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往何處去？
2018年12月18日，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憶往昔，40年前的這一天，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由此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兩天前，中美發表建交公報，並於半個月後的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可以說，中美關係揭開新篇章與中國改革開放開啟偉大征程在時間上緊密相連。在新時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新征程上，中美關係往何處去是一個不僅需要準確評估，也需要妥善塑造的戰略問題。
文｜北京 陳文鑫
中美建交40年的基本經驗
中美建交40年來，兩國關係雖經歷風風雨雨、曲曲折折，但總體保持穩定，譜寫了兩個不同文化傳統、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發展階段的大國和平共處的新篇章。總結中美關係40年的發展歷程，有以下幾條基本經驗：
其一，戰略合作。這是中美關係得以發展的戰略基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美戰略基礎是共同應對蘇聯威脅；冷戰後10年，中美戰略基礎是全球化大潮下的經濟合作；本世紀頭10年，中美戰略基礎是經貿合作與反恐合作“雙引擎”。以40年的歷程觀之，大致可見頭30年中美關係的戰略基礎較為穩固，而後10年中美關係的戰略基礎則出現鬆動。
其二，經貿壓艙。建交40年來，中美雙邊貿易額從1979年的24.52億美元猛增到2017年的5,837億美元，增長超過237倍。目前中國是美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美國是中國第六大進口來源地和第一大出口市場。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統計資料，2017年美國對華貨物出口佔其全部貨物出口的8.4%，對華貨物進口佔其全部貨物進口的21.4%；而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資料，2017年中國對美貨物出口佔其全部貨物出口的19%，對美貨物進口佔其全部貨物進口的8.4%。投資方面，兩國雙向投資累計超過2,300億美元。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截至2017年12月底，美國累計在華設立外商投資企業6.84萬家，實際投資超過830億美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經貿合作在兩國關係中發揮著“壓艙石”的重要作用，確保中美關係這艘航船儘管經歷風浪，也能行穩致遠。
其三，人文交流。建交40年來，中美在教育、科技、文化、體育、旅遊、衛生等領域交往頻繁，極大地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截至目前，兩國已經建立了49對友好省州和222對友好城市；2017年中美兩國人員往來532.7萬人次，平均每天有1.46萬人往來兩國，每17分鐘就有一架航班起降；截至2017年年底，中國有41.91萬人在美留學，美國有2.39萬人在華學習。人文交流的擴大，為中美關係的發展培育了一定的民意基礎。
當地時間2018年12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共進晚餐並舉行會晤（圖：新華社）
其四，元首外交。中美建交以來，兩國領導人通過雙邊互訪、多邊會談、通信通話等方式，保持溝通，為中美關係發展發揮戰略引領作用。1979年1月底2月初，鄧小平應邀訪美，在美刮起一股“鄧氏旋風”，成為中美關係史上的一個里程碑。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和特朗普兩任總統的交往也在關鍵時期發揮關鍵作用，留下了“莊園會晤”“瀛台夜話”“白宮秋敘”“西湖茶敘”等佳話，引領著中美關係的發展方向。2018年12月1日的中美元首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是元首外交引領兩國關係發展的最新例證。在中美關係面臨困難的情況下，兩國元首為未來雙邊關係發展定下基調，決定“在互惠互利基礎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礎上管控分歧，共同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同意為解決貿易爭端展開積極磋商，爭取在90天內取得具體成果。
新現實與新挑戰
過去的經驗能否繼續指引未來的發展，答案仍是未定之數。就當前而言，中美戰略合作基礎鬆動，雙方不僅難以找到戰略合作的抓手，美方甚至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將中俄等視為首要戰略威脅；經貿也從“壓艙石”變為“衝突源”，中美“脫鉤論”一度甚囂塵上；人文交流在有關中國“銳實力”炒作的影響下，平添猜忌。在此背景下，元首外交在中美關係中發揮的作用得到凸顯。凡此表明，中美關係面臨一系列新現實與新挑戰，老經驗不一定能解決新問題。新問題一部分源自客觀的實力對比，一部分則源自主觀的認知之變。
中美兩國建交40年來，在教育、科技、文化、體育等領域交往頻繁，極大增進了兩國民間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圖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典禮上，一些畢業生手持中國國旗（圖：新華社）
從實力對比看，雖然2018年美國GDP將突破20萬億美元大關，成為首個GDP達20萬億美元的超級大國，但中美經濟實力差距在縮小也是不爭的事實。一個簡單和直觀的比較是，1993年克林頓上台時，中國的GDP僅是美國的1/16；2001年小布什上台時，中國的GDP也只是美國的1/8；2009年奧巴馬上台時，中國的GDP已接近美國的1/3；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時，中國的GDP已超過美國的60%。不僅如此，中國的GDP還在短短的幾年中連續超英（2006年：2.7萬億VS2.6萬億）、超德（2007年：3.5萬億VS3.4萬億）、超日（2010年：6萬億VS5.5萬億），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雖然經濟總量只是國家綜合實力的一個方面，但大致從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開始，有關如何處理中美間“老二與老大”關係的討論日漸增多。中美關係日益被放置在“老二與老大”的關係框架中去看待。特朗普政府對華強調對等和相互尊重，反映的也是中美實力對比的深刻變化。
認知的變化直接體現在戰略心態的變化之上。就中美兩國而言，一個明顯的變化是，中國越來越自信，美國越來越焦慮。在此認知和心理因素的影響下，雙方發生戰略誤判的幾率增加。美國對威脅的認知會放大中美之間的權力之變，甚至使中美之間的全面較量提前到來。美國總是對自己的世界地位感到擔憂，正如時任奧巴馬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多尼隆所說，“這種憂慮存在於美國人的DNA之中……每隔10年左右，就會有一波新的、嚴重的悲觀情緒席捲美國”。在這種情緒的影響下，美國與挑戰者的矛盾往往被放大。美蘇冷戰時，美國中央情報局以國民生產總值（GNP）為指標評估顯示，蘇美GNP之比在1975年達到峰值，蘇聯的GNP約為美國的58%。若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為指標，蘇美的差距則更大。根據“麥迪森歷史統計”資料，蘇美GDP之比同樣在1975年達到峰值，但蘇聯的GDP僅相當於美國44.4%。同樣，在美日競爭十分激烈的上世紀70至90年代，日本GDP在最高點時也僅相當於美國的41.4%。換句話說，歷史上美蘇、美日的競爭態勢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認知塑造出來的，當前的中美關係也不例外。
有三重鏡像在影響著美國戰略界對中國的認知：
一是“大國權力轉移”鏡像，將西方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驗投射到中國身上，認為中國隨著國力的增強，必將對現存秩序不滿，從而謀求改變舊秩序，挑戰美國主導地位。
二是“中華帝國”鏡像，將古代中國建立的朝貢體系投射到當今亞太，認為“中央之國”的文化情結將促使中國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在亞洲建立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體系。
三是“美國崛起”鏡像，將美國自身的崛起歷程投射到中國身上，擔心中國搞“亞洲版門羅主義”，將美國排擠出亞洲等等，就是此鏡像的反映。因此，美國戰略界開始反思自尼克松政府以來對華實施的融合戰略，其中一部分人認為，“美國把中國融入自由國際體系的努力現在導致美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受威脅，並最終可能對美國全球地位產生嚴重挑戰”。這種聲音在美國獲得越來越多共鳴。
中美關係的未來發展需要戰略決心
從歷史上看，管理主導國與崛起國的關係從非易事，管理“老大”與“老二”的關係更是難上加難。下一個40年中美關係何去何從？這不僅需要中美兩國戰略界深思，也需要兩國政治家拿出戰略決心。
作為“修昔底德陷阱”的代言人，格雷厄姆．阿利森在《註定一戰》的結論部分就如何避免中美一戰，給美國領導人提了四個建議：
一是明確關鍵利益。阿利森建議美國領導人在中美“史詩般的競爭”中分清關鍵利益所在。譬如，保持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主導地位是否真的符合美國的關鍵國家利益？美國是否會為了阻止中國奪取南海諸島或收回台灣而“承受任何代價”？
二是理解中國的所作所為。阿利森建議美國領導人更好地理解和重視中國的核心利益。美國政府越了解中國的目標，就越能為化解分歧做好準備。他同時建議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好好讀一讀《孫子》：“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三是制定戰略。阿利森認為，儘管精心制定戰略並不能確保成功，但缺乏連貫、可持續的戰略總會招致失敗。構思和打造一項與應對當前挑戰相適應的大戰略，不僅需要政府高官貢獻政治資本，也需要他們貢獻睿智。
四是將國內挑戰置於中心。阿利森認為，如果中美兩國領導人能認識到各自國內所面臨的問題的嚴重性，並賦予其應有的優先地位，那麼設計一條“分享21世紀亞洲”的路徑就並非最嚴峻的挑戰。
儘管阿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論不甚嚴謹，但他提出的上述建議無疑是中肯的。對於未來的中美關係而言，以下四點值得強調。
一要清楚了解國家實力的有限性，認清國家的核心利益和關鍵利益之所在，理解對方的所作所為，以國家內生性發展為優先。正如《孫子．形篇》所言：“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二要破除“鏡像”和“心魔”。中美兩國高層及戰略界要以更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心態，加強溝通。保持戰略克制，在戰略克制中不斷累積互信。
三要繼續厚植民意基礎。當前，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在全球勃興，中美兩國均不同程度受這股思潮影響。而在新的媒體環境下，信息碎片化、觀點多元化、表達隨意化已成為新現實，又為這股思潮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與此同時，媒體通常較關注中美關係的競爭面與消極面，而對合作面與積極面關注不夠，導致中美關係進一步發展的輿論環境惡化，民意基礎不足。中美兩國應繼續加強民間交流和人文交流，進一步增進相互理解。
四要避免中美關係被第三方因素所綁架。在國際秩序經歷歷史性變遷的當下，錯綜複雜的矛盾會凸顯，影響中美關係的第三方因素會增多。中美應盡力避免兩國關係受第三方綁架。
（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美國研究所副所長）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9年1月號
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周琦、李倩妍、史帥