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金庸
金庸仙逝，天下金庸的億萬讀者無不同聲一哭！謹此祝願他在天國真正如寫給我的一幀墨寶所說：“看破、放下、自在”，過他所嚮往的優悠、自得其樂的生活！
文｜香港 彥火﹙潘耀明﹚
金庸先生
“金庸的小字輩朋友”
金庸逝世後，海內外不少傳媒朋友要我說說與金庸的關係，可是提起我與金庸的關係，不知應從何說起。
近年來凡是有關金庸的大小新聞，甚至關於紅白二事的傳言，我都會接到海內外傳媒電話，不下數十起，要我發表意見。
特別是內地傳媒，都把我冠以“金庸的秘書”、“金庸的代言人”、“金庸的親信”的名銜，對此，我不敢掠美。我為此發表過無數聲明、澄清啟事，甚至對每一位來訪者和電話訪問的傳媒記者一再表白：我既不是“金庸的秘書”，也不是“金庸的代言人”，金庸是我的前輩，我頂多可以說是“金庸的小字輩朋友”。
金庸於我是亦師亦友的關係，仰之彌高的崇碑，我只是他卑微的學生。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我這兩個身份，似乎已經被傳媒大佬欽定、並給度身定造的銅頭罩箝住，恁地是脫不掉、甩不了。
為此，我不得不在這裡鄭重其事地把我與金庸的關係公諸於世，以釐清外間加之於這種關係厚重的迷霧。
“我是想替明報集團
穿上一件名牌西裝”
我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進入《明報月刊》的。當初這一步踏進《明報月刊》的門檻，就跨越了兩個世紀。究其實，我在《明月》攏共二十年，那是處於上一世紀之末新世紀之初的交替時期，也是平面出版開始受到網絡文化衝擊的艱難之秋。
過去不少傳媒朋友問我，是怎麼進入《明月》，我說是受到金庸文化理念的感召。這是實話。
上世紀的某一天，金庸讓董橋打電話給我。董橋說：“查先生要見你。”我聽罷有點意外，也有點興奮。在此之前於《明報》副刊寫了一個每天的專欄外，與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聚會上遇見。他是公眾人物，我不過是文化界晚輩，大家只是點頭之交而已。
1983年，鄧小平會見金庸及其家屬（圖：中新社）
且說我誠惶誠恐地跑到當年北角舊明報大廈查先生的辦公室，查先生與董橋已坐在那裡。查先生與我寒暄過後，讓我坐下稍候片刻，他則移步到辦公桌去伏案寫東西。時間像牆上掛鐘發出的嘀噠聲，一秒一秒地過去，空氣靜寂得像凝結了。為了打破這悶局，我偶爾與董橋閒聊幾句，都是不着邊際的話題。
大抵過了約半句鐘後，查先生從書桌起身向我走來，親自遞了一份剛謄寫好、墨香撲鼻的聘書給我。接到聘書後，我很激動，也很衝動，只粗略瀏覽了聘書內容，便不假思索地簽署了。當時我是某大出版社的編輯部主管和董事，事前未向原出版社提出辭呈。
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寫聘書，而且出自大家之手，豈能不為之動容？！
與前幾任的主編不一樣，查先生在聘書上寫明，除要我當總編輯之外，還兼任總經理。這也許與我之前在美國紐約大學（NYU）念的出版管理學和雜誌學有關。直到兩年之後《明報》上市，《明報月刊》也不例外受到市場的衝擊，我才幡然省悟查先生良苦的用心：他希望我在文化與市場之間取得平衡，可見他的高瞻遠矚。
第一天上班，例必向查先生報到，希望查先生就辦《明報月刊》給我一點指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查先生說話不多，依稀記得，他只淡淡地說了一句：“你瞧着辦吧！”當我向他徵詢，除了之前他在《明報月刊·發刊詞》揭櫫的“獨立、自由、寬容”辦刊精神外，他在商業社會辦一份虧蝕的文化性雜誌有什麼其他特殊原因嗎？他回答得簡潔：“我是想替明報集團穿上一件名牌西裝。”
潘耀明（右）與金庸在一起
換言之，辦《明報月刊》的另一層意義，也是為明報集團打造一塊文化品牌。後來他在另一個場合對我說，《明報》當初上市的股票，實質資產只有一幢北角明報大廈，每股港幣一角，上市後第一天的股值躍升了二元九角。換言之，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價值。他說，文化品牌是無形財產，往往比有形資產的價值還要大。
正因為查先生的睿智，經過多年經營，使《明報》成為香港“公信力第一”的報紙，相信這也是《明報》無形的財產。
“潘先生，謝謝你替我做了許多事”
查先生在香港九七回歸前，審時度勢，急流勇退，賣了明報集團。從經濟利益而言，查先生是一個大贏家，但其真正得失若何，相信只有他最清楚。查先生沒能實現他最終的理想──找到一個如他所言的為他“真正度身訂造的接班人”，相信是極大的遺憾。明報集團其後的發展是可預料的。
金庸贈與潘耀明的墨寶
沒有查先生主持大局的明報集團，市面上頻頻傳出對明報集團不利的消息，加上經營失利，陣腳不穩，明報集團很快被震散，差點成為孤兒。還幸馬來西亞的殷商張曉卿先生見義勇為，接手了這一爛攤子，經過好幾年刻苦經營，使她重入軌道。當然經營環境已大不如前了。
查先生賣了《明報》，也曾想過另起爐灶，做一番文化事業。首先他想辦一份類似歷史文化的雜誌，他準備寫長篇歷史小說，並在這份新雜誌連載。於是他找我過檔到他自己經營的明河出版社集團有限公司，為他策劃新文化雜誌和管理出版社。須知明報集團臥虎藏龍、人才濟濟，他單挑了我，令我不禁受寵若驚。為此，我們曾在他位於北角嘉華國際中心的辦公室把酒聊天過好幾次。每一次聊天，查先生運籌帷幄，興致很高，他從一個隱蔽的酒櫃取出瓶威士忌來，親自給我斟酒，然後自己斟小半杯，都不加冰，是純飲式的。
查先生每次的約晤，大都安排在黃昏時段。他往往先讓秘書打電話來，表示我如得空，讓我過去他的辦公室聊聊。我從柴灣的明報大廈到他辦公室所在的北角，也不過是十分鐘的車程。查先生的辦公室，更像一個偌大的書房，估量也有近二百平方，兩邊是從牆腳到天花、排列整齊的一行行書櫃；其餘的盡是大幅的落地玻璃。從玻璃幕牆透視，一色的海天景觀，可以俯覽維多利亞港和偶爾劃過的點點羽白色的帆船和渡輪。
那當兒，我們各握一杯酒，晃蕩着杯內金色的液體，酒氣氤氳。彼時彼刻，我喜歡拿目光眺望玻璃幕牆外呈半弧形的一百八十度海景，只見蔚藍的海水在一抹斜陽下，浮泛着一條條蛇形的金光，澌澌粼粼地向我們奔來……心中充盈陽光和憧憬。我們在馥郁酒香中不經意地進入話題。在浮一大白後，平時拙於辭令的我們倆，無形中解除了拘牽。他操他的海寧普通話，我講我的閩南國語，南腔北調混在一起，彼此竟然溝通無間，一旦話題敞開，天南地北，逸興遄飛。
《明報月刊》創刊號
那時的《明報》還是于品海時代，《明報月刊》處於十分尷尬局面，我毅然辭去《明月》職務，準備追隨查大俠幹一番文化事業。當時查先生與我簽了五年合約，可惜在我入明河社前夕，查先生入了醫院，動了一次心臟接駁大手術。這次手術不是很順利，他在醫院住了大半年。我當時只帶一位秘書過去。查先生因身體狀況大不如前，他的歷史小說並沒有寫出來，對原來宏圖大計也意興闌珊，我只能做一點文書工作，因給合約綰住，令我進退維谷。
張曉卿先生後來買了《明報》，我在明河社無所事事地呆了一年後，一九九六年重返《明報》，接手明報出版社工作。有一段時期，《明月》的業務陷於低潮，當時明報集團的執行董事找我，迫切地希望我能兼任《明報月刊》，我一時推搪不了，這樣一兼就十三年！後來我便專職《明報月刊》的業務。
《明報月刊》是金庸親手創辦的，第一任主編也是他。《明月》沒有帶給他任何有形的財產。有的，也是文化的價值──無形的財產。到了今天，還有人質疑她存在的價值。但是金庸對她卻情有獨鍾。當我返回《明月》當主編後，幾乎他晚年所撰寫的文章，都讓《明月》獨家披載。
金庸去世，億萬讀者為之痛心。圖為10月31日，沈陽北方圖書城地王店舉辦金庸作品展，包含《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等在內的多部經典作品吸引讀者（圖：中新社）
世紀之交，我策劃了一次香港作家聯會與北京大學舉辦的“二〇〇〇年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金庸在北京研討會一次活動的休憩縫隙，驀然訕訕地對我說：潘先生，謝謝你替我做了許多事，你離開出版社（明河社）的事，當時處理很不當，你受了委屈，為此，我表示歉意。
與金庸相交多年，他雖然文采風流，卻不擅於辭令，以上迸出的幾句話，相信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
“金庸的字條管理”
金庸主政明報集團，除了開會偶然講話外，平時大都是用寫字條的方式來傳遞他的指令。與他聊天，他用很濃重的海寧腔與你交談，很多人都不得其要領。
即使這樣，金庸的“明報企業王國”，卻是管理有度、應付裕如的，令人刮目相看。他奉行的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管理原則。他深諳用人唯賢、人盡其用的道理。一旦找到他所器重的人，便委以重任，放手讓其發揮，一般不過問具體事務。所以明報集團旗下，凝聚了不少有識之士。
“金庸的字條管理”是明報企業一大特色。金庸的字條，都是淺白易懂、言簡意賅的，好比後來所有《明報》的管理層所奉行的“五字真言”和“二十四字訣”，可視作辦刊物的秘訣。
《明報》評核一篇副刊文章之好壞，金庸定下的“五字真言”“短、趣、近、快、圖”的標準，為此，金庸親自作進一步闡釋：
短：文字應短，簡捷，不宜引經據典，不尚咬文嚼字；
趣：新奇有趣，輕鬆活潑；
近：時間之近，接近新聞。三十年前亦可用，三十年後亦可用者不歡迎。空間之近，地域上接近香港，文化上接近中國讀者；
快：金庸初提“快”字，後改用“物”字，即言之有物，講述一段故事，一件事物，令人讀之有所得。大得小得，均無不可；一無所得，未免差勁；
圖：圖片、照片、漫畫均圖也，文字生動，有戲劇舞台感，亦廣義之圖。
選稿的標準，以二十四個字為依據：
新奇有趣首選
事實勝於雄辯
不喜長吁短歎
自吹吹人投籃
以上用稿標準，雖然他原先是針對《明報》副刊而言的，但是已成為明報編輯選稿的標準了。
金庸自己對文字的東西，從來都是一絲不苟的。記得，我開始編《明月》時，收過他二、三次字條，大抵是他翻閱《明月》時，發現那一篇文章有誤，諸如題目不達意，那一頁有若干異體字，那一處標點符號不當……
讀者以各種不同方式懷念金庸。圖為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資深外交官、法學博士、哲學博士後郭宇光為紀念金庸而撰寫的“出文入武，行俠仗義”藏頭詩
每當收到金庸字條，編輯部的同事都格外緊張。所以在校稿時特別用心。迄今，《明月》每篇文章，要求有五個校次，儘量使到少出錯，甚至零錯字。這都是金庸擇善固執的優良傳統。
金庸的博識，與他喜歡閱讀有關。陪金庸出遊，他每到機場，往往趁餘暇的時間，要我陪他去逛機場書店。一九九五年初春，他接受日本創價大學頒授榮譽博士銜頭，來回程經東京機場，他都乘空尋隙去逛書店。他除了精通英文外，還諳懂日文、法文，他在機場書店一站就大半句鐘，揀到一本好書，如狩獵者獵到獵物，喜上眉梢。
金庸的辦公室書多，他在山邊的複式寓所，上層近三百平方，其三幅牆都做了書架，觸目是琳瑯滿目的書海，置身其間，大有“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之豪情勝慨！
金庸的成功是多方面的，這與他的博覽群書、淵博的學問、廣闊的襟懷和獨特的眼光等諸因素都有關係。
集成功的報人、成功的作家、成功的企業家於一身的金庸，相信在海內外都是空前的，在這個商品味愈來愈濃重的社會，恐怕也很可能是絕後的。
其實，金庸不光是我工作的上司、老闆、忘年交，也是我為之獲益良多的老師！
（作者係《明報月刊》總編輯兼總經理、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文中小標題係編者所加）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 2018年12月號
責任編輯：莫潔瑩、趙珊
編輯：周琦、李倩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