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香港對於中國外交的重要作用

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以「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來解決「香港前途問題」。中央當時的想法是要讓香港在回歸後能夠憑藉其獨特和不可取代優勢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貢獻，而香港能否為中國外交發揮作用則沒有認真探索。在當前新的環境下，探討香港在中國外交所能發揮的作用的時機經已來臨。本文的目的是對這個重要題目作初步梳理，並提出若干粗淺意見和建議。

在目前和未來的外交工作上，香港應該擔當一定的角色和發揮一定的作用。圖為從摩星嶺眺望維多利亞港全景

有助減少兩岸統一的障礙

事實上，中央對「一國兩制」在中國外交上的若干重要意義是了然於胸的。一方面，鄧小平先生認為，「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這個事例可能為國際上許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有益的線索。」中國既然能夠向國際社會提出以創新與和平方式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方案，而且能夠切實執行該方案，則它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必會提升。

另一方面，既然國際社會認同「一國兩制」是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最佳安排，則大多數國家也會認為「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個好方案，從而它們既不會、也沒有需要為了支持「台灣獨立」而與中國交惡。這便讓中國在爭取兩岸統一時減少一些外交上的障礙。當然，在「一國兩制」剛剛提出的那個時代，中國外交在國際上仍處於弱勢，仍處於「韜光養晦」的戰略階段，在國際事務上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十分有限，因此在那個時候探索香港在中國外交上的角色和作用亦缺乏實際意義。同時，中央政府當時也顧慮到在香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信心仍然脆弱之際，提出香港在國家的外交角色會引起部分香港人的擔憂，以為中央政府要操控香港事務，或者把香港「融入」國家之內，從而損害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影響香港長期以來與西方的良好關係。

時至今日，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國力已經今非昔比。現在，中國在世界上是舉足輕重的大國，國家利益無遠弗屆。中國不但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和全球治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重塑國際秩序的作用。當前，中國的外交實力已經十分強大，並且為中國不斷開拓對外事務的新空間，也為中國的「走出去」戰略營造有利的國際氛圍。中國在外交理論建設方面的成績同樣令人矚目，並已經對現存的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外交思想形成重大挑戰。

中國的大國外交理論體系揉合了過去的外交實踐經驗、對當前國情的研判和對世界格局的分析。對此，王靈桂等學者有概括性的描述如下：「通過升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核心精神，形成了包括堅持主權平等、共同安全、共同發展、合作共贏、包容互鑑、公平正義內涵的『六個堅持』；通過在國際上將合作共贏拓展到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各個領域，構建了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模式；通過倡導建立平等對待、互商互諒的夥伴關係，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並蓄的文明交流，構築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明確了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路徑；通過力主各國走出一條公平、開放、全面、創新的發展之路，致力於與世界各國共同構建合作共贏的全球夥伴關係，首倡了國際關係領域的新型發展觀與合作觀；通過共同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不斷推動全球治理體制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通過對話與協商促進並實現持久安全，積極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觀，首倡了踐行發展與安全並重的國際合作與安全新理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體系摒棄了結盟對抗、零和博弈的國際政治陳舊思維，在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彰顯出了其重大的世界意義和全球價值。」

筆者認為，中央對「一國兩制」在中國外交上的若干重要意義是了然於胸的。圖為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遏制中國成美朝野「共識」

中國的迅速崛起，難免會引起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擔憂和恐懼，特別是當西方人士對自己的制度、價值觀和前景缺乏信心和安全感之際。在美國和歐洲，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排外情緒、貿易保護主義、反全球化聲音和反華言行此起彼落。美國總統特朗普力圖以「美國優先」和「鞏固美國霸權」為目的改變甚或摧毀美國一手建立起來的「自由國際秩序」，把世界推向「失序」邊緣。對此，美國政治學者萊弗勒（Leffler）有簡要的介紹，「特朗普追求美國偉大的戰略是一個『美國優先』的計劃：對盟友的承擔最小化、把所有國家都視為競爭對手、把美國從多邊機構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通過雙邊談判來取得貿易有利條件、增強軍事力量、與那些支持自己的獨裁者為友、在『零和遊戲』的國際政治框架內單方面行動。」尤其重要的是，美國認定中國為頭號戰略對手，在眾多領域（經濟、軍事、網絡、科技及其他軟實力方面）嚴重威脅美國的安全和利益，必須全方位予以戰略遏制。由於遏制中國的崛起已經是美國朝野上下的「共識」，因此中美之間的戰略對抗將會在未來頗長時間內成為國際政治的主軸，更關係到世界的和平和發展。

美國對中國的全面戰略遏制對中國的安全和發展構成嚴峻、沉重和長久的威脅。不過，美國和其個別西方盟友的霸道和自私行徑卻引起了其他國家對西方的恐懼和不信任，從而為中國提供了更廣闊的外交開拓空間。中國的外交工作因而任重道遠，其中如何爭取鄰近國家的理解和支持、宣揚中國的外交理念、加強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提升國家的軟實力、捍衛多邊自由貿易體系、推動新型全球化、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治理改革、推動成立區域合作組織等方面無疑乃對外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當前新的環境下，探討香港對於中國外交所能發揮的作用的時機經已來臨。圖為香港特區政府總部

港擔當特殊角色助力中國外交

在目前和未來的外交工作上，香港肯定也應該擔當一定的角色和發揮一定的作用。香港是國際大都會和東亞/東南亞地區的貿易中心、交通運輸樞紐、金融貿易中心、信息中心、高端服務中心、運籌指揮總部和（華人）文化重鎮。香港享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能夠擔當內地不能或不方便擔當的角色，比如以另外一套語言講述「中國故事」或在中西方對壘下在某些領域保持與西方的接觸。香港基本法又賦予香港相當廣泛的外事權力，讓香港得以與世界各國建立廣泛聯繫。香港在東亞/東南亞以至全世界擁有廣泛的人脈關係。中國可以通過有機地結合國家的外交權力與香港的外事權力來提升中國的對外影響力和話語權，尤其是強化國家的軟實力。

如果香港能夠憑藉「一國兩制」優勢為中國外交作出貢獻，對鞏固和發展「一國兩制」絕對有利，因為香港不單對國家的發展有利，也對國家的外交和國際關係有利。內地同胞會對香港對國家的價值和重要性產生新的認識，這有助於促進兩地同胞的感情。更重要的是，通過積極有效參與國家外交事務，香港人對自己、國家和「一國兩制」的信心也會提升，對國家民族和認同感和責任感也會有所增進。

如果要助力國家的大國外交，中央必須在大國外交的戰略中明確肯定香港在國家外交事務上的作用，並清晰釐定香港在大國外交戰略中的定位，闡明香港在那些領域可以助力大國外交戰略，並且為香港營造相關的條件和給予必要的支持。與此同時，香港人也必須接受回歸後香港與國家乃「政治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尤其要摒棄反對派和部分別有用心的人視香港仍為「西方陣營」的成員或香港在中國與西方之間應保持「中立」甚或「偏袒西方」的錯誤觀點。就這方面而言，強化香港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高層官員的「國家觀念」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意識尤為關鍵。

事實上，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全面和準確實施本身已經是香港能夠「間接」為大國外交作出的最大貢獻。如果香港具有一套齊備的保衛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的法律、政治、行政體制，則分裂勢力便難以在香港立足，外部和內部顛覆勢力便無法勾結起來在香港作惡，外國政府便不容易插手香港事務和扶植反對勢力，外國政客和媒體便不能夠通過攻擊「一國兩制」和為香港的反對勢力撐腰來損害中國的聲譽。可惜的是，儘管香港已經回歸祖國超過20年，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體制尚未建立起來，而這個體制在日後的建立過程中內外反華勢力必將趁機「抹黑」內地和香港。所以，港人對防止外部勢力利用香港來打擊或威脅中國必須有清晰的認識。

加強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無疑是新時期對外工作的重點之一。圖為香港早前舉辦第三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基本法所賦外事權力應充分利用

要更好地發揮香港在大國外交上的「直接」作用，有幾個方面的工作應該優先推動。首先，用好基本法賦予香港的廣泛外事權力，並與中央的外交權力有機結合起來。基本法第13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第15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

基本法第152條則指出，「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同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適當領域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派遣代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成員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關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允許的身份參加，並以『中國香港』的名義發表意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不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

在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下，香港在中央的支持下成功與一些國際和國際組織簽訂了若干自由貿易協定，其中最關重要的莫過於東盟與香港的自由貿易協定。另外兩個更好的例子是香港得以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加入亞太經合組織和參加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然而，總的來說，基本法所賦予香港的外事權力沒有被充分利用。中央應該更多地運用中國的外交權力協助香港參與更多的國際活動，比如讓香港作為一個獨立關稅區在更多國際平台表達有關捍衛多邊自由貿易體系、支持世界貿易組織、反對單邊主義、排他性的雙邊主義、反對各種貿易和金融保護主義、反對貿易和金融霸凌主義的立場。比如允許香港以某種身份參與金磚五國甚至上海合作組織有關經貿方面的事務。在中國尋求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和推進自貿區建設戰略上，香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上忙，比如鼓勵和協助更多的香港人才在國際組織中擔任要職。

第二，多年前，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示，中央決意協助香港提升其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並為此承諾讓香港舉辦更多的國際會議、活動和盛事。後來因為香港出現一些挑戰國家主權和中央權力的言行，又出現了非法「佔中」行動和冒起了「港獨」與各種分離主義的主張。在這種惡劣的政治氛圍中，中央對在香港舉辦國際會議和活動的顧慮可以理解。

不過，過去幾年，在中央與廣大香港人的反對和遏制後，那些惡言惡行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遏制，而香港特區政府治安力量的忠誠和能力又得到證明。所以，香港應該在中央的支持和推動下多一些舉辦和協辦國際會議、活動和盛事，特別是那些與「新全球化」、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路」倡議、自貿區建設、「亞洲命運共同體」和「東亞共同體」構建等有關的會議和活動。

第三，中央可以與香港特區政府一道鼓勵更多的國際組織（包括政府性組織和非政府機構）落戶香港，特別是那些對強化香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的樞紐作用的國際組織，從而讓香港更好的發揮推動區域經濟合作和整合的作用。

第四，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不斷減少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之際，國家可以與香港一道為國際社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提供一些公共產品和應對一些非傳統安全挑戰，特別是涉及到人道救援、醫療衛生、傳染病的防範和控制、恐怖主義、跨國犯罪、金融風險、網絡安全等方面。這樣做不但有助於推動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對提升國家在外交上的軟實力也肯定有幫助。

香港應該在中央的支持和推動下多一些舉辦和協辦國際會議、活動和盛事。圖為香港早前舉辦「一帶一路」國際食品展

民間智庫作用甚突出

第五，中央可以充分利用香港來推進「二軌外交」、「民間外交」或「公共外交」，爭取其他國家包括西方國家的人民對中國的信任和好感，從而達到「民心相通」的效果。現在，周邊外交已經成為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而區域合作又是其中的核心。其實，鑑於供應鏈的全球化已經把中國和不少國家的經濟命運聯繫起來，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和濫用經濟制裁手段已經對中國周邊國家的經濟帶來打擊，從而為強化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帶來新的機遇。4香港長期以來與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十國有不少親族朋友和民間往來，而一些香港人更在一些國際非政府組織中擔任要職。要減少部分外國人對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偏見、懷疑和不信任，通過香港加強與他們的來往會帶來正面效果。香港又可以擔當「東道主」的角色，為內地機構和有影響力人士與他們在國外的同仁提供互動和交流的平台，並藉此建立互信。

民間智庫在「二軌外交」上的作用至為突出，中央在這方面也十分了解。香港民間智庫的發展仍處於初級階段，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可以考慮聯手推動其發展，並讓其助力中國外交。大部分東南亞國家的智庫和大學對中國在東南亞的意圖存在焦慮和懷疑，促進東南亞國家的智庫和大學與香港的智庫與大學的交流應該有積極意義。中華民族雖然文化底蘊深厚，但與韓國、印度和日本等國家比較，中國在周邊國家的文化影響力仍然較為薄弱卻是不爭的事實。香港是東亞/東南亞地區的一個文化中心和集散地，尤其在普及文化方面，因此可以協助國家推廣和發揚傳統中華文明，藉以增加中國的文化軟實力。

藉西方方式講好「中國故事」

第六，香港是中西方交匯之地，有一定的促進中西方溝通的能力和條件。不少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的民眾對中國既不認識、又多有誤解、甚至懷有敵意。國家可以通過香港以外國人明白的語言和表達方式把「中國故事」講好，特別是有效宣揚中國的外交理念和弘揚（傳統）中華文明，讓他們減少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和增加他們對如何能夠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的認識。

第七，中國在外國的使領館和香港特區政府在海外的經貿辦事處的協作關係可以進一步加強，讓那些經貿辦事處在服務中國外交上也可以盡一份力。

第八，鑑於香港與中亞地區的了解和接觸有限，但香港又希望在「一帶一路」倡議上有所作為，中央可以發揮推動香港與中亞諸國交流與合作，鼓勵它們更多地利用香港所能提供的各種服務和設施，從而讓香港所能為中國外交發揮的作用也可以在中亞地區派上用場。

總而言之，香港助力國家外交，既能對國家新時期的大國外交作出新的貢獻，承擔一些內地難以承擔的「外交任務」，推動「一國兩制」的新發展，又可以為自己開拓國際空間和提升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

與此同時，國家又得以通過軟實力的建設而強化中國的外交實力，在國家安全和發展形勢趨於嚴峻的環境下爭取更多的合作夥伴。這絕對是互利共贏、相得益彰的戰略部署。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掃描二維碼關注紫荊論壇

來稿聯繫方式：

電話：（852）2285 0006

傳真：（852）2546 4582

電郵：zijingluntan@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