自2000年成立以來任期最長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一，親自見證、參與了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這些年來的變化與發展。
文｜本刊記者 羅影
“唔會睇錯”H股
記者：上世紀90年代初內地資本市場剛開始開放的時候，作為成熟的香港資本市場的資深從業者，您是如何看待內地資本市場的？
李君豪
李君豪：1991年香港聯合交易所就開始探討讓內地企業來港上市的問題了。當時內地和香港雙方對此其實都頗有爭議，很多人認為香港並非內地企業海外上市的首選地。港方最終促成這件事的主要功勞，應該歸於時任香港聯合交易所主席李業廣，他在1991-1993年間多次組織香港代表團，前往北京向中央政府介紹香港集資市場的優點，最終說服內地相關部門同意國有企業首先來港上市。到1993年，各方面的條件都比較成熟了，香港聯交所為H股的發行專門修訂了《上市規則》，青島啤酒是第一批來香港上市的國企之一，此後陸續來港上市的內地企業越來越多。
記者：第一批H股上市后，香港的資本市場有何反應？購買H股股票的香港股民多嗎？
李君豪：香港人對於H股股票的態度，一開始其實並不是特別熱衷，但隨著香港回歸的臨近，H股變得越來越火、越來越受追捧。記得當時流行的一條紀錄片，裡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對話——甲問乙：你買咗幾多H股吖？乙：買得唔少。甲：啊？如果睇錯點算？乙：我唔會睇錯嘅。
記者：您個人買過哪些H股股票？有沒有親身去內地投資的經歷？
2007年，李君豪在湖南一所小學校訪問
李君豪：90年代，我曾與一位外國VC投資人一起，去內地考察了很多企業，試圖尋找收購或合併的機會。此前，東歐經歷過與中國類似的改革進程，那位投資人在東歐成功收購重組過多家國有企業，因此也想要來中國尋找機會。我們去過廣東、湖南、山東、東北等地，可惜因為種種原因，最終並沒有成功。中國畢竟和歐洲不同，無論是文化、語言，還是投資環境，東歐與西方國家比較接近，而中國的差別太大了。
雖然“白忙一場”，但在那幾年時間里，我看到很多、經歷很多，也學習到很多。印象比較深的是，有一次我和內地一家證券公司的員工聊天，他說：“你看中國內地的股票市場不能沽空、只能買入，所以我們的股市只會永遠升！不會跌！”我在證券行業做了這麼多年，當然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歷史證明，世界上任何市場都是有升有跌的。不過當時我們互相說服不了對方。我想，後來中國股市這麼多年的現實可能早就糾正了他的看法。
這件事其實也從某種程度上映射了內地40年來的經濟發展軌跡：一樣新事物剛出現時，當事人覺得很新鮮，但如果你去看看世界歷史，就會像看一本書一樣清晰，它會告訴你將發生什麼。而香港証券市場過去的經歷就像一本參考書，給內地的經濟發展、資本市場發展路徑以參考。
“保衛”港交所
記者：從2000年到2017年，您在港交所擔任了17年獨立非執行董事。這期間有哪些難忘的經歷？
李君豪：近年來比較“大件事”的，要算2016年證監會提出關於上市審批改革的建議了。按照當時證監會的建議，證監會將設立一個上市監督委員會，擁有事先審核的權力。由證監會來審核公司上市資格的做法其實並不新鮮，十幾年前英國就是這麼做的，結果倫敦交易所在集資排名上從全球第二的位置跌到五名之外；新加坡也是這麼做的，如今每年只有幾只新股上市。如果此方案通過，對香港的金融市場絕對是一個重大打擊。
作為港交所董事，我有責任表明自己的立場。於是，我召開了一場新聞發布會，表明我本人不同意、不支持，同時我也明確告訴大家，如果此方案通過，香港就“到此為止”了，未來將再沒有機會與世界領先市場競爭。緊接著，證監會也開記者會，針鋒相對地說，反對此方案的人是不理解，其實新方案並沒有增加證監會的權力，因為證監本來就有否決權。當時現場立刻有記者質疑：根據現時制度，證監是“最后把關的守門員”，公司的上市申請經交易所批准後，證監再提出要不要否決，否決亦需有充分理由；如果新方案通過，證監的角色變成了“在最前和最後都由他把關”，可以直接否決上市申請，而且不用解釋。這其中的分別當然是極大的。好在，這個方案諮詢的最後結果是：九成反對，一成支持。我算是盡全力為香港金融業的發展“守住了門”。
記者：2008年港交所董事改選風波中，您也發揮了關鍵作用。能否講講當時的經歷和感受？
李君豪：的確，2008年的董事改選，在局外人看來或許只是一場例行選舉，但其實對港交所的發展有著極其關鍵的影響。當時我是候選人之一，另一位候選人則由一位前外籍董事提名。當時對方若一旦獲選，將大大削弱本地證券業在董事局內的代表性和平衡,可能引致將來市場更多發展向外資傾斜。
競選初期，市場一般估計我落後對手幾千萬支持票，以為輸定了，但沒想到，臨到投票之前，很多華資股東、甚至是我以前的對手，把一疊一疊空白選票拿來交給我，讓我自己填名字。當時特別感動，這是港交所成立以來，華資股東最團結的一次。最終我贏了一千幾百萬票，在成功連任港交所董事的那一刻，我由衷地感到作為一名中國人的欣慰和自豪。
相信中國 相信香港
記者：除了為香港金融業的發展作出很大貢獻，您還在香港、內地及海外擔任了很多社會公職。您的父親李東海先生當年也熱心社會公益，獲得過很多勳章和勳銜。您對社會工作的熱情是否因受父親影響？
李君豪：父親的做事理念對我影響很大。他當年在香港童軍總會、東華三院等機構擔任過重要職位，在家鄉捐建學校、圖書館、設立獎學金。80年代，父親聯合香港地區的全國政協委員，發起成立了“香港友好協進會”。現在我也是友好協進會的會董，經常接待來自世界各國、尊重愛護香港的朋友。
父親做過對國家最重要的一件事，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末。當時，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受到質疑，很多西方國家紛紛從中國撤資、撤僑，意大利也有意召回旅中或在中國經商的本國國民，甚至打算召開G7會議、杯葛中國。好在，意大利總統在做決定之前先給我父親打了電話，找他過去，想要了解中國的真實狀況到底是怎麼樣的。
父親很早就開始與意大利做貿易，1968年他率香港貿發局代表團參加意大利米蘭國際博覽會，後又擔任香港意大利文化協會會長，威尼斯水災時他組織捐款，是第一個獲得意大利最高勳銜“大十字爵士”的華人。因此，當時不僅是中國，整個東南亞發生了什麼大事，意大利總統都要找我父親去，問問他的看法。
記得當時父親跟總統說，中國有十幾億人，不像你們的國家只有幾千萬人，一旦發生了重大事件，若不早日去除病灶，就會很快擴散，像是癌症一樣。要是不夠決斷，以後問題會更加嚴重，這是沒辦法的事。這番話普通市民不一定能理解，但站在國家領導人的立場，意大利總統立刻明白並表示同意我父親的話。因此，最終意大利並未撤走他們在中國的神父和商人。
由於其他國家的外商大量撤離，而當時適逢中國大力推行改革開放、前景無限，留守中國的意大利商人得到了更多、更好的機會。一年後，意大利總統特意前來跟我父親道謝：“好在當時與你談過，我們拿到了很多合約。”
記者：您在1991年創辦了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如今它是香港最好的國際學校之一。當時您是出於什麼考慮來創辦這所非牟利學校的？
李君豪：1990年代，香港移民潮蔓延，很多人選擇離開，但也有一些早年移民的人想要回流，其中以加拿大移民最多。這些早年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回港時，子女教育卻成了一個大問題。於是，我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響應政府呼籲，籌劃創辦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來解決這個問題，以吸引人才回流。籌備期間，我從早上7點到9點、從周一到周五，幾乎每天開會研究工作，足足堅持了9個月。如今，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已是香港最好的國際學校之一，曾獲得“全港最佳國際學校”的榮譽。
創辦加拿大國際學校完全是為了香港的人才發展。無論在艱難時刻還是繁榮年代，父親始終相信國家，我也一樣，相信國家、相信香港，所以希望能夠盡自己的力量，讓國家和香港的未來變得更好。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8年11月號
責編：莫潔瑩
編輯：趙珊、李倩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